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女服更是优雅贤淑，汇集了中国古装仕女的装饰、情态之美。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明朝服饰继承了唐宋服饰的精华。明以后直至今日，大凡描绘古代女性、神话女性的视觉形象，一般都取明装。明朝平民女子多以紫花粗布为衣，不许用金绣，袍衫只能用紫色、绿色、桃红，不许用大红、鸦青与正黄色，以免混同于皇家服色。
最能体现明代女装特色的是长长的直至膝下或裙边的坎肩，当年被称作“比甲”，织花面料上再施刺绣，领处有镶上的领抹，对襟处缀以玉佩，更显出中国工艺美术的传统装饰特色。明女着比甲的形象在明朝仕女画中随处可见。明朝女性以身材修长为美，而比甲恰恰能在视觉上给人苗条、挺拔的印象。
古代男装明朝女子的襦裙装与唐代女服相比，少了几分雍容，多了几分恬静，也不像宋代女装那样过于拘谨和板直。细看起来，那些着襦裙装的妇女，不似唐女般张扬、任性，只是安静、端庄地穿着窄袖或宽袖襦衫和肥瘦适中的带有织花图案的长裙。腰间常有打成蝴蝶结的腰带，腰带的两端长长地垂至膝下。一般在腰带的右侧垂下一串绦带，中间打成八宝结或蝴蝶结。结与结之间穿着玉佩，也有人佩着披帛，成年女性的头上也戴着簪钗。总体看来考究但不奢华，很雅致。
明朝襦裙的款式与整套搭配后的形象，比较接近宋代襦裙装，只是在侍女、丫环等年轻女性穿着时，常爱加一条短小的腰裙，大约是为了干活或活动时不弄脏长裙的缘故吧。此外，由于有个腰裙，等于多了个层次。我们从明朝绘画中看到，年轻姑娘们的腰裙不会平展地垂在腹臀部，它会因质地柔软而出现自然的褶皱，于摇曳的动感中更添几分俏皮，如果再配上头部的环髻或丫髻，更显得活泼秀丽。
随着元明戏曲小说文学的繁荣与刻坊书肆的发达，木版插图兴盛起来，不论数量和质量都极极为可观。文学作品中的数百幅精美插图，留下了众多民间服饰形象，有文人、淑女、丫环、老妪、舞者、村姑、车夫、渔父、艄公、随从、僧侣、童子，有脚夫、乞丐、衙役、农民、商人、还有绿林好汉、有牛背牧童……尽管故事叙述的不都是明朝的事，但由明人刻制的版画文字插图，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服特色。
明人着装与明朝肖像画有着如影随形的关系，服饰丰富了画面，绘画记录了服饰。
官服与衣冠之治
衣冠服饰常常能透露一个人的社会身份，特别是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在服饰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古代中国，着装规范不仅是民间习俗，更是国家礼制的一部分，历朝历代都有各种条文、律令，对服装的材质、色彩、花纹和款式作详尽的规定，将皇族、文武官员和普通百姓的服饰严格区分开来，违者重罚。这种规范和限定各个社会阶层的穿衣戴帽并以此标识官员等级和庶民地位的做法，虽然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但在客观上却增加了中国服饰的多样性。
说起中国的古代官服，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头戴乌纱帽的玩偶丑县官一身圆领袍，头上的帽翅左右翘动像两个铜钱儿，腰间一条玉带，脚蹬白底黑靴。其实，古代中国官员的服饰是很丰富的，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规定，甚至在同一个朝代里也会多次变更，自然不会就这样一种款式。
以袍为朝服，始于东汉（25—220），此前的官服为上衣下裳制。官服必有冠，汉代的文官多戴进贤冠，冠下衬有介帻（一种头巾）；武官戴武弁大冠，配平巾帻。秦汉时的男人，不分贵贱都戴帻，只不过官员的帻衬在冠下，平民无冠。魏晋南北朝时，官员戴漆纱笼冠，它的制作方法是在冠上用黑色丝纱编织丝笼，笼上涂漆水，使之高高立起，而里面的冠顶还隐约可见。汉代的冠式，都前高后低。以后逐渐改制，到了魏晋时期，改“高山”冠使之卑下，此后冠式就逐渐改为平式或前俯后仰式，到了明代已基本看不到汉代冠式的痕迹。
唐代官员和士庶都戴幞头。幞头初期是以一幅罗帕裹在头上，较为低矮。后在幞头之下另加头巾，以桐木、丝葛、藤草、皮革等制成，犹如一个假发髻，以保证裹出固定的幞头外形。中唐以后，逐渐形成定型的帽子，名字仍叫幞头。幞头之脚，或圆或阔，犹如硬翅而且微微上翘，中间好似有丝弦，因其有弹性，这一类叫做“硬脚”。
直脚幞头是宋代官员首服的独有式样，幞头两侧的直脚各向左右长长地展开，为什么要那么长，有一种说法是为防止官员上朝站班时交头接耳。
明代官员的首服由唐宋幞头演变为乌纱帽，其间的样式并无多大差别，只是原为临时缠裹，后为定型为帽子。“乌纱帽”在汉语里也成了官位的代名词。
唐、宋、明三代官袍的样式变化不大，官员品级的高低一般以服色区分，有明确的规定，其间曾稍做调整，并沿用到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
唐代时女皇武则天曾赐百官绣袍，以文官绣禽，武官绣兽。明朝对此加以仿效，开始在官服前襟饰以有图案的补子来区分文武官员的品级。明代官员朝服为盘领右衽袍，袖宽三尺，袍色分三种，一品至四品穿绯袍（绛红色袍），五品至七品穿青袍，八品、九品穿绿袍；未人流杂职官与八品以下相同。而官员的常服为团领衫束带。这对京剧服饰中的官吏服饰有着直接的影响。
对于格外重视宫廷朝仪的清朝初期的统治者来说，能够彰显身份阶层的朝服官服相当重要。他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繁杂的衣冠制度，无论色彩、纹饰、款式均出章人典、规定严谨，并以图示说明，要求后世子孙也能“永守勿愆”。朝廷甚至设立督造官服的织造局，慎官司服与衣冠选织工绣手专事官服制作，清宫服饰也格外讲究织工的细致、刺绣的华美、饰件的齐备。
马蹄袖、马褂是清代官服的主要元素，但朝服和常服胸前绣“补子”的做法却直接取自前代明朝。文官绣禽类，武官绣兽类，并依品级的高低绣制不同的飞禽走兽，以此显示不同级别的职位和权力。与明朝不同的是，禽兽的花样与明朝略有差异，常常配以精致的花边，突出了装饰效果，样式上，清朝的补子绣在袍服外面的对襟大褂上，前襟补子也随之分为两块。明朝的乌纱帽到了清代换成了花翎，用孔雀毛上的“目晕”花样的多少区分级别。官员的朝服和常服，里三层外三层，行袍、行裳、马褂、坎肩、补服，重重叠叠，还要佩戴各种朝珠、朝带、玉佩、彩绦、花金圆版、荷包香囊等等，朝珠又有翡翠、玛瑙、珊瑚、玉石、檀木的等级限定，连丝绦都有明黄、宝蓝、石青之分，服饰的等级之别到了高度细密的程度。
官员的女眷服饰也精雕细琢到了俱细无遗的程度，镶边有所谓“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多至“十八镶滚”，在镶滚之外还在下摆、大襟、裙边和袖口上缀满各色珠翠和绣花，折裥之间再用丝线交叉串联，连看不到的袜底、鞋底也绣上密密的花纹。这也正体现了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
纵观中国古代官服，尽管有许多讲究，但是最能体现服饰与权力关系的还是补子。补子的图案很有意思，在文官补子中有的是现实世界的动物，如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白鹇，鹭鸶，黄鹂，鹌鹑等，有的却非实有之物，如练雀，它的形状有点像鹭鸶，又有点像孔雀。武官的补子，也各式各样，有狮、虎、豹等实在之物，也有想象出的动物。不同的动物代表不同的官阶。古代戎装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认为甲是由被后世称为“战神”的蚩尤发明的（距今约5000年前）。那个年代正是中国从部落联盟到国家创建的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繁。甲胄的出现当然是战争的产物。在氏族社会时期，为了抵御石箭木斧的攻击，利用藤木皮革制作保护身体的防护工具，是完全有可能的。
早期盔甲只遮住头、胸等人体的要害部位，后来的铠甲则主要由甲身、甲袖、甲裙组成。根据出土实物来看，殷商时已有铜盔；周代时已有青铜盔和胸甲，胸甲是遮护前胸的，用犀牛皮或水牛皮做成。从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到，周代已有专门负责甲胄的官，周代时的铜铠甲多以正圆形的甲片为主，且七片为一组，甲上加漆，以使之呈现出白、红、黑等各种颜色。穿铠甲出征时，一般要罩上精美的绣袍以示军威军仪，在战场上厮杀时才解下罩袍。
战国是个诸侯争霸、群雄割据的时代，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军事装备的制造技术进步也很快。从当时的官方文献《考工记·函人》中可以详细地了解到制作皮甲的复杂程序、工艺以及甲胄的形制、尺寸、结构和各部位的比例，也可以看出当时各诸侯国对甲胄的高度重视。从出土文物看，铁甲出现于战国中期，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兽面状胸甲，以铁片制成鱼鳞或柳叶形状的甲片，经过穿组联缀而成，而且出现了铁头盔。在考古发掘中，燕下都墓中出土了一具89片铁甲片编缀成的头盔。
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和石甲胄陪葬坑的文物资料看，秦代的铁质甲胄已占相当比例，但同时也使用着大量皮甲，说明秦代正处于战国至汉代甲胄质料发展转变的过渡阶段，这也是中国古代甲胄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甲胄质地由皮革到铁质的改变，主要缘于战国至汉代进攻性武器由青铜转变为更锋利的铁兵器，迫使作为防护兵器的甲胄随之逐步由皮质转变为铁质。
戎装图大批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出土，为人们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中式铠甲的形象资料。出土的秦代兵俑分为步兵俑、军吏俑、骑士俑、射手俑等，他们的铠甲服饰装束表现出严格的等级制度，军官和骑士戴冠，普通士兵无冠。虽然不是实物，但是由于陶俑塑造得精致细腻，铠甲的结构可以看得很清楚。秦兵俑中最为常见的铠甲样式，即普通战士的装束，有这样一些特点——胸部的甲片都是上片压下片，腹部的甲片都是下片压上片，以便于活动。从胸腹正中的中线来看，所有甲片都由中间向两侧叠压，肩部甲片的组合与腹部相同。肩部、腹部和颈下周围的甲片都用连甲带连接，所有甲片上都有甲钉，钉数或二或三或四不等，最多者不超过六枚。甲衣的长度，前后片相等，其下摆多呈圆形，不另设缘饰。目前所发现的秦代甲胄资料显示，同一类型的甲胄之间，其形制、尺寸、结构以及甲片的数量等基本相同，甚至其相同部位的甲片亦几无差异，说明秦代甲胄的尺寸、形制等在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大背景下已趋于统一，同时也说明甲胄是由官府统一组织制作的，而非私造。
秦代甲胄的日趋成熟和完善，决非偶然，而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一方面，当时各国之间的战争使甲胄在制作工艺和质量上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从甲胄自身的发展阶段来看，经过原始社会末期至秦代两千多年的漫长发展，皮甲胄的制作工艺已经相当完善，与汉代皮甲胄逐步减少的状况相比，秦代可以称为皮甲胄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铁甲作为新型戎装也有所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