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内地共的文化人士大批南下香港。
2月17日，“文协”香港分会等文化团体，在思豪酒店举办茶会，欢迎史沫特莱、夏衍、范长江等人来港。茶会由萧红主持，史沫特莱发表了演讲。
萧红曾在鲁迅先生的家中结识史沫特莱，后来在武汉时，还就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发表过读书笔记，这是她一生中最喜欢的书之一。
3月初，史沫特莱到乐道8号的家中探望萧红，她惊讶于萧红和端木蕻良这两位知名作家竟然住房如此简陋、生活如此清苦，如同“置身于苦力阶级的同一经济水平”。见萧红身体病弱，史沫特莱执意邀请她到林荫台别墅与自己同住。然而萧红只在林荫台别墅待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回到了乐道的陋室中。在此期间，她完成了小说《北中国》，被史沫特莱称为“一本描写战争的小说”。
身为战地记者的史沫特莱，对时局有着更切实的认知。她建议萧红和端木尽早离开香港，前往新加坡，以利于萧红养病，还亲自安排新加坡的朋友来港与他们见面。对于史沫特莱的建议，萧红有所心动，却一直犹豫不决。一方面，一些对香港局势持乐观态度的朋友给了她宽慰，另一方面，她和端木也受到了一些事务的耽搁。再加上萧红自身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们最终并未成行。
在史沫特莱的帮助下，萧红得以到香港最大的公立医院——玛丽医院就诊，并进行住院治疗。在香港沦陷前的日子里，她一直得到史沫特莱的接济。
5月，史沫特莱返回美国，她给端木留下10篇小说，希望译成中文后发表，也带走了萧红和端木的一些作品，准备介绍到美国。萧红托她将自己的《生死场》赠送给美国作家辛克莱。6月，萧红收到了辛克莱回赠的书以及一封表示感谢的短信。
在这三个月的交往中，萧红不仅给史沫特莱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让她对中国的女性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在《中国的战歌》中，她激情洋溢地写道：我想到那些中国妇女们，她们作为医生、护士、政治组织者、教育家在军队中服役或是深入于人民之中，有的人尽管是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工作，她们的雄心和才干却逐年增长。同时我也想到了那些在斗争中失去了青春和在不起眼的岗位上献出了生命的中国妇女们。
一代新的中国女性正在战争中锤炼成长，她们在许多方面比美国女性要先进很多。我同这样一个妇女在霍尔主教乡下的家中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她的名字叫萧红。
史沫特莱回美国后，萧红也离开了医院，她惦记着未完成的《马伯乐》，也想帮助端木编辑《时代文学》。
然而到了7月，因为一些伴随多年的旧疾越来越严重，萧红不得不再次去医院检查，这一次，她被确诊为肺结核。因为肺部患处已经钙化，医生主张通过注射空气针的方法将结核慢慢放开。在去了两三次医院后，端木和萧红同意了这种疗法。不想，在未治疗前，萧红还能走动如常，并坚持写作，而经过了治疗后，却真的成了病人，体力不够了，行动不便了，咳嗽也加剧了。她只得再次住进了医院。
养病期间，她依然参加了一些必要的文事活动。9月1日，《时代文学》刊发了署名萧红的文章——《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这篇文章改写自1938年她在武汉发表的《寄东北流亡者》。9月中旬，《时代文学》“九一八”十周年纪念专号公开发表了由端木、萧红、周鲸文等374人签名的《旅港东北人士“九一八”十周年宣言》，传达了将抗战进行到底，早日解放家乡、回归故里的心声。中共东北救亡总会党团书记于毅夫也签署了宣言，他与端木、萧红不仅是朋友和同乡，还是奉中共地下党组织之命，负责与他们联系的领导人。
“九一八”纪念日前夕，萧红抱病写下了《“九一八”致弟弟书》，发表在9月20日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和9月26日桂林版《大公报》上。这篇文章或许是萧红一生中最后的绝笔，文中以“中国有你们，中国不会亡的”的振奋话语激励和弟弟一样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中国青年。自上海一别，直到在香港离世，萧红始终无缘与胞弟张秀珂相见，这也是她与秀珂终生的遗憾。
9月中旬，东北流亡作家骆宾基到港，因身无分文，无处落脚，向同乡端木蕻良求助。经周鲸文同意后，端木将他安顿在《时代批评》社的职工宿舍里。为了让骆宾基拿到稿酬以维持生活，端木撤下了自己在《时代文学》上连载的长篇《大时代》，换上了骆宾基的小说《人与土地》。
香港沦陷后，在萧红人生的弥留之际，这位比她小六岁的年轻人，成了陪伴在她身边的最后的朋友。
萧红已完成《马伯乐》的积稿，至11月1日出版的《时代批评》第4卷第82期已全部刊完，她无力再写下去，只得“暂时”中断连载。
11月16日，《时代批评》第83期上登出一则启事：启，萧红女士的长篇《马伯乐》因患肺病，未能续写，自本期起，暂停刊载。于此，我祈祝作者早日健元，并请读者宥谅！
这部因病“暂时”搁置的《马伯乐》，最终竟成了萧红的“半部红楼”，永远停留在了第九章，忧伤的马伯乐终究也没有迎来一个光明的结局。
病中的萧红尽管身体难以撑持，精神却并不懒怠，乐观的她一直相信自己能够好起来。
因为耐不住医院的寂寞，萧红不断向端木闹着要回家去住。端木考虑到要照顾病人的情绪，最终同意，并于11月初将她接出了医院。
胡风转移到香港后，得知萧红病重，便来家里探望。见到暌违已久的老朋友，萧红立即勾销了此前的恩怨，高兴地和胡风聊天。或许是想起了曾经在一起编辑《七月》的情景，她说：“我们办一个大型杂志吧？把我们的老朋友都找来写稿子，把萧军也找来。”
说到萧军，她没有注意到站在一旁的端木神情尴尬，闷闷不乐，而继续动感情地说：“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的。”当年那个看到她分娩的痛苦，为了救她不惜和医生大打出手的萧军，她怎么能忘呢？疾病似乎让她更珍惜每一份感情，她多希望她珍惜的朋友们能都回到她的身边，从此再也不要分离。何况萧军还是她自始至终都深深爱着的人呢？
出院的那天，萧红偶然结识了作家萨空了的夫人金秉英。两人都是爽朗的北方女子，一样爱说爱笑，甚至一样爱穿红色的衣服。金秉英每天都来家里与萧红做伴，半卧在床上的萧红笑语盈盈，和这位格外投契的朋友在一起，更像有说不完的话。
萧红兴奋地计划着圣诞节聚餐，每个参加聚餐的人，都要准备自己的拿手菜，而她将和金秉英比试烙葱油饼。她屈指计算着、盼望着，还有二十多天才到圣诞节啊……
她又约金秉英明年一起去青岛看海，似乎深信不疑，明年，自己的身体一定能好起来；明年，战争就结束了，她就可以回到内地了。她说：“我们可以整天坐在海边的石头上谈天，只有我们两个人。”转念一想，又说，“带个男朋友去，替我们提提皮箱，跑跑腿……”
这样一个热情、快乐的萧红，怎能是个病人呢？
这样一个心怀憧憬、相信明天的萧红，哪里像个病人呢？
谁会想到，她还没有盼来圣诞节，便病情恶化，再也没能站起来。谁会想到，她也还没有等到一个和平的“明年”，便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她曾种下希望的世界。
著名南社诗人柳亚子来港后，因在《时代文学》上发表诗作而与端木熟识。来家中拜访后，亦结识了病榻上的萧红，并从此建立了忘年的交谊。
由于在家医疗不便，萧红的病体一天比一天糟糕。此前她吃药、住院的开销多是周鲸文、于毅夫和柳亚子等人帮忙分忧，这一次，考虑到萧红不愿意住院，可能是因为经济上的拮据，柳亚子特意找周鲸文约谈萧红治病的事，希望他能多资助。周鲸文的经济条件比其他朋友优裕，因而更觉义不容辞。他安排萧红住进玛丽医院，并向端木和萧红保证，一切医疗开支，完全由他负责。
住院几天后，萧红的病情稍有缓解。然而住在传染病房中，朋友们不便看望，医生又不许她看书，每天只是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这让萧红备感无聊，又孤寂难耐。
她所在的病房三面临海，空气流通，光线充足，这是医院对肺结核病人的有意安排。但萧红不喜欢这种敞开式的病房，觉得如同露宿。此时的香港已进入冬季，整天吹着海风，萧红受凉后不停地咳嗽。她向护士要求打止咳针，护士态度傲慢地回答，院方有规定，药品是由医生来开而非病人要求。她于是又告诉医生，自己咳嗽得很厉害，不想医生却说：“咳嗽不要紧，你不要心急……肺病还有不咳嗽的吗？”
住院的寂寞和医护人员的冷漠无情让萧红一天也不愿再待下去，端木只能好言劝慰她安心配合治疗，等病好了再出院。
11月底，于毅夫到医院看望萧红，萧红说起住院后的寂寞苦楚，哀求于毅夫让她离开医院。于毅夫被萧红的悲诉打动了，不忍再让萧红受委屈，当天就把萧红接回了家。
于毅夫的感情用事，让周鲸文深为不满，他知道住在家里对萧红来说不会有任何帮助。他走进那间狭小、简陋而凌乱的卧室，看到萧红精疲力竭地躺在一张又老又破的床上，瘦削的脸上只有两只大眼睛尚且流露着光芒，心中更感到难以形容的悲酸。他给了端木一些钱，嘱咐他一定要让萧红去医院治疗。
倔强的萧红却再也不愿回到医院里去。直到太平洋战场的炮火烧到了香港，她依然“静养”在自家的小屋中。
11月30日，柳亚子带着一束秋菊前来看望。萧红让女佣清理掉花瓶里的残枝败叶，插上了诗人带来的鲜花。——清淡的菊香溢散开来，花束静美地立在瓶中，美得浸透人心。而年仅30岁的萧红，却只能枯萎地躺在病榻上。
两人畅谈了一阵，柳亚子忽然拿出诗册请萧红题诗。萧红感念老诗人对自己的垂爱，提笔写道：天涯孤女有人怜此句一出，不觉牵扯出万千往事——想到自己离开了所有亲人，从东北一路浪迹到香港，正当人生鼎盛，却被病魔缠身，心有余而力不足——萧红不禁泪流满面，不能自持，合上诗册，交还给柳亚子。
看到“天涯孤女”苍白的脸上滚下的颗颗泪珠，诗人亦感到无限的悲戚，沉吟道：轻飏炉烟静不哗，胆瓶为我斥群花。
誓求良药三千艾，依旧清淡一饼茶。
风雪龙城愁失地，江湖鸥梦尚宜家。
天涯孤女休垂涕，珍重春韶鬓未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