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里，柏格理彻底地融入了苗族人的生活。
他穿着苗民的粗麻布衣和草鞋，说一口地道的苗话，走乡串寨时不坐轿、无保镖，与苗家同吃洋芋和荞麦饭、同宿麦草堆，从无半点嫌弃。他和气待人，路遇苗民，就像遇到长者一样谦让，嘴里还会说上一句地道的苗话：“老哥得罪了。”
融入是做好任何工作的前提。从柏格理等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出的最为根本的精神特质，概括起来讲就是“真心真意，诚心诚意”。具体来说，则包括为达到目标毫不动摇的决心、改变当地精神和物质双重贫瘠的诚心、逐步引导不怕繁剧的耐心以及融入和尊重民众的贴心。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柏格理才会在当地兴办学校、开办医院、创制苗文，才会和苗民同衣、同食、同住，才会赢得苗民发自内心的拥戴。说到底，在这场破天荒的改变中，柏格理他们关注的不是能给民众什么，而更多的是关注民众需要什么或者应该引导民众需要什么；他们没有把民众当成改造的对象，而是把民众视为可以一起创造改变的力量。这样的道理虽然简单直白，但如果能锲而不舍地坚持，却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爱人者，人恒爱之”。苗民尊柏格理为师，视他如父，还称他为“拉蒙”（苗王）。
柏格理在苗民中的声誉和威望引起了土目们的嫉恨，他们多次试图谋害柏格理，甚至派人将他毒打致残，差点就要了柏格理的性命。
1915年，可怕的伤寒病席卷了石门坎地区，光华小学（即石门坎小学）的300多名学生有80多人病死。
面对瘟疫，当地群众甚至一些染病孩子的家长、亲友都因害怕而外逃躲避，柏格理却选择了坚守救护。
需要救护的人太多了，柏格理最终还是累垮了，更加不幸的是，他自己也染上了伤寒。
疾病让一个钢铁一般的人倒下了，形如朽木。
柏格理在他1915年7月5日写下的最后一则日记里写道：“昨夜和今晨都在下暴雨。学校里的孩子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考试。”
1915年9月16日，柏格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地留在了石门坎。
时年51岁。
“他是我们的，让我们来安葬他，我们爱他胜过爱自己的父亲。”苗族的首领如是说。
柏格理所做的一切，很容易让人想起圣经中的一句话：“一颗种粒如果没有落在地下，就永远只是一颗；如果埋进土里，就会萌芽、生长，孕育出更多的种粒。”
四
如今的威宁不仅是省委书记挂钩帮扶联系点、省直管试点县，还是“喀斯特地区扶贫开发综合治理试点县”，在中央和省里的支持以及市县两级的共同努力下，威宁发生了质的变化
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基础设施得到了较大完善，城镇面貌日新月异，民生得到了极大改善。
同时，威宁在这个不断努力和积淀的过程中形成了“凝心聚力、苦干实干、攻坚克难、勇于争先”的“威宁精神”。
作为贵州唯一一个由三个少数民族自治的县（彝族、回族、苗族），威宁呈现出了“策马扬威，祥泰安宁”的发展局面。
威宁各族人民融洽相处、和谐共荣，正在努力建设一个人心思进、社会向善、和谐安定、繁荣富庶的新威宁。
能够推开贫困这扇沉重石门的，还是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
红飘带上最动人的转折
有人说：如果将当年的长征比喻为地球上的红飘带，那么贵州就是这条飘带最动人的转折。由江西、福建始，红飘带一路西拂，在贵州，先扭成一个结，而后翩然松开，飘向陕北。在这段最动人的转折里，从黎平到遵义，从遵义到赤水河畔的茅台，红军一路行来，每一转，局势为之一变；每一折，前景为之一新。
这个“最动人”既是动人心魄也是激动人心……
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四个多月，占总时间的三分之一。贵州是红军长征中停留时间最长的省份，而这段时间也是红军的最低潮时期，在这一阶段红军的经历最为曲折，起伏最大。
中央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于1934年12月11日占领湖南通道县城。这时，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三万多人，折损过半，而国民党各路军队依然穷追不舍。在这样的危急关头，12月12日，红军在通道召开了临时军委扩大会议。会上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改向国民党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放弃了原定的北上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红军进入贵州以后，先后召开了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取得了两占娄山关和遵义、四渡赤水、两渡乌江等胜利，既转变了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又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圈，实现了根本转折。
由于早在当年10月，作为与共产国际联系中转站的上海中央局被破坏，损失了一大批电讯器材，中央苏区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所以，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独立自主的开端。
红军长征在贵州的经历是一个相续相承、浑然一体、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黎平、猴场、遵义、苟坝、茅台、盘县、兴义……红色足迹所经过的贵州每一个主要地点的内涵都与这场伟大转折中的变化节点相互印证、相互呼应，这是一种奇妙无比的巧合与吻合。同时，这也是中华民族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阶段的重要节点，贵州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彰显了重要的价值。
通道是通往希望和胜利的道路。也正是从湖南通道进入贵州以后，红军逐步走向了胜利。黎平寓意着黎明的曙光乍现和平安。猴场象征着智慧与灵活，寓意着改变规则。遵义就是遵守道义和规律。苟坝象征着力量的蓄积和爆发。茅台就是茅塞顿开之后新的境界与平台。兴义兴得是为国为民的大义。黎明的曙光乍现意味着平安，依靠灵活的智慧找到并遵守“义”，正是因为遵守了“义”，才有了力量的不断蓄积，才达到了茅塞顿开之后的新境界、开辟了新平台；从而在之后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中不断兴“义”，遵“义”是为了更好地兴“义”，而兴“义”又必须遵“义”。看似偶然，其实必然。
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过程是暗合了知行合一的最好体现。实际上，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简单的巧合、单纯的偶然、刻意的牵附，而是有着一脉相承、活学活用、推陈出新的思想渊源。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于1917年至1918年留下了《〈伦理学〉批注》，其中有这样的话：“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快苦生于生死，生死生于成毁，成毁生于吸拒，吸拒生于小大，小大生于有无，有无生于心理。”
1939年，毛泽东在《抗战教育与小学教员》一文中写道：“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是搞这一套的，他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都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讲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就是知，实践就是行。……我们教科书里要有抗战，还要把生活加进去，真正的做到理论与实际联合起来，这就是抗战教育的知行合一。”
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文中写道：“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无须列举太多，相信这些已经足够让人看出毛泽东对王阳明思想的继承、创新和应用。
阳明心学是需要不断去领悟的，而且很多内容需要设身处地去感受。
王阳明曾经说过：“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
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
阳明心学不是一个单向的、持续不断得输入过程，而是双向的、互动的、循环前进的过程。
正如毛泽东所说，知行合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抽象地讲知行合一，容易让人摸不着头脑。
在历史中讲知行合一，又容易让人感觉枯燥。
那只是因为还停留在僵化的知行合一概念里，停留在静止的历史上面。
如果能够试着走进具体的历史情境，就会感觉到如同存在于血液里的温柔和熟悉。
只有活的历史，才是后来人的营养。虽然所有的生活不一定都有机会走进历史，但历史一定是生活的一部分。
九死一生之后，再去等待随时可能光临的自然死，这是王阳明在龙场驿的生活，如果他不能有所作为的话。
时时刻刻面临着生死考验，又无从知道这样的考验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这是红军在长征时候的生活，如果他们不能有所作为的话。
从容面对生死，依靠内心的力量去寻找事物的规律，王阳明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生火做饭、搭盖茅屋、照顾自己生病的仆人，这样的生活让王阳明走向了龙场悟道。
舍生忘死，通过不断的争斗坚持到光明的到来，红军将士们也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一个个战友在身边倒下，无休止的行军、无数的未知，这样的生活让红军走向了生死逆转的辉煌。
知行合一并不神秘，知行合一也不简单，绝望和希望的距离很近，最要紧的就是哪怕被绝望袭击过一万次，也要坚持做到等着希望在第一万零一次以后降临。
红军转移经过老山界时，毛泽东写道：“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无尽的担忧。
二渡赤水娄山关战役之后，毛泽东写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豪情满怀。
奇袭腊子口之后，毛泽东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喜上心头。
翻越六盘山时，毛泽东写道：“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踌躇满志。
期间的变化，恰恰是不断知行合一的生动写照。
“东方剑桥”与“求是”精神
一
“罗教授，你知道一个地方，叫做湄潭的吗？”
“我知道，那是个小县份，在贵州省，风景很美丽。”
“那是个黄昏，落日衔在山峰之间，彩霞满天，归雁成群，我在一棵大树下发现了江绣琳，支着个简单的画架……然后，我再也离不开湄潭了……”
这是作家琼瑶的一部名叫《菟丝花》的小说中的一点儿内容。这部小说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浙大西迁到贵州湄潭以后，一位浙大学子与湄潭姑娘的凄美爱情故事，女主角的名字就叫忆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为了免遭破坏，许多高校进行了史上罕见的大搬迁。
当时，先后辗转迁入贵州境内的高校有唐山工程学院、浙江大学、云江大学工程学院、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大学、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华北农村建设协会乡镇学校、国立江西中正医学院。
这些院校不仅在贵州得到了保存，也为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浙江大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936年4月，着名科学家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竺可桢就开始酝酿浙江大学的搬迁事宜。
难能可贵的是，在尚未搬迁之时，竺可桢就和他的同仁们一起确定了要将浙江大学迁往那些没有大学的城镇甚至穷乡僻壤的方针，以此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
由于形势日益危急，从1937年11月起，竺可桢带领浙江大学的700多名师生开始了一段被誉为“文军长征”的艰难内迁之旅。
在这次历时两年半的内迁过程中，浙江大学先后曾在浙江天目山、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青岩等地流亡办学，到1940年初才在贵州的遵义、湄潭最后落脚。
在浙江大学内迁过程中遭受亡妻失子之痛的竺可桢，带领全校师生一
起，一路上坚持开展科研与教学工作，展现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这次内迁行程达5000多里，经过了6个省份，其路线与红军长征多有重合之处，而且抵达的终点遵义又恰恰是红军长征中召开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地方，因而被誉为“文军长征”。后来的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称这次迁徙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
当时浙江大学各部办公地点在遵义的有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的文组，在湄潭的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理组。一年级则设在永兴。
国难当头、物质匮乏的恶劣环境没能阻挡浙江大学上上下下奋进、发展、跨越的步伐，竺可桢校长始终倡导“求是”学风，广纳学者名流，坚持流亡办学。在到达贵州当年举办的浙大成立13周年纪念大会上，竺可桢校长这样鼓励全体浙大人：“抗战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在贵州有特殊的使命，当年王阳明被贬贵州，不到两年便使贵州的文化得到振兴，我们虽不及阳明先生，但凭借一千多学生用尽才智，才能有利于贵州。”
在“求是”精神的号召和鼓舞下，浙江大学的教师们以“教育救亡，科学兴邦”为己任，坚定不移地追求实现“蕲求真理，培育人才”的目标。
他们满怀报国之志，力克千难万险，潜心研究，孜孜以求，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培育了一代“求是”学人。
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世界着名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回忆自己在湄潭永兴的经历时写道：“我在浙大学习条件很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教室和宿舍就在两个会馆里，白天到茶馆看书，做习题，泡一杯茶，目的是买个座位，看一天书，茶馆再闹也不管。”
1944年10月，中国科学社年会在当时被用作浙江大学分部办公室、图书馆、公共课教室的湄潭文庙举行，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着名学者、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李约瑟到会致辞并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交流。李约瑟对浙江大学的教学科研水平之高感到十分惊叹，盛赞浙大为“东方剑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