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迁入广西的汉族
自东汉建武十五年（39年）卫飒开通湘南通粤北的通道，尤其是唐代又开通了粤北南雄跨大庾岭至赣南的通道后，迁入岭南的汉族多先入粤北南雄珠玑巷后再转徙广东各地，入桂的汉族相对较少。及至宋代，这个状态才有了改变。北宋皇佑年间（1049～1053年），壮人首领侬智高率众反宋，立国称王。宋朝廷派狄青领数万大军南征侬智高。事平之后，留下的戍兵“逾二万四千人，以四千人屯邕州（今南宁市），两千人屯宜州（今宜州市），千人屯宾州（今宾阳县），五百人屯贵州（今贵港市）”。对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明一统志》引元志即云：“今邕人皆其种类，故语言类襄汉。”此后，宋王朝为加强对壮族地区的控制，在今桂西的左江、右江、柳江流域一带设立寨这一军事行政机构。每寨管辖若干个土州、县、峒。寨筑城堡营盘，由汉官提举领官兵屯防。左、右江一带屯兵5000人，分驻横山（今田东县城）、太平（今崇左县城）、古万（今崇左县江州）、湖润（今靖西县湖润圩）、迁隆、永平（均在今宁明县境内）等寨。柳江一带屯兵8000人，分驻武阳（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融州（今融水苗族自治县）等寨。钦州一带屯兵五500人，分驻如昔、抵棹二寨。北宋末，迁入广西路的移民也甚多。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三载：绍兴三年（1133年）三月癸卯，“直徽猷阁知静江府许中降职一等。时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上数诏有司给其廪禄。中言：‘本路诸州赋入微薄，请禁寄居官毋得居沿边十三郡，见寓止者皆徙之，乃毋给其禄。’上恶之，乃有是命”。静江府治今桂林市，许中所言之“本路”即静江府所在之广西路。可见两宋之际不仅静江府，就连接近少数民族聚居的“沿边十三郡”，也有避难的中原士大夫。许中之所以降职正是因他企图禁止并迁出已寓居在此的移民而获罪。又如蔡条说：“岭右顷俗淳物残。吾以靖康岁丙午（1126年）迁博白时，虎未始伤人，村落间独窃人家羊豕……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日益众，风声日益变，加百物涌贵，而浸伤人。今则与内地勿殊，啖人略不遗毛发。”入桂汉族人口的增多大大改变了博白的自然环境。北宋灭亡前后，难民流入广西的记载尚有多处。如在容州（今容县）一带“宋南渡后，北客避地者多”。在柳州、三江一带，“六甲人，宋大观元年（1107年），金兀术侵扰中国时，福建河民曹、荣、龙、李、潘、杨、欧、马、蓝、侯、龚、谢12姓由福建汀州逃难，经广东达柳州，而至古宜（今三江侗族自治县县城），沿河以居，生齿繁衍，历元及明，史称其为民”。
南宋末，元军南下伐宋。时江西广丰人张天宗组义民投文天祥抗元，后为元军所败。张天宗遂率部众及一部分难民退入广西西南边陲的归顺州（今靖西县）落籍。而且广西的军人相当一部分来自北方，如隆兴元年（1163年）全州军士骚乱，知州王次张便“密召邓州一二以为腹心，纵容治事如常事”，遂得以平叛。
总之，中原汉族进入湖南以后，有的溯湘水而上进入广西。广西的宾州、浔州（治今桂平）、柳州、静江府（治今桂林）、全州、融州（治今融安县）、郁林州（治今玉林）、贺州（治今贺州）、贵州（治今贵港市）、容州、宜州（治今宜州市）、梧州、邕州、钦州、雷州都留下移民的踪迹。就现有资料来看，一些州的移民数量相当可观。如绍兴十四年（1144年），高登流放容州，次年与一些人士一起赋《深衣铭》诗，共有14人，其中2人分别来自大名和黄州。所以，《岭外代答》“五民”条云：“钦州（约今钦州市和灵山、东兴等县、市）民分五种，……二曰北人，语言平易，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者也。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五曰疍人，以舟为室，浮海而生，语似福广，杂以广东东西之音，疍别有记。”容州（约今容、北流、陆川等县）、廉州（约今北海市、合浦、浦北等县）等地也有福建移民。《容州志》亦云：“闽、楚、江、浙人多有侨寄此者。”
（三）迁入海南的汉族
两宋时，迁入岭南的汉族有的渡过琼州海峡进入今海南岛。绍兴年间（1131～1162年）谪居昌化军（治今临高县西南，在全岛的最西端）的李光说昌化军：“近年风俗稍变，盖中原士人谪居者相踵，故家知教子，士风渐盛。”明人丘溶云海南岛的故家多来自中原，“其散在四州者，琼为多。琼属邑文昌大族可数者五六家，邢其一也。邢之先自汴来。盖在宋南渡初，至今子孙繁衍，散居邑中者殆居他姓什三四焉”。与此同时，海南也有外籍人士避难避乱迁来定居谋生。如，南宋初太学生陈东被诛，另一太学生福建人陈好，因畏株连而避居海南琼山之苍原，后子孙繁盛。正如（风俗）所云：“琼僻居海屿，旧俗殊陋，唐宋以来多名贤放谪，士族侨寓，风声气息先后濡染。”“建炎托名，避太学上书之祸，于是有苍黄陈家；汴都分瓞，启万安文学之守，于是有水北邢家；纲使留子孙，大昌忠惠之宗，于是有叠树蔡家……”入琼汉族不断增加，故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云：“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亦云：“熟黎贪狡，湖、广、福建之奸民亡命杂焉，侵轶省界，常为四郡患。”“闽商值风水荡去其资，多入黎地，耕种不归”。据统计，琼州、昌化军、万安军、吉阳军等各州军元初的户数皆比北宋熙宁年间户数有较大的增加，分别达746％、263％、244％和470％。而北宋元丰初海南四军州共有户10366，到元世祖至元年间，增至99885户。不到200年间，人口增加了9．6倍，显然是汉族大批入琼所致。
（四）迁入福建的汉族
宋元时，远离中原，重山阻隔的福建成了人民逃避战乱的好地方。尤其是南宋时，因其距离南宋的首都比岭南近得多而迁入便捷。南宋初年一些原居住在江南的北方移民为避金军复迁入建州一带。如宗室赵不恧便因之“转徙浙东、闽之建上”。建炎三年（1129年），管理皇族成员的西外、南外二宗正司分别迁至福州和泉州，当年迁入的宗属分别为180余人和349人。至南宋中期，仅南外宗正司管理的宗属已有2300余人。使得泉州汉族人口大增。郑思肖《大义略叙》载宋末事即云：“泉州素多宗子，闻张少保至，宗子纠集万余人出迎王师，叛臣蒲寿耕闭城三日，尽杀南外宗子数万人。”可见泉州、福州成了皇室成员主要迁居之地，与此同时，流民也大批迁入泉州、福州，如长安人张汉英南渡后居福州。今福州桥南三叉街一带旧称藤山，“唐末宋初，居民鲜少。赵宋南渡之后，避乱者渐次迁藤，至元朝始成村落”。济州（治今山东巨野县南）人李氏、孟州（治今河南孟县南）人傅自得、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市）人林某、高密（今山东高密）人赵存诚及其弟思诚一家，南渡后皆居泉州。此外，建炎四年（1130年）李纲自广东结束流放，打算到江西德兴与在那里避难的家人团聚，由于江西等地“颇有群盗啸聚”，不得不自广东绕远道经惠州、潮州、汀州，不久又携家入闽避难。绍兴元年（1131年），原居江南的翟汝文因“金人南渡”，也“避地闽峤”。据统计，嘉定十六年（1223年）福建户数比崇宁元年（1102年）增加了50．6％，增幅仅次于广西路，居第二位；户数次于江西、两浙而居第三位。入闽汉族经海、陆两路进入，故沿海港市福州和泉州，以及居江西入福建大道的邵武军（治今邵武）、建州（后改名建宁府，治今建瓯）、汀州都是移民较多的府州。如建炎年间（1127～1130年）福州户数比元丰三年（1080年）增加58649户，年平均增长率达4．9‰；淳熙年间（1174～1189年）又比建炎年间增加51083户，年平均增长率达2．9‰。又如庆元四年（1198年），邵武军户数达14．2万，比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的8．8万增加5．4万户，其间的年增长率为4．1‰；咸淳七年（1271年）有21．1万户，比庆元四年又增加了7．8万户，其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3‰。二者皆超过同期全国的平均增长率。南宋时邵武军的人口密度已赶上位于沿海平原、路治所在的福州和重要港市泉州。嘉靖《邵武府志》卷五也说：“宋都杭，入闽之族益众，始无不耕之地。”再如汀州为开发较晚地区，长期地广人稀，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才8．1万户，平均每平方千米4．7户，但到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年）达21．8万户，较元丰时增加13．7万户，此其间年平均增长率达8．3‰；隆兴二年（1164年）比元丰时增加9．3万户，此其间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9．1‰，远远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数。庆元年间（1195～1200年）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千米12．5户，已接近于10几年前福州的水平。绍兴三年（1133年）并增设了莲城县。汉族大量迁入使得“汀俗颇类中州”。
（五）迁入台湾的汉族
汉族入台的记载虽然很早，但大批入台却始于宋元时期。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说：“历更五代，络及两宋，中原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而以北港为互市之口，故台湾旧志有台湾一名北港之语。”福建省德化县城郊浔中乡宝美村发现的《德化使星坊南市族谱》中，苏氏七世孙苏钦所写的族谱序云：“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苏氏一族分于仙游南门、兴化涵头、泉州晋江、同安、南安塔口、永春、尤溪、台湾，散居各处。”由于汉族入台人口增加，故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汪大猷因“毗舍邪掠海滨居民，岁遣戍防之，劳费不赀。大猷作屋二百区，遣将留屯”。不仅如此，南宋时还在台湾推行“编户”，《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称：“台湾之北曰澎湖，二岛相连，互为唇齿，在宋时编户甚蕃。”所以无论是在澎湖还是在台湾都有大批宋钱出土，故台湾在南宋时已隶属于福建晋江县。及至元代在澎湖设立巡检司，台湾仍隶属晋江县。这一切都表明汉族已大批入台，开始了与台湾土着共同开发台湾的历史。
（六）华南汉族的第二次迁徙
自秦汉以来迁入华南的汉族一般迁入某地后就落籍于某地，很少人再进行第二次迁徙，更没有大规模地进行第二次迁徙。宋元之时，迁入华南的汉族中却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即成规模地进行第二次迁徙。
华南汉族第二次迁徙的序幕是由入粤南雄珠玑巷的汉族揭开的。
南雄珠玑巷汉族移民进行第二次迁徙的导火线是由苏（胡）妃事件引起的。传说绍兴元年（1131年），皇妃胡氏（或苏氏）被黜，潜逃出宫，由珠玑巷富商黄贮万带回做妾。朝廷闻知，乃借口在珠玑巷一带建立营寨，把居民尽行驱逐。珠玑巷人大惧，97家居民遂商议南迁，认为“南方烟瘴地面，田野宽平，及无势恶把持之处，众相开辟基址，共结婚姻，朝夕相见，仍如今日之故乡也”。这就是关于汉族入粤史上有名的珠玑巷传说。
其实南雄珠玑巷汉族移民之所以会进行第二次迁徙的主要原因：闽、粤、赣、湘边的动乱，如绍兴元年（1131年）八月，张忠、邓庆、刘军一等据南雄，江西统制传枢讨之；绍兴三年（1133年）江彭友等农民起事，占江西、湖南8县，虔、吉盗连兵寇掠循、梅、广、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诸郡。正如《易氏族谱》所云：“宋乾道末，赣之坡洞豪顽啸聚为乱，蔓及雄、韶。公谓陈妣曰：‘吾祖宗屡世积德，料必无恙。不若预为之避，尤为明哲。’淳兴（兴为熙之误）十一年甲午辰五月，遂负神主弃广，挟赀入广之城南小市街石亭巷居焉。”二是元军入粤，引起闽、赣、粤军民的激烈反抗，雄、韶、虔、汀一带沦为战场，南雄更是成为战场的中心战区，双方争夺数度易手，从咸淳末（1273年）左右至祥兴二年（1279年）的六七年间，元军两过大庾岭，三占雄、韶，珠玑巷处在交通要道上，加上自然灾害的频繁，“天灾地劫，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犹虑难周”，而纷纷南迁，开始了入粤汉族以珠玑巷为起点的大规模的第二次迁徙。
珠玑巷汉族移民进行第二次迁徙的情况所记甚多，如《开平方志》云：“狮子罗村，其先世室兆随宋太祖渡江讨叛，至广东南雄始兴县，遂家居焉，七代贵翁绍兴元年从南雄迁莨底，即今新会良溪也”“北谭梁族……宋大观中由山东郓州入广始兴郡，子绍迁居南雄珠玑里，绍孙永保由南雄徙新会城内仓步巷……”；“潭边园谢族……其先景宋元佑间徙居广东南雄，温孙才甫由南雄珠玑巷始迁于古冈州登明里豫富村，即今之开平谢边是也”。又如（香山县志）云：“（隆镇）涌边曾族……六十一传世季青，因避乱徙居保昌县珠玑巷，传至汝富，历六代，如遨游来香山，止于涌边乡，遂家焉。”再如（司徒氏族谱）云：“我司徒氏，祖居南雄珠玑里，自北宋以前谱帙残缺，莫可考证，至宣翁值有南宋渡，中原多寇盗窃发，自南雄迁居广州城，是一世祖也。”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