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中大姓的由来，尽管学术界迄今仍在探索与讨论之中，但可以断定的是，其中的大部分，多为那批随西汉开边置郡而来的内地汉族“豪民”“奸豪”徙居南中后重新滋蔓发展起来。如吕不韦“子孙宗族”初徙于蜀、汉，后至汉“开西南夷”时又被转徙于滇西不韦县（今保山市一带），降及东汉末年发展成为永昌首姓；建宁大姓雍氏家族源出汉初徙蜀封“什邡侯”的江淮“沛豪”雍齿等等。其余如东晋以后称霸南中历数百年之久的头号大姓爨氏家族“自云本河东安邑（今山西南部运城）人”，后大约于东汉时“迁运庸蜀，流薄南入”而落籍定居滇东同乐县（今陆良县一带）。此外，在南中大姓里，据研究还有相当一部分系由外来或土着的非汉民族上层经汉化以后发展衍变而来。
南中大姓的活动，最早见于记录的是两汉之际公孙述据蜀称帝时，牂柯“大姓龙、傅、尹、董与功曹谢保境为汉”与其对抗。表明至迟不晚于东汉初年，南中大姓便已拥有了造成局面的雄厚实力。延至魏晋之世，更是盛极一时并屡屡扰乱边地、左右南中局势达数百年之久。其间，作为滇黔汉族中的上层集团，随着接二连三的战乱纷争和汉族人口的持续减少，以及主要由此所导致的族群互动融合历史趋势的逆转，南中大姓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夷化的道路，并最终无一例外地融入当地各土着民族转化为“鬼主”“蛮酋”。因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滇黔汉族的发展脉络及其夷化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过南中大姓及其民族成分的衍变而窥其大概。
根据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魏晋南北朝之世约360年间，与南中大姓直接相关并对南中地区冲击和影响较大的战乱纷争主要为下列3次。
第一次发生在蜀汉初年，滇中大姓雍闿、孟获乘蜀先主刘备夷陵败死，“主少国疑”内外不安之机，外结东吴、内联朱提大姓牂柯太守朱褒和越嶲叟帅高定等发起反蜀大叛乱。建兴三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兵分3路大举南征，首战越嶲斩高定，继而“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自越嶲追击北援高定的滇中叛军直达滇池，途中曾转战千里屡次交锋而史有“七擒七纵”孟获之说，其间大量人口殁于兵火当势在必然。与此同时，偏师中路军李恢、东路军马忠分别率先攻入滇中和牂柯，战斗亦十分激烈。史载“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时恢众少敌倍”，李恢遂以计怠敌，叛军“故围守怠援，于是恢出击，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牂柯，与（诸葛）亮声势相连”。于是又一大批以汉族为主的“诸县”人口丧生于兵火之中。南中平定后，诸葛亮在采取移“床降都督”进驻建宁、调整南中政区、启用亲蜀派大姓以及安抚各族群众等一系列善后措施以安定南中局势的同时，为了削弱大姓、夷帅势力减少隐患，还下令：“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这批为数四五万人的徙蜀“劲卒、青羌”，据考即为孟获麾下的南中叛军残部，兼有汉、夷等多种民族民分。随其奉征北上，使得南中的郡县人口在业已蒙受了战争的巨大损耗之后又进一步减少。为此，战后蜀汉政府曾采取了部勒战俘为“部曲”、鼓励大姓富豪“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以及从永昌郡“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等措施，以弥补郡县人口之不足。这样一来，在由大姓、部曲、“家部曲”和“濮民”4个部分所组成的郡县人口中，汉族无论是在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上，都已退居少数和劣势地位，故战后封建政府的赋税，遂转由南中土着民族“叟、濮”来承担。按照民族融合的一般规律，南中地区族群互动融合的历史趋势，大约也自此由当地少数民族土着族群汉化转向为汉族夷化。
第二次发生在魏、晋之际，史载曹魏景元四年（263年，亦即蜀汉后主炎兴元年），魏灭蜀，南中归魏（两年后西晋代魏）。次年东吴交趾郡内乱，于是“南中监军霍弋表遣建爨牙谷为交趾太守，率牙门将军建宁董元、毛炅、孟通、爨熊、李松、王素等率部曲以讨之”。战争共进行了7年（264～271年），南中大姓率部曲与吴军连年激战于交州界内交趾、郁林、九真、日南、合浦等5郡地区（地望当今越南北部和我国两广南部一带），最后在东吴30万大军的全力反扑之下，南中远征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全军覆灭。这次战争，据方国瑜先生估计，足足损失南中精壮“夷、汉部曲”达10万之众，故战争虽未发生在南中境内，却同样使人口本来就相当有限的滇黔汉族又遭到了一次重创，以致稍后便有人上书朝廷指出：“南中形势，七郡斗绝，晋（汉族）弱夷强。”
第三次是两晋之际历时数十年的大动乱。其间，先是西晋末年宁州刺史、南夷校尉李毅与建宁大姓毛诜、李睿和朱提大姓李猛、夷帅于陵承等相互厮杀，战乱中“晋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四处逃散。紧接着天灾又起，“南土频岁饥疫，死者十万计”。而夷帅奴隶主贵族则乘机大肆抄掠，“破坏郡县，没吏民……牂柯亦半为夷所困虏”。再往后，随着割据巴蜀的成汉势力南下，局势更加恶化。据《晋书·李雄载记》说，时“南夷校尉李毅固守（州城）不降，雄诱建宁夷使讨之。毅病卒，城陷，杀壮士三千余人，送妇女千口于成都”。至此，南中诸郡特别是滇东、滇中一带的汉族人户，或死或散或为夷帅所虏，所剩者寥寥无几。然而祸乱尚远未结束，史载李毅困死孤城后，“朝廷以广汉太守魏兴王逊为南夷校尉、宁州刺史，自永嘉元年（307年）受除，四年乃至”。初到任时，迫于“吏士散没，城邑丘墟”和“仓无斗粟，众无一旅，官民虚竭，绳纪弛废”的严峻局面，王逊还做了些安抚工作，但很快便又举起屠刀，先后“诛豪右（大姓）不奉法度者数十家”，并“以五苓夷昔为乱首……遂讨灭之，及讨恶夷刚僚数千落”，从而再次挑起祸乱。最后，王逊也暴死于内外交困之中。
上举三次大战乱，都对滇黔汉族人口的持续减少产生了较大影响，特别是两晋之际李毅、王逊与大姓和夷帅之间的厮杀混战，是当中历时最长、破坏也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此浩劫，南中地区在总人口、郡县人口和汉族人口3个层面上，均下降到了历史的谷底。以后，随着爨氏称霸局面的逐渐形成，南中局势虽平静下来，然而人口数值却一直徘徊在较低的水平上。直至南北朝初年，据《宋书·州郡志》记载，时宁州刺史辖下凡15郡81县共有编民10253户，仅为东汉时期的2．38％。即使是充分考虑到当时“夷、汉部曲”多附籍于南中诸大姓名下而增加10倍估算，则是时整个滇黔地区的郡县人口亦不过十来万户，四五十万人，其中包括南中大姓在内的汉族能有多少也就不言而喻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滇黔汉族的“夷化”历程，自蜀汉初年随郡县内部人口结构的改变和与此相应的民族融合历史趋势转向而起步，以后逐渐加深，到南朝萧齐时基本完成。据《南齐书·州郡志》说：“宁州，镇建宁郡，本益州南中。蛮夷众多，齐民甚少，诸爨氐强族，持远擅命，故数有土反之虞。”据此，在当时的南中诸郡辖下，不仅“齐民”——汉族下层群众业已为数相当有限，而且从引文中的“爨氐”一词可以看出，连南中霸主、头号大姓爨氏家族到了此时，也已跟“氐”——当地氐羌族群众的土着民族相差无几了。再往后，《梁书·徐文盛传》说：“徐文盛……大同末，以为持节督宁州刺史。先是，州在僻远，所管群蛮，不识教义，贪欲财贿，劫窃相寻，前后刺史莫能治。”根据这一记载，还在徐文盛入滇之时的梁武帝大同末年即公元546年以前，南中郡县政府“所管”之下已经没有了汉族人口而都是“群蛮”了。由此可以相信，最迟不晚于五六世纪之交的萧齐后期，历经600余年，滇黔汉族中的绝大多数人户，均已基本完成夷化而全部融入南中各少数民族土着族群。
四、唐宋汉族向西南的迁徙和发展
唐宋至元之世，是西南汉族发展史上的一个较为特殊的历史阶段。值此期间，巴蜀汉族在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劫难之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长足发展态势，及至宋元之际遂又由盛转衰而再次步入历史的低谷。与此相反，滇黔地区自五六世纪之交的南北朝中叶滇黔汉族全部夷化之后，唐宋之时便长期成为汉族分布的空白地带并延续了六七百年之久，直至以后的元明时期由于汉族的大批迁入才重新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一）巴蜀汉族的继续发展
在唐代，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巴蜀地区，更是国泰民安、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到了中唐以后，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仅次于江南的富庶之地而有“扬（州）一益（州）二”之说。再至晚唐和前、后蜀割据巴蜀的五代十国近百年间，内地战乱频仍、狼烟四起，唯巴蜀境内五谷丰登，安享太平。史称其时蜀中“斗米三钱，国都子弟不识菽麦之苗”，成都“城头尽种芙蓉，秋间盛开，蔚加锦绣”；城内“弦管歌诵盈于闯巷，合宴社会昼夜相接……”其间，巴蜀的汉族，也走过了其发展史上最辉煌的岁月。
隋唐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巴蜀汉族，总的说来是在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持续繁荣的历史条件下，呈现为长足发展、不断壮大的整体态势，但前、后略有不同而以唐中叶的安史之乱为其分界线。
安史之乱以前，海内晏平而鲜有战乱，故除隋、唐之际有一定数量的关陇、荆湘汉族人户为“避乱”流入巴蜀地区之外，基本上未出现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间有少量流入迁出者，亦多为游宦、经商、求学、游历、流寓之类的零星人户。及至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大批北方流民蜂拥南下逃避战火，毗邻唐帝国统治中心的巴蜀一带，遂又成其首选之地。史载天宝十六载（757年）六月，安史叛军攻陷关中门户潼关，京师长安危在旦夕。慌乱之中，唐明皇竟以“亲征”为名，携贵妃杨玉环、宠臣杨国忠、阉宦高力士及太子、亲王和随从官员、宫女太监仓皇逃往蜀中。此次“天子南幸”，虽众不过1300余人，但却引发了一次不小的移民南迁的浪潮。史称是时三辅为之震动，“士庶恐骇，奔走于路”，加上随即而来的战火蹂躏，扶老携幼南行者络绎不绝，当数十百倍于皇室和显贵。延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初“安史之乱”平息后，唐明皇等王公贵族多悉数返回长安，然不少平民百姓却自此流落巴蜀成为移民。对此，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适曾上书朝廷说：“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计储皆求于蜀人矣”。其中，“一代诗圣”杜甫便是当中的一员并终老于蜀。
无独有偶，当晚唐广明元年（880年）黄巢农民起义军攻入关中之时，另一位皇帝唐僖宗也效法其先祖夺路而逃，于次年初到达蜀中，尔后又有大批文武百官、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接踵而来。其中大将王建率兵入蜀“勤王”后逐渐坐大，领有巴蜀及汉中之地，唐末天复三年（903年）被封为蜀王，唐亡后称帝，建立前蜀地方割据政权，传二世于同光二年（924年）为后唐所灭。再往后，驻蜀后唐主将孟知祥又拥兵自立，于应顺元年（934年）称帝，建立后蜀小王朝并延续到北宋初年。
除上述两次因唐朝皇帝南逃而引发的北方移民大举南迁之外，规模较大的外来人口徙居巴蜀主要发生在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尤其又以王建据蜀时最为活跃。例如，唐乾宁二年（895年）及乾宁四年（897年），关中军阀李茂贞部将李颜昭、李继溥各率数千人相继投奔王建；天佑二年（905年），唐荆南节度使赵匡明又率2万余人来投；后梁开平六年（912年），保胜节度使李继芨也率2万人奔蜀，及至后唐灭蜀之后，驻守巴蜀的北方军士3万余人，亦多随后蜀割据政权的建立而落籍下来。
另据记载，隋唐时期巴蜀汉族中也曾有相当数量的人户因各种缘故徙居区外，突出的如“安史之乱”前夕在唐朝与南诏之间爆发的“天宝战争”中，因唐军惨败而几近全军覆没流落滇西一带的10余万南征大军中的巴蜀籍将士，以及后来南诏、吐蕃多次攻入西川时被掳掠而去的数十万各类人户等等。
在此，还要略作讨论的是巴蜀汉族的人口沿革及其分布格局在隋唐时期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