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后，南明的最后一个皇帝、汉民族的最后一位“真龙天子”朱由榔被吴三桂绞死在昆明，明朝的百年帝业彻底灰飞烟灭。
三
朱由榔是南明时期坚持抗清最久的一位流亡皇帝，永历政权前后存在了18年。
虽然安龙没能让朱由榔这个“真龙天子”真正在此安身立命，实现“卷土重来未可期”的光复大业，但也在大明王朝最后的纷乱岁月里用风中之烛的微弱亮光照出了众人的面目。
“十八先生”取义成仁，孙可望首鼠两端，都在这里被记录到历史之中。
有人说当年“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和他的红颜知己陈圆圆最后都葬在贵州，而且至今贵州还有吴三桂的后裔。
这更为贵州添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也让人深有造化弄人之感。
据记载，本来永历政权和孙可望结成同盟之后，李定国在东进迎战清兵的战争中屡屡得胜，军威大振，一度形成迫使清军与之议和之势。然而，由于孙可望不可遏制地膨胀起来的个人欲望，所谓的抗清事业很快变成了梦幻泡影。
安龙城内的这场“宫廷之变”，史家对此褒贬不一。但历来凭吊歌咏十八先生的不乏其人，从兴义走出的张之洞就曾经撰写《吊十八先生文》，蒋介石、李烈钧、居正等人也曾为十八先生题词，这些不同时期的题咏均已勒石铭碑，陪着长眠于地下的十八先生在时间长河中静静肃立。
历史有时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吊诡。朱明王朝后裔和忠于明朝廷的大臣们的努力并没能挽回明朝的命运，只能留下“日月晦朦天不霁，河山破碎地偏寒”的悲鸣。
然而，在明初时期因为屯军、移民或经商而来到贵州的江南军民的后人，却把当时南京一带的文化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这样的文化至今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安顺的屯堡地区，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六百年前明朝南京地区的世俗百态，所以人们称这里为“明朝文化飞地”。
在锦屏县还有一座隆里古城。这座古城始建于1386年（明洪武十九年），最初名为龙里，到清代时才更名为隆里，取的是“隆盛之理所”的含义。
这座古城实际上就是一座军事城堡，从一开始就是按照亦兵亦农、可攻可守的要求来设计和建造的，建成后城内居住的一直主要是“调北征南”的军人和他们的后代。经过六百多年的岁月洗礼以后，隆里古城仍是如今中国南方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之一。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以及安徽、江西等地的民居，还能欣赏到唱汉戏、吟故事、玩龙灯等特色表演，一如明初时期的盛况。特别是在周围苗族、侗族区域的包围之下，更让人有无意间闯入历史的感觉。
江山朱颜易改，文化历久弥新。也许，今天的屯堡、隆里古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明王朝的延伸线，那是从江南、从北京翩然飞到贵州，又自在前行了六百多年的一条时光线。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价值
一
世事汹涌如潮，在恣意奔腾时人们往往无暇仔细看清它的形状；历史平静如海，经过了世事的反复和积淀之后，人们通常会发现在喧嚣时被忽略了的宝藏。
这是我在对张之洞和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了解不断加深后得出的一点感受。
这位生在贵州、长在贵州的晚清重臣，不仅在属于他自己的时代里留下了变革图强的身影，也为后世留下了散发着光芒的思想。
要想读懂、认清、理解张之洞，还是要回溯到他所属于的那个时代。
1840年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也粉碎了数千年培养起来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尊。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免会有很多人将泱泱大国的颓敝归因于浸淫已久的传统文化。
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所形成的文化价值体系与西方工业文明的文化价值体系确实有着很大的差异，当按照西方文明的指标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评判时，很容易得出腐朽落后的结论，自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所造成的中国和西方世界在国力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巨大差距，更是这一论断最为有力的支撑论据。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在踏上近代化道路时的败绩，让中国传统文化不分良莠地一起变成了罪人。
令人欣慰的是，从一开始，就不乏努力调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优劣、借以实现自强的探索者，张之洞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张之洞于1837年出生在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因为当时张家住在六洞桥附近，所以给他取名张之洞。
幼年时期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张之洞很早就展现出了不一般的才华，他9岁开始赋诗作文，11岁时就已文名远扬，成为贵州大名鼎鼎的“神童”。
1849年，张之洞启程回原籍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参加童生考试；1852年，他在顺天府乡试中一举夺魁高中解元。
1854年春，张之洞回到了兴义，当年年末，他和都匀知府石煦的女儿举行了婚礼。
婚后不到一年，张之洞再次离开贵州，正式踏上了人生的奋斗之路。
然而直到1863年他才中了一甲第三名进士，从此开始步入仕途。
张之洞早年以言论见长，是清流党的领袖人物。自1881年补授山西巡抚实际接触地方军政要务开始，他逐渐转化成为洋务派。此后，张之洞在军政、教育和实业等领域均颇有建树，成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自此直至其担任两江总督的近20年里，他主导了一系列创办实业和兴办教育的举措，包括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创建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兴建三江师范学堂、武汉自强学堂、湖北武昌幼稚园等各类学堂，屡屡派遣留学生出国等。
张之洞的作为与当时很多或者盲目自大或者惊慌失措的上层官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成绩的取得更是令他深孚天下之望，声名鹊起。
1895年后，维新运动兴起。运动初期，张之洞曾为强学会捐银5000两并亲自发起上海强学会。
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张之洞因为其当权者的立场开始与维新派分道扬镳，同时，他也试图在顽固派和维新派之间寻找挽救危机的中间道路。
“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着《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
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前提下，张之洞于1898年4月撰写了《劝学篇》。
在这本总计4万多字、共分为24篇的小册子里，张之洞阐述了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核心思想。
张之洞此时系统地整理自己的思想，并非只是想在关键时刻表明其立场。
早在充任清流党人健将时，张之洞就常用“体用”这个概念来表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出任山西巡抚以后，他又提出了“体用兼资”“明体达用”的论点。
《劝学篇》不过是将他的这些碎片式的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了，使得以他为代表的洋务派的思想呈现出更加完整的面貌。
主张维新改革的光绪皇帝仔细阅读了张之洞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进呈的《劝学篇》后，不仅做出了“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的评价；还以圣谕的形式下令军机处给诸省督抚学政各发一部，要求他们“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同时还命令总理衙门排印300部下发。
在光绪皇帝的亲力推动之下，《劝学篇》广泛流播。
《劝学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本”，指的是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能动摇。所谓“通”，即为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
张之洞的“新学”把“西政”也包纳了进来，与早期一些“中体西用”论者把“西学”和“西艺”即西方器物和技术简单地等同起来相比，张之洞的思维和视野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他思想中的西政包括了“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各个方面，但涉及政治体制的内容则未有提及。概而言之，张之洞开出的药方就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劝学篇》包含了很多新学内容，所以能够被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所接受；同时又大力批驳民权论，也得到了实际独掌朝纲的慈禧太后的欣赏。
当时西方各国对此书也极为重视，该书先后被译成英文和法文并正式出版。1900年，《劝学篇》英文版在美国纽约出版时，被冠以一个极具鼓舞色彩的名字：《中国唯一的希望》。足以见得，在那个时代看中国的“第三只眼”里，张之洞代表了至为重要的含义。
二
张之洞所设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革新框架概括起来就是这样的：维护固有制度和纲常礼教，采用西方实用科技“兴办洋务，富国强兵”。
正是因为主张维持固有制度和纲常礼教，张之洞至今一直为激进者所诟病。
脱离一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其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去评论一个人的思想、评判一个人本身的得失优劣，不啻盲人摸象。
臧否人物者如不能深入一个人的心路历程，是无法从别人身上发现人性和智慧的光辉的。
为什么古来很多以月旦人物为擅长者，说起别人可谓刀光剑影，让人体无完肤，对自己却惺惺而惜，那是因为他们无法走进别人的世界，只能在自己的窠臼里打转转。
杜维明说过：“用开放的自我和阳明对话，你的自我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开放；你完全私己地去念，越念就越庸俗，把王阳明念得庸俗，你也自己庸俗。”对张之洞也如此。
“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反思的精神，也不能没有革新的勇气，但也绝对不能有蛮干瞎干的莽撞。
这一点在今天也尤其应当引以为戒，动辄言西方、谈普世者，应当学学当年的张之洞，如何从一个大言炎炎的清流成长为脚踏实地的实干者。
这样才是一个民族里有担当的分子。
张之洞以及整个洋务派的学说，有力地冲击了保守派们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的坚持，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为新时局下国人思维、视野的拓展打开了一扇窗口。
1909年10月，累任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在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任内与世长辞。
在张之洞去世两年之后，辛亥革命在湖北省城武昌首先爆发，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工业、学堂和新式军队，统统都成了革命党人用来粉碎帝制的力量，延续了数千年的帝制自此走进了历史。
因而，孙中山称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毛泽东也说“研究中国的工业发展史，不要忘记张之洞”。
三
在张之洞逝世后百年有余的时光里，他的思想范式仍会不时地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投湖自尽，文化巨擘陈寅恪为其写下挽诗：“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
公开宣言自己“思想寓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的陈寅恪，在悼念亡友的同时，重新评价了晚清新政和张之洞的价值。
20世纪90年代，当中国又一次处于东西文化相撞的十字路口时，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在外衅屡起、民族危急、新旧思想交锋、中西文化冲撞的晚清，既宣泄出了士人学子心中强烈的民族情感，也照顾到了新旧双方的文化心理，对于中西文化的冲突起了一种缓冲作用。
陈寅恪等人的“中体”已不再是张之洞的纲常名教，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民国以来的“西用”范围，也早已越出洋务派的认识层次，这是我们民族的进步。
即便是今天乃至今后，“中学”和“西学”的问题仍将存在，虽然没有人能够凭空地给出所谓“体”和“用”的具体内容和比例，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只有融合、吸纳才是真正的自强之路，单纯地固守或者单纯地否定与接纳都不会带来实际上的发展，孰体孰用，在立足根本的实践和摸索中自然会形成，会得到解答。最重要的就是方向错不得。
王阳明、张之洞都在自己的时代里“脚踏大地，仰望星空”，即知即行，成就了历史，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财富。
如果说有命运，那么时代就是每个人的命运。
脱离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任你三头六臂，任你超群绝伦，也几乎注定是悲剧式的结局。
“思惟省察不妄作，着实躬行不空想。”为自己所在的时代贡献正能量，人就把握了自己的命运。
没有无缘无故而来的时代，也没有无缘无故溜走的时势。
沙滩的文化绿洲
一
在今天提起沙滩文化，人们很难知道指的是距今100多年以前在遵义县新舟镇沙滩村所形成的文化现象，更不知道沙滩文化所取得的成就。
国学大师钱仲联曾经写过一首诗：“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经训一菑畲，破此南天荒。”这首诗意在称赞清代的着名经学家、史学家、诗人郑珍的诗才和经学造诣，同时也概括总结了清朝时期全国知名的沙滩文化所取得的一部分成就。
沙滩是黔北崇山峻岭之间的一个小山村，这个位于乐安江畔、方圆不足十里的地方，在清朝乾隆后期到民国初年的100多年里，培养出了数十位文化名人，其中有着作流传于世的就有40多人，他们的着述涉及经学、文学、天文、地理、医药等多个领域，总计达300多种。
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沙滩出现的这种文化现象，但真正对沙滩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已经是100多年以后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