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述及，两汉时巴蜀汉族约有231．52万人，但是随着汉末的动乱和蜀汉时期的连年用兵，到曹魏灭蜀之时（264年），有确切记载表明区内的人口已剧减下降为户28万、口94万、军士10．2万、吏4万，合计为108．2万人。其中，汉族为70万～80万，仅及汉世的1／3左右。再至成汉初年，更是跌入了历史的谷底，据《华阳国志·大同志》记载，当时在汉族较为集中的成都平原一带，李雄所部面临的局面是：“野无烟火，掳掠无处，亦寻饥饿。唯涪陵民千余家在江西，依青城山处士范贤（即范长生）自守。”此后，经过长达300余年的漫长岁月，到了隋末大业五年（609年），区内的总人口才又缓慢增长到36万户，初唐贞观年间（1627～649年）再上升为57万户，唐大中年间（847～860年）据卢求《成都记》所说仅西川便已达到了100万户，其中汉族当不少于80万户约320万口，从而创下了有史以来的又一个新纪录。这一数据，还不包括东川地区和当时曾大量存在的“逃户”。
隋唐时期的“逃户”，见于记载者颇丰，主要是指那些自发流入深山老林和边远地区而脱离了政府控制的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人户。这种现象，在当时曾较为普遍而尤以巴蜀地区最为突出。史载武周圣历三年（700年），剑南道辖下蓬（治今四川仪陇县）、渠（治今四川渠县）、果（治今四川南充市）、合（治今四川合川市）、遂（治今四川遂宁市）五州境内，“逃走户有三万余”即10多万人。天宝年间南宾郡（今重庆市辖下忠县一带）亦“逋亡襁负而至者不可胜数”。从理论上讲，“逃户”现象的产生，主要根源于封建政府的狂征暴敛和豪强地主的肆意兼并，致使部分贫苦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另觅生路。与此同时，也是区内平坝地带因人口剧增、土地日趋紧缺而导致的结果之一。为此，诗人杜甫约在天宝年间便已较为明确地指出：“蜀之土肥，无耕之地。流庸之辈，近者交互其乡村而已，远者漂寓诸州县而已，实不离蜀也。”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随着大量“逃户”离乡“不离蜀”而向广大山区迁徙，不仅大大拓展了区内汉族的分布范围，而且逐渐改变了巴蜀汉族自先秦以来延续了1000多年的基本分布格局。
两宋及元初巴蜀汉族的历史发展，可概括为“盛极而衰”四个字，且集中反映在区内人户数量的剧烈变化上。巴蜀汉族的人口，自9世纪中叶晚唐大中年间（847～866年）达到了约80万户320多万口的新高度之后，经200多年的持续增长，到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区内成都府、潼川府和利州、夔州等四个路的人口总值，又进一步上升为198．8万户，扣除利州路辖下今陕西汉中及夔州路所属今湘、黔两省部分地区，再以汉族占75％估算，则是时巴蜀汉族的人口为400万左右；延至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又再次创下了253万多户的历史新高；后至嘉定十六年（1223年）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245．6万户的水平上。其中汉族为500万人上下。然而仅仅到了相隔不过60多年后的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巴蜀汉族的人口便骤然降至10多万户不足100万人，仅及南宋时期的20％左右。
对于巴蜀汉族人口的大起大落，认真分析下来，导致人口增加的原因，不外乎区内人口的自然增殖、外来移民的大量徙入和民族融合亦即少数民族族群的汉化等3个方面，锐减的原因则主要是宋、元之际长时间的战乱所致。
首先，人口增长的原因及其大致情况。据研究，巴蜀地区特别是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一带，早在初唐贞观年间（627～649年）便已跻身全国四大人口密集区之一，到了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更是跃居首位并长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按照人口学的基本理论，在人口增长率相同的情况下，基数越大者其增殖的绝对数量也就越大，加之区内数百年间无大战乱，人口增长率理应不低，故而此期巴蜀汉族人口持续增长的原因，当首推区内人口的自然增殖。
其次，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宋代外地移民入川，尤以两宋之际的“靖康之乱”前后最为活跃，且动辄便以万数计。例如南宋初绍兴二年（1132年），驻川宋军主将张浚上奏朝廷说：是时仅“舍伪从正”即弃金投宋而南下入川的北方汉族将士便达15万人。其余自关陇一带涌入的溃兵、难民、流人更是不可胜数，以致宋廷曾下令在今宝鸡市南大散关设置关卡加以限制。此次由金灭北宋而引发的移民入川浪潮，直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达成和约禁止互相接纳对方人员才暂告平息。但不久又因金海陵王率兵南侵再起波涛，史载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有人奏称：时川中“新附之众”已达“几十余万”。以此观之，终两宋之世300余年，移民入川的人数，也当不少于创历史纪录的百万之众。
再次，区内的族群互动融合。如前所述，还在唐天宝年间（742～756年），巴蜀地区的平坝地带尤其是成都附近便出现人口饱和、土地紧缺的迹象。为此，杜甫曾有“蜀之土肥、无耕之地”的议论。及至两宋时期，在人口迅速增殖和外来移民大量涌入的双重压力下，受自然规律支配，巴蜀汉族人户纷纷向地广人稀之地迁徙，主要又是由人口较为密集的成都平原一带向东部平行岭谷和周边地区蔓延扩散。其中，部分是由政府募集前往，如位于四川盆地南部边缘地带的今泸州以南地区，北宋时仍“华戎错居，土旷而弗耕”。后经人奏议布置屯田，到熙宁七年（1074年）“凡得夷所献地二百四十里，均已募人垦耕”。而更多的则是自发流徙，据记载有的还深入到了边远民族地区，如地处渝州（治今重庆）南部南平、巴县一带的“夷人”李、王、梁三大家族，时“各有地客数千家”，且“间以威势诱胁汉户，不从者屠之，没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户”。此外，流入矿区充当民工也不在少数，如陵州井研县（今井研县）境内时有盐户百余家，各役使工匠数十人，“皆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着之徒”，甚至还不乏“变易名姓，尽来此佣身赁力”的来历不明者混迹其间。
两宋时期区内汉族迁徙扩散所产生的社会功能，探究起来至少有三，即：一是致使巴蜀汉族的分布面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二是进一步开发了四川盆地东部的广大山区和盆地边缘地带的多民族杂居区，三是促进了上述地区少数民族土着族群的汉化。关于后者，南宋人真德秀在《西山文集》卷二八《送南平江守序》中曾有过一段较为生动的描述：“南平（今重庆市南綦江县一带），故汉巴渝地，至唐犹以僚名。我朝元丰（1078～1085年）中，声教远浃，始即其地置军焉。百三四十年间，浸以道德，薰以诗书，彬彬焉与东西州等”。另据研究，成汉时从牂柯郡北上并广泛散布于巴蜀境内的僚人，到南宋时也已基本完成了与汉族或区内其他民族的融合而陆续消失。
至于元代巴蜀地区人口的锐减，诸史志均有较为明确的记载，主要是由于宋元之际的长期战乱所致。史载公元13世纪前期，刚刚兴起于北方草原的蒙古帝国挥师南下，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击灭西夏之后兵临巴蜀北界关陇、汉中一带，并曾数次突入川北大肆掳掠。后与南宋联兵于端平元年（1234年）灭金，且于次年即大举南下攻宋。于是，安享太平600余年的巴蜀地区自此陷入了旷年持久的战乱之中，成为宋、蒙两军对阵的西部主战场。直至元朝初年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左右，才以重庆城的陷落为标志而告结束。
宋、蒙巴蜀之战，不仅历时半个多世纪，而且堪称历史上最为酷烈的攻防争夺战之一。其间，双方投入的兵力累计超过100万，成都城数次易手，蒙军统帅蒙哥大汗战死合州（今合川市境）钓鱼城下。战乱之中，巴蜀汉族及少数民族族群，也遭受了无穷无尽的苦难乃至滥肆的屠杀。有记载说，蒙古大军攻陷成都后曾下令屠城，数日之间城内陈尸街头者竟达140余万人，城外的还尚未计算在内。其余如民国《内江县志》卷一二引曾庆昌《内江旧户多楚人说》云：“宋、元争蜀，资内三得三失，残民几尽。迨元一统则已地荒民散，无可设官，一时资州、内江、资阳、安岳、隆昌、威远（诸）州县并省，终元代九十年未复。”民国《名山县新志》也说：“元代名山惨遭杀戮，死亡转徙，县中古户，几无孓遗。”
这些记载，虽有耸人听闻之嫌而不可全然相信，但元朝初年巴蜀地区的人口曾一度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却是客观事实。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初四川行省辖下成都、重庆、广元、顺庆等4路和怀德、绍庆两府境内，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的人口数据仅为9．86万户60．4万口，加上缺漏户口数的潼川、嘉定、叙州、永宁、马湖等路、府，则是时巴蜀汉族充其量不过将近100万人，较之南宋绍兴、嘉定年间减少了80％以上，是为巴蜀汉族发展史上的又一个低谷期。
总而言之，自公元前2世纪初的西汉前期到13世纪末的元朝初年近1500年里，巴蜀汉族曾走过了极其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其间既有过汉、唐及两宋时期的昌盛与辉煌，又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之世和宋元之际的劫难与苦衷，呈波浪形地向前发展着。
（二）滇黔汉族继续夷化
唐宋之时滇黔地区为少数民族土着族群上层割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南诏和大理的建立。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从南北朝时期延伸而来的滇黔汉族的夷化，至唐中叶随南诏崛起又进一步深化，唐宋之世内地汉族向滇黔地区的迁徙流动，大体上以发生在8世纪中叶的唐、南“天宝战争”为界分做两个时期。在此之前的近200年间进入滇黔的汉族移民，主要为游宦、驻防、征战三大类型，其次为出使、游历、流寓等等。其中，游宦者见于文献记录者如隋南宁州总管韦冲，西宁州刺史梁毗，唐南宁州都督韦仁寿、党仁弘，越嶲都督竹灵倩，云南太守张虔陀等。这些封疆大吏，不仅多领有一定数量的将校士卒，有的还带有子侄妻儿等亲属，如《隋书·韦冲传》说：韦冲“为南宁州总管……其兄子伯仁随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纵暴，边人失望。”驻防者则多为轮流戍边的士卒，如唐代曾从麟德元年（664年）起，“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治今云南大姚），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镇守”，延至武周圣历元年（698年）仍维持“每岁遣兵五百人戍姚州”的定制。推算下来，其间36年里仅轮流前往姚州驻防戍边的内地汉族士卒，便累计可达18000人左右。至于因征战而随军进入滇黔地区的汉族将士，更是史不绝书，较大规模者如隋代史万岁、杨武通、刘哙三次征西爨，唐初贞观年间（627～649年）梁建方击“松外蛮”，永徽年间（650～655年）赵孝祖讨“白水蛮”，唐中叶景龙年间（707～710年）唐九征破“姚川蛮”，开元年间（713～741年）张审素伐“西南蛮”，等等。以上各类人员，虽然人数众多、活动频繁且络绎不绝，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未能落籍定居下来，间有少数例外者，亦当逐渐融入当地少数世族土着族群，因而始终未能形成稳定的汉族族群。
相形之下，自天宝十载（751年）第一次“天宝战争”爆发之时起，由内地向滇黔地迁徙流动的汉族人口更多，但相对集中在天宝十载、十二载和十三载的唐、南三次大战期间及晚唐时南诏对邻近地区的大肆抄掠过程中。且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是，此期流落南诏境内的汉族人口，主要是战败被俘的南征将士和被掠吏民。其人数，据记载唐军在三次战争中共投入了将近20万兵力，主体为来自“关辅、河南、京兆”等地的北方人。及至惨败之后，史称“去者万不一全”，“千去不一回”，故即使是以三分之一估算，自此落籍边地的汉族战俘亦当不少于六七万人。而自晚唐大和年间（827～835年）以后，在南诏“两陷……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的数十年战争中，被掠汉族人口更是动辄以万数计。有记载说：“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间民畜为空”。其中，仅大和三年（829年）南诏攻破成都外郭后，便“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再至咸通五年（864年）攻陷邕州时，史载“五道兵八千人皆没”，若加上被掠百姓，当又是数万人之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