这些战俘和被掠人口的下落和景况，虽诸史志多语焉不详，从零星的记载看，除少数人后来被“放还”，或由亲友等出资赎回之外，更多的是被当作奴隶投入生产劳动且遭遇极差。作为个案，据《太平广记》卷一六六注引《纪闻》说：当时有一个名为郭仲翔的人，约于开元年间任姚州都督府判官，后在与南诏作战时被俘押回“赐蛮首为奴”，再后曾因逃跑而多次被转卖，及至最后一次，“蛮又追而得之，复卖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难禁止耶！’乃取两板，各长数尺，令仲翔立于板，以钉自足背钉之。钉达于木。每役使，常带二木行，夜则纳地槛中……如此者七年。”以此观之，郭仲翔身为朝廷命官尚且遭此磨难，其他被俘士卒和被掠平民的景况便可想而知了。进一步说，唐代中、后期大批汉族移民流入南诏境内而始终未能形成汉族族群，其原因所在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据记载，在南诏时被掠的汉族人口中，也不乏受到善待甚至重用的人。例如，唐西泸县令南诏清平官郑回，即为其中之一。关于郑回，史载曰：“初，云南王阁罗凤陷嶲州，获西泸县令郑回。回，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人，通经术，阁罗凤爱重之，其子凤伽异及孙异牟寻、曾孙寻梦凑皆师事之。每授学，回得挞之。及异牟寻为王，以回为清平官。清平官者，蛮相也，凡有六人，而国事专决于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谨，有过则回挞之。”不过，像郑回这样以俘虏身份而跃升为南诏重臣的汉人，毕竟只是极少数。而且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郑回的后裔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融入滇西“白蛮”中，据杨慎《滇载记》说，唐末灭蒙氏（南诏）而自立，改国号曰“大长和”的“白蛮”大贵族郑买嗣，便是郑回之后。
另据记载，在唐、宋之世，也有一定数量的内地汉族农户自发流入南诏、大理界内偏僻山区垦荒自养，如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杨佐奉命进入大理国境内买马。行至“束密之墟（约在今云南姚安一带）……有老髽自山而下，问佐何来……老髽涕泣而徐言：‘我乃汉嘉（今四川雅安地区）之耕民也。皇佑（1049～1054年）中以岁饥来活于兹，今发白齿落垂死矣，不图复见乡人也’。”此类自发流入的内地汉族“耕民”，亦因人数有限且多为散布于广大山区的零星人户，故更不足以形成汉族族群。
此外，还有记载表明，大理国时期，随其东部疆域收缩到今滇东、黔西一线，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曾一度推进到了今贵州中部一带，并遣发过几支以汉族为主的军队进驻戍守。但同样是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在后来的发展历程中，这些徙居滇黔地区东部的汉族人户，逐渐与当地少数民族土着族群相融合而形成了一种似汉非汉的特殊社会族群。突出的如贵州历史上着名的“宋家”，据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三说：“宋，宋景阳，河北真定人也，开宝八年（975年）累官至宁远军节度使，时广右诸蛮作乱，诏景阳率师征之，悉定广右，复进兵都匀、贵州等处。西南以平，诏建总管府于大万谷落等处，授景阳宁远军节度使都总管以镇之。景阳抚绥劳来，甚得远人之心，而柳州、庆远（今广西宜山一带）之民多归附。”据此，在元初便见于记录的“宋家”之称，乃源于戍边镇将宋景阳之姓氏，而宋景阳本人是地地道道的汉族，其所领徙黔军民人户中多数也当是汉族，但在后世的历史文献中，有的将“宋家”列为“夷”之一种；有的将其归入苗族且云：“（宋家）与苗同化，黔中苗族之有宋姓者盖以此”；还有的则干脆将宋氏及其所部统称为“夷汉民”。这些记载，除了说明“宋家”也是由汉化夷之外，同时还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族群互动融合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五、元明清汉族向西南的迁徙和发展
元、明、清以降，是我国宏观政治局面由分裂割据再次走向统一的历史新阶段。在西南地区，除了元明、明清之际又出现的两次较大的动乱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均处于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在此历史背景下，随着外来移民持续不断地迁入，北部巴蜀汉族逐渐走出了历史的低谷并发展壮大成为汉族最庞大的族群之一；与此同时，永远告别了地方民族割据时代的南部滇黔地区，通过元、明两代尤其是明初洪武年间大规模的移民屯田之后，又重新开始发展并延续至今。
（一）巴蜀汉族的发展
如前所述，巴蜀的汉族，在唐宋时期曾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但经过宋元之际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大战乱，又再次跌入了历史的低谷。入元以后，最初的汉族人口总值仅为10多万户将近100万人，尚不及南宋绍兴、嘉定年间的20％。为此，还在战争结束前的元初至元十一年（1274年），为了增加财税收入和解决驻川元军的供给，元政府便开始在自然条件较好且又破坏最为惨重的成都平原一带布置屯田。到至顺元年（1330年），成都附近共有军屯14，屯户9700约4万人，屯田1500余顷，并以此为中心将垦区逐步扩大到今重庆、宜宾、广元、阆中等广大地区。
与此同时，民屯也有较大发展，据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所载《虞集神道碑》说：仅在四川盆地东部的夔州路一带，自元初“立保置屯田”以来，先后“得流民三十九万，以实边郡”。再至元代中、后期，随着关陇、荆湘等毗邻地区的汉族农户“见彼中田畴广阔”、“土饶利厚”而纷纷迁入，到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计“开垦成业者，凡二十余万户”。如果以上记载出入不是太大，那么元末巴蜀地区的汉族人口，较之元初至少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且，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外来移民甚至远远超过了当地的土着汉户，如明代泸州《图经志》说：“昔元时地广人稀，四方人民流寓于泸者，倍于版籍所在。”
及至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元末农民大起义中的着名红巾军将领明玉珍率部20万众自荆湘溯长江而上攻克重庆，以后又逐步占领了巴蜀大部分地区，并于1362年在重庆建立“大夏”农民政权，后至洪武三年（1370年）为明将汤和、傅友德所击灭。值此10余年间，明玉珍及其子明异率红巾军先后与元、明军队激战于巴蜀界内，致使区内本来就较为有限的汉族人口又急剧下降。延至明初，据《明太祖实录》说：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户部奏：四川民总八万四千余户，其伪夏故官占为庄户者二万三千余户”。这一数字，甚至比元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的官方统计数据还要略低。不过，这仅仅只是农户而不包括驻川明军和“大夏”红巾军残部，因而区内汉族人口的实际数量还要更高一些，但参照元初的户、口之比仍很难超过100万。
明代巴蜀地区的人口数量，据研究明初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146万余人。至明中叶弘治十五年（1502年）上升为266万人，再至万历六年（1578年）达310万人。近200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其中汉族当不少于80％即250万人左右。增加的原因，除了人口的自然增殖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外地汉族移民的大量植入。其具体情况，正史记载不多而主要见于方志和家谱的追述，如道光《邻水县志》说：“今合邑祖籍，多系明初入蜀，谓之‘老民’。”宣统《广安县志》也说：“洪武四年（1371年），廖永忠平蜀，大肆杀戮，复徙楚之麻黄人来实兹土。”且云：“（广安）户籍以明初土籍曰‘旧’，以康熙客籍曰‘新’。凡楚人居其大半，而以明之麻黄籍最早……”民国《荣县志》则称：“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蜀人楚籍，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其余如民国《名山县志》云：“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徙楚实蜀，名山号为乐都，来者尤众。”民国《汉源县志》亦云：“明代之初，秦楚填蜀……一时编户齐民。秦楚籍者十九焉。”民国《简阳县志》则据调查结果说：“洪武二年（1369年），湖广麻城居民迁至简州者众多。”
根据上述方志所载，至少可以得到两个初步印象：一是清代以前徙居巴蜀的汉族“老民”，多声称来自荆楚一带即当时的湖广地区，重点又是“麻黄”即湖广行省辖下黄州麻城县（今湖北麻城县），尤其是该县的孝感乡。二是迁入的时间多在明朝初年洪武年间，特别又是洪武二年（1369年）至洪武十四年（1381年）之间的10余年内。这一历史现象，早在民国年间（1912～1949年）便已引起了四川学者的注意而作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解释，如民国《南溪县志》说：“……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县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这多；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以移住，何以独适孝感一乡？抑明（玉珍）氏隶籍随州（今湖北随州市）、随州距孝感不远，彼从龙之彦，人众势强，土民或他兵皆冒籍以自求庇乎？”再如民国《资中县志》说：“本省当元之际，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长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日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尤多。”
延至当代，又有学者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并得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在（四川）移民史上，麻城孝感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地理概念。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孝感乡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有些外地移民在孝感乡停留时间很短即入川，有的则定居数代成为土着后再迁移。大多数湖北移民迁入四川后以麻城作为故乡，而言麻城者必言孝感，其中有的确实是从麻城外徙的移民，但也有从其他地区外迁的移民。总之，麻城孝感几乎成为四川移民祖籍的代名词”。对此，我们表示完全赞同，但需略作补充的是：巴蜀汉族中广为流传的麻黄祖籍说并非孤立的社会现象，在巴蜀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说法，如在云南汉族中流传极其广泛的“南京高石坎柳树湾”或“南京柳树湾高石坎”祖籍说，山东、河南一带汉族中的“山西洪洞老槐树”祖籍说，等等。若细加探究，除了上引研究结论中所列举的种种情况之外，我国汉族传统文化中的“从众心理”与功利主义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且，其中的大多数都是所谓“托籍”、“冒籍”者而不可信以为真。
明代外地汉族徙居巴蜀，自洪武初年的高峰期过后，见于记录的还有洪武二十年（1387年），“汉阳县知县郭叔文言：‘四川所辖州县，居民鲜少。地接边徼，累年馈饷，舟车不通，肩任背负，民实苦之。成都故田万亩，皆荒芜不治，请以迁谪之人开耕，以供边食，庶少纾民力。’从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于今川西南一带“置建昌、苏州二军民指挥使司及会川军民千户所，调京卫及陕西兵万五千余人往戍之”。正统元年（1436年），“四川布政司奏：‘重庆府武隆县民逃徙死亡，乡落空虚，乞补编户，以承租税。’事下行在户部议：‘以四川、湖广所问罪囚应徙流迁者，连家室迁往为民。’从之”。这些移民的到来，不仅壮大了巴蜀地区汉民族集体的力量，而且使得汉族的分布面又延伸到四川盆地边缘川滇、川黔交界处的少数民族地区，并与同期重新形成的滇黔汉族在空间分布上连成一片。
总而言之，明代巴蜀的汉族，在外来汉族移民不断植入与区内汉族自身生息繁衍的双重作用下，呈现为平稳发展持续壮大的整体态势。但降及17世纪的明清之际又再度陷入了空前绝后的大劫难之中，到了清代初年，整个巴蜀地区的人口总值，按学术界较一致的研究结论，仅残存50万～60万人而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对此，巴蜀民间盛传为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八大王（张献忠）剿四川”所致，而着名川籍大学者郭沫若先生也在其《我的童年》一文中说：“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遇到过一次很大的屠杀，相传为张献忠剿杀四川。四川人爱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这虽然不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互相厮杀的数量一定不小……”这些传言，虽严格说来都有所本，然而又远远不是事实之全部。根据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造成明末清初包括汉族在内的巴蜀人口锐减并创下最低历史纪录的原因，按时间顺序至少可归纳为下列3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