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内迁到贵州的遵义和湄潭，时任浙江大学教授的着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提议编撰一部《遵义新志》。后来，这部方志由着名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张其昀主编完成。张其昀在调查研究时注意到了沙滩在清中后期文化发展中的独特现象，于是邀请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及文学院长梅光迪等人亲临沙滩考察，诸位大学者一致认同将沙滩定为全国知名文化区，沙滩文化由此得名。
此后，沙滩文化不断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重视，学界因此也有了“贵州文化在遵义，遵义文化在沙滩”的说法。
二
说到沙滩文化，就不能不提及其奠基人黎恂。
据考证，黎家第一代黎朝邦是随明朝大军李化龙部从四川来到贵州并入住沙滩的，黎恂是黎家在沙滩的第五代。
黎氏家学渊源颇深，黎恂的父亲曾经中过举人，后来还做过一任知县。
黎恂在29岁那年便中了进士，之后出任浙江桐乡知县。
黎恂在浙江当了7年官，名声颇佳，期间还3次出任浙江乡试的同考官。
1821年，黎恂因丁父忧回籍守制。回到家乡以后，由于厌恶官场的黑暗，黎恂便称病不出，一边在家读书做学问，一边开馆授徒，教授族人和乡邻子弟。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都曾经是黎恂的弟子。
1834年，黎恂应朝廷之召再次出仕，在云南境内多地任知县等职。
1851年，已经66岁的他辞官回乡，继续开馆授徒。
黎恂有一句名言：“人以进士为读书之终，我以进士为读书之始。诚得寸禄了三径资，事亲稽古，吾志也。”他的这种治学精神和人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沙滩一带的后学子弟。
在黎恂等人的示范和带动下，沙滩的黎、郑、莫三家相继涌现出了一批学有专长、知名度较高的文化名人，如黎氏的黎恺、黎兆勋、黎庶昌，郑氏的郑珍和他的儿子郑知同、女儿郑淑昭，莫氏的莫友芝、莫庭芝、莫瑶芝等。
黎恺就是黎庶昌的父亲，黎恺去世后，其墓志铭由曾国藩撰文、李鸿章篆额、丁宝桢书丹。
黎氏世居沙滩，郑、莫两家则是后来才迁居到这里的，三家互为师友、互相联姻，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奇迹。
三
郑珍、莫友芝、黎庶昌3人是沙滩文化名人中的翘楚。
郑珍少时就熟读诸子百家，日夜钻研朱子理学，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考据训诂的汉学和儒经义理的宋学融于一体，为当世及后来学人推重。
莫友芝则既是学者，也是藏书家，是国内目录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曾先后在江宁、苏州、扬州书局主持校勘古籍，深得肃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赏识，但莫友芝本人无意仕途、一心向学，拒绝了肃顺等人对他做官的安排，在当时传为佳话。
1827年，郑珍、莫友芝应遵义知府平翰的聘请共同编纂《遵义府志》，两人博采汉唐以来各类着作，耗时3年完成了这部被梁启超誉为“天下第一府志”的皇皇巨着。
与郑、莫两人淡泊名利不同，黎庶昌追求的是经世致用之学。
1862年，慈禧太后下诏求言。黎庶昌以廪贡生上《万言书》，痛陈时弊，提出了改良的主张，得到赏识；朝廷降旨以知县补用，交曾国藩的江南大营差遣。
黎庶昌自此成为曾国藩幕僚之一，深得其信任，随营6年，是“曾门四弟子”之一。
黎庶昌曾出使欧洲5年，历任驻英吉利、德意志、法兰西、西班牙使馆参赞，在此期间，考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和民俗风情，写成了《西洋杂志》一书。后来他又两度出使日本，任满归国后任川东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任职期间曾出资创建云贵会馆，举办洋务学堂，培养出国留学人才。
黎庶昌是晚清的重要外交家，也是贵州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西洋杂志》一书，为当时消息闭塞的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
1891年，黎庶昌出资在重庆创办了川东洋务学堂，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进行教育改革，主要教授中文、英文、算学3科，有时他还亲自授课，为学员讲解东西洋各国概况以及古文等传统文化。黎庶昌的办学思想对中国现代教育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黎庶昌根据自己对日本国力的了解而判断出如果中日开战，中国很难战胜。所以他向朝廷提出自己愿意前往日本进行交涉以阻止开战，结果没有得到许可。战争爆发后，黎庶昌又提出了朝廷官员每人认捐1万两白银作为军费的建议，也未获通过。后来每当听到清军打了败仗的消息时，他就忍不住痛哭流涕；由于极度忧愤，眼病复发，他的精神近于崩溃。可见其爱国之深、谋国之诚、事国之忠。
在100多年以前甚至更早的时候，沙滩真正称得上是世外之地。然而，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在那么落后的条件下，沙滩人却取得了“独领中国西南文化之风骚”的成就，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在黎庶昌故居的院子里有一棵松树很是特别。这棵松树长出地面后就分出了两个主干，再往上长了不算太高后，左边的主干又分出了三条枝干，而右边的主干也分出了两条枝干。这五条枝干不仅粗细均匀，而且都笔直地向上伸展开来，既是五棵树又是一棵树。这种少有的形状给人一种生命力旺盛、栋梁之材众多且又浑然一体、同根同脉的感觉。这和沙滩文化的特点是十分相似的。
沙滩文化的形成是几代人积累的结果，但我以为，沙滩文化之所以取得了蔚为大观的成果，其主要原因在于沙滩人既能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能对优秀的外来文化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同时在此二者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地域特色。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也是因为沙滩人有着传承不息的重视教育和振兴乡邦的精神。说得再简单一些，就是因为他们勇图强、善吸纳。
沙滩是因为乐安江中一片四面环水的沙滩而得名，当地人称之为琴洲。
实际上这里是一片绿洲，留给后人的是精神和文化上的双重绿洲！
石门坎的奇迹
一
着名苗族作家沈从文的一部小说《边城》让湖南的凤凰古城变成了旅游胜地，而他的孙女沈红却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贵州的石门坎。
沈红认为当年石门坎的发展是“推动中国西南边缘的小小村寨融入外部世界”的、“把本地乡土资源与外部现代资源融合增长的过程”。同时指出，“这一乡村社区建设贯穿着探索和实践，并且是由当地民众参与的探索和实践。这也许是石门故事所昭示的现代性意义”。
石门坎是位于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乌蒙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子，即使在今天，从贵阳到这里都十分不便。
然而就是这里，在20世纪初的三四十年间却创造出了令整个世界为之赞叹的文化奇迹：
苗文在这里诞生，终结了苗族没有文字的历史；
乌蒙山区的第一所小学在这里，威宁县也是西南苗疆的第一所中学在这里；
苗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博士从这里走出；
这里是中国最早实行双语教学的地方，也是中国近代最早允许男女同校的地方；
这里出现了乌蒙山区的第一所西医医院，也是乌蒙山区最早接种疫苗预防天花的地方；
从欧洲寄往这里的邮件，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几个字就可以收到；这里举办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运动会，这里的孩子们学会了踢足球，石门坎因此有了“贵州足球摇篮”之誉，据说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的中国足球队中就有来自石门坎的队员；这里成了西南地区的教育中心。
人们把这些统称为“石门坎现象”，这也让这个原本不为外界所知的寨子几乎一下子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石门坎在短短十年左右发生的深刻变化，令人们不再吝惜赞美之词。国人把这里视作“西南苗族文化最高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国外的基督教报纸则称赞这里是“海外天国”“锡安圣地”。
二
这一切都和一位名叫塞缪尔·波拉德的英国人有着极大的关系，但如今人们通常只会提及他的中文名字柏格理。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源自儒家“格物致理”的思想内涵。
对于当年石门坎所取得的成绩，任何人都会不由得发出赞叹。但再多的褒扬、再多的赞誉、再多的描绘也不如事实本身更有说服力、感染力和穿透力。
在柏格理来到石门坎之前，生活在这里的是苗族中的大花苗支系。苗族是一个有着5000年以上历史的民族，也是一个饱经劫难的民族。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格迪斯曾经如此感慨：“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人和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然而，这仍然不足以表述当年石门坎和乌蒙山区其他大花苗的凄苦处境。
在人类历史已经走进20世纪初期的时候，这些大花苗们还保留着农奴的身份。他们与虎狼结伴、结绳记事、刀耕火种，还要遭受土目和官府的歧视盘剥，被官府划为尚未教化的“生苗”。
那时的大花苗在社会上也遭受着极为严重的歧视，外出时很多客栈和寨子都不接受他们投宿，黑夜时他们只有在山坡上睡觉。
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这既是这些在乌蒙山区流浪的大花苗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形象比喻，他们不曾有一刻真正感到生活的美好和社会的温暖，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对他们来说更是不可企及的事情。
柏格理最终得以走到这个如微尘、草芥一般被轻看、低看的族群中来，完全是一种偶然。
1904年夏天，4个衣衫褴褛的大花苗来到了云南昭通的循道公会布道所。
他们是按照在安顺传教的党居仁牧师的建议来到这里寻找柏格理的。
此时，这位离开祖国18年，已经在昭通传教17年的牧师正处在他事业的低谷期，经过他和前任前后20年的辛苦努力，他们在昭通仅仅吸收了几十个汉族和彝族的信众。此时，他从当初20多岁的年轻人变成了已届不惑的中年人。
这4个苗族人的到来让正处于一筹莫展之中的柏格理看到了希望，他热情地接待了这些全身沾满污泥、身上散发出一阵阵刺鼻臭味的客人，就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他们，让他们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尊重和理解的感觉。
如果说漫长岁月中的屈辱已经让这些大花苗的内心变得脆弱、麻木、绝望的话，那么柏格理的行为则让他们感受到了真诚、温暖、希望。
柏格理发展事业的希望和大花苗改变处境的希望就这样结合在了一起。
不同的希望如果有了共同的载体，就会形成超乎想象的力量。
这4个苗族人是来找柏格理教他们读书的，他们在柏格理的布道所里只待了三天就离开了，但这仅仅是开始。
没过多久，苗族人在昭通的布道所里得到了兄弟般对待的消息就传遍了乌蒙山里的大小苗寨，越来越多的苗族人开始来到这里，在此后短短的5个月里，柏格里又接待了4000多位来访的苗族人。为了和苗民们更好地交流，柏格理主动学习了苗语。
三
柏格理的影响越来越大，他还亲自深入到苗族地区为那些因为信教而遭受地主迫害的人们维护权益，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这让困苦的苗民们对他更加依赖和信任了。
威宁最大的彝族土目安荣之担心苗族人因为经常到昭通城里去找外国人而耽误农事甚至变得不好控制，于是他主动向柏格理提出赠送一块土地给教会建房屋，希望柏格理能搬到他的领地来。
这与柏格理的想法不谋而合，经过考察之后，柏格理选中了石门坎，最后安荣之在这里给柏格理划出了数十亩土地。
当时这里是一个仅有十多户人家的苗族村寨，因为有110级简陋残破的石阶从山谷通向苗民们居住的山坡而被叫作石门坎。
人们曾经这样描述石门坎的地理位置：“四周皆高山峻岭，前有蜿蜒数十里的野鹰梁子，后有云遮雾掩的薄刀岭和猴子岩，把个石门坎夹在中间，仰头只见一块不大的蓝天。”
就是在这里，靠着苗族信徒的支持，柏格理不仅建起了简陋的教堂，还主持创制苗文、办起了学校，进行不同形式的扫盲。柏格理等牧师和他们培养出来的当地优秀苗民一起创造了如今仍被人们称颂的“石门坎现象”。
柏格理在苗疆生活了10年。
在柏格理的辛苦开拓经营和后来者的努力下，石门坎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南地区基础教育网络的中心，设立在石门坎的光华小学成为川黔边地区100多所学校的总校。当时，很多周边地区的孩子都被送到这里读书。
在此之前，这里连一个识字的人都没有。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0年时间，让一个落后地区文化面貌发生了如此惊人的变化，是教育史上的绝对奇迹，值得敬佩，更令人深思和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