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来，尼罗河水还是可预测地涨涨落落，而法老的王朝却没落了，其他的政权相继出现也继而没落，但是可预测的河水中蕴藏的含义并没有变化。1960年，阿斯旺大坝建成了，这是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漂亮_丁程，它坐落在凶猛的阿尔巴拉河与尼罗河交汇处下游的五百英里处。现在，如果僧侣们仍然在神庙旁观察尼罗河水(或者政府在原来建庙宇的地方建立了一个观测站)，他们就会失去预言的能力。
河水和以往一样，可能是蓝色、白色或灰绿色的，但河水到达阿斯旺大坝就会停止，大坝下游平原的命运现在掌握在了人类的手里。
一个可能是，通过对埃及政治的研究，可以对尼罗河的水量进行合理的猜测，这就依赖于两个竞争性的驱动力量：一个是农民对灌溉用水的不变需求；另一个是埃及的消费者对大坝发电量的新需求。重新为大坝制定规则是一种政治行为，主要受这两种力量的左右。作为一个结果，河水的流量变成了一种“不确定性”。如果你想知道，当年埃及政府将把农民的赋税水平提高多少，你就不能简单地从河水的颜色中寻求答案，你不得不确定在大坝控制下的人们将要做什么。
在每个规划中，关键的不确定性都存在，情景规划者将它们找出来并进行准备。一条可行的途径是回到古老的军事情景：我们知道他们会从东边来，将军，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翻越山岭还是穿越河流，我们需要为这两种情况都作准备。
在史密斯一霍肯的情景中，一个关键的不确定性因素是美国经济从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恢复的程度。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潜在市场的顾客数量的大小，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购买进口的园艺工具。在壳牌公司的情景中，我们知道人口统计指标给前苏联带来的压力，但我们不知道它们的政府系统会做出何种反应。
关键的不确定性与预先确定的因素密切相关，你可以通过对预先确定的因素的假设提出疑问而发现它们：什么会引起石油价格再次上涨？ATT失去它主导的长途电话业务后将会做什么？它的现金流会怎样？以壳牌公司的情景规划为例，美国的赤字还是一个预先确定的因素，但壳牌还要问：
赤字改变后会发生什么？它应该包括国防费用与社会保障费用的大幅削减，所以，在90年代末考虑情景时，美国在军费削减与“和平红利”上的债务就是一个关键不确定因素。
另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是美国人的真实收人的增长会回到60年代的水平吗？如果收入以60年代的水平增长的话，人们就会对税收更加慷慨些。
在最近的历史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奇迹”的发生。
在70年代，未来学家说，石油储备到90年代末就要耗尽。
他们在预先确定的因素上是正确的：人口增长以及在当前的价格水平下能源消费的日益增加，但是很少有未来学家考虑到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如果石油价格上涨，人们(或机构)愿意改变自己的习惯吗？人们和机构这样做了，这种改变产生了关键的不同。
举例来说，如果交通网不堪重负，类似的习惯改变会发生吗？大量商务机构会采取弹性工作时间吗？他们会采取电话办公吗？房地产的价格会下降到人们可以负担得起搬到离工作地点较近的地方吗？或者，受交通的影响，车载电话与传真机会改变汽车使之成为一个便携式办公室吗？我们不能确定，对交通网的任何研究都将包括两个情景：一个是许多城市的交通陷入瘫痪；另一个是城市交通正在经历变革。
有时，我将预先确定的因素与关键的不确定因素之间的关系比作跳双人舞，你不能仅凭借必须跳的舞步的次序来跳舞，每个人对舞步的理解都不一样，再加上他(或她)不可预测的决策。类似地，例如你不能通过人口统计来完全了解
劳动力的状况，有多少人会找工作是不确定的，这个指标近年来的变化很大。如果婴儿潮爆发，而收人增长很快，会有更多的女性(或男性)选择照顾家庭而离开劳动力市场吗？
或者再考虑图书出版行业。读者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先确定的因素——它依赖于人口统计指标，电子媒体的竞争也是可以预先确定的。文化水平虽是一个关键因素，但它距离可以被预先确定还很遥远，它依赖于未来几年的教育决策。所以，当前的教育质量会影响未来20年的图书出版业。尽管以任何显著的方式投资于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但又有多少图书出版商会为此而费心呢？
我们可以依据文化水平为图书出版业建立两个情景：在情景A中，大量的有文化的人会花费一些时间进行阅读；情景B恰好相反，人们更愿意看电视和听广播，因为阅读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还有第三种可能的情景，即在日益封闭和媒介色彩日渐浓厚的今天，多种多样的媒介是相互支撑的，随着印刷媒体的快速增长，会有更多的人在多种媒体上花时间。
驱动力量、预先确定的因素以及关键的不确定因素为我们探索未来奠定了基础。在本章中，我几次提到了婴儿潮对我的思想的影响，在下～章，我们会在全球层面探索新的力量，在“全球青少年”的故事中，我们会看到构成情景结构单元的所有因素是怎样工作的。
§§第7章 剖析全球青少年
1987年的一天，当我漫步在雅加达的大街上时，我偶然看见了一个令人注意的景象：在一个很大的集市上，到处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从随身听、计算机、微芯片到CD，每个货摊都由一个男孩在张罗，这些男孩几乎全都不超过20岁，许多甚至还不到10岁。他们都穿着色彩明亮的有“本尼顿”和“拉尔夫·劳伦”标记的开领短袖衬衫。这样的青少年随处可见，难道这预示着未来数十年内全球文化将兴起？或者他们仅仅是全球性消费社会的表面特征，遮掩了更有深度、更加持久的文化多样性的表面特征？我们知道一些数据，只不过恰恰不知道其内涵。本章将展示我们如何通过探寻驱动力量、预先确定的因素以及一些关键的不确定性因素来开发情景。
我想，很多未来学家和预言家可能都会同意，通过观察婴儿潮的影响，我们至少可以部分地获悉驱动力量的威力。
战后15年(也就是40年代末以及整个50年代)出生的4000万人口是一个驱动力量，而战后美国未曾预料到的富裕则是另外一个驱动力量。这两个驱动力量与汽车消费的爆炸式增长相结合，催生了战后郊区的出现。这是一种新型社区，众多新型中产阶层儿童得以在这种新型社区中长大。这些依靠父母生活的少数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了一个有影响的经济力量，因为他们给现有商业模式带来了最大的改变。
史密斯一霍肯公司的同艺工具与惠好公司的家庭植物分销不过是成千上万以不同形式存在的商业活动中的两个，或者根本就不是因为婴儿潮才出现的。这两个驱动力量对全球政治、文化和公司生命仍然产生着非常巨大的影响，以至于现在还没有谁能够对此进行全面的评价。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还有其他的人口因素有这么强大的威力吗？在全球商业网络的赞助下，一群人开始询问自己几年前就曾困扰他们的问题。他们受到一个娱乐业的客户所提出的问题的鞭策，问题非常简单，那就是从现在起的未来十年里，娱乐业的主要市场在哪里？他们仔细考察了人口发展趋势，并且发现了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婴儿潮，它的规模就如同美国的婴儿潮一样，这看上去像是一个彩排。人口因素与技术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再次联系在了一起，这里面有预先确定的，也有非常不确定的。对一些人来说，启发可能是令人振奋的，毕竟他们已经造就了80年代的成功故事，就像“本尼顿”和“埃思普雷特”这样的服装零售商的成功一样，并且他们将深深地影响着其他人。
除非有瘟疫传播或者其他的灾难性事件发生，否则，到2001年，世界上将会有超过20亿的青少年，这个数字将是美国婴儿潮的500倍。所有这些青少年都已经出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少部分生活在非洲，但这个数字仍相当大，并仍在迅速上升。与此同时，在欧洲、北美和澳洲，仍会有小规模的婴儿潮出现，但是这在全球的婴儿潮中所占的比重是非常小的。
情景规划者将开发的情景称为“全球青少年”，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新的婴儿潮是世界性的，同时也是因为其成员将更加相互关联。卫星通信、盒式录像机以及无处不在的随身听，已经渗透到了仍很贫穷的国家。这种婴儿潮导致的结果将不同于美国1960年代婴儿潮对青年文化的影响。世界已经变得更大、更多样化，并且社会情绪与20年前也有很大不同。但他们知道，有些确定的因素是他们所期望的，而许多关键的不确定性则要密切注意。
在全球商业网络，针对这个情景，规划者问道，这些新的全球青少年社区与新的电子媒体演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什么？他们的研究是深入的，甚至还包含了一些必要的直观判断。他们不会希望与一小部分的全球化青少年进行谈话，而是会仔细地观察将青少年作为消费对象的公司的经历，比如本尼顿与斯瓦奇。他们要求文化人类学家史蒂夫·巴尼特进一步调查文化的多样性与市场营销的交叉。他们仔细研究了现有的众多统计数据，探索那些可能暗示着重大力量的模式。这些重大力量的变化将对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最后，
他们雇用了两个敏锐的观察家去周游世界，以便于了解更多的信息。他们与来自12个国家的青少年进行了面谈，内容涉及青少年们的动机及生活的压力。其中有一个观察者是威尔·贝克，他是一位文化出版界的资深作家(如同他提到的，他的《追溯》一书已经涵盖了“关于亚马逊部落民众”及“文明的可怕影响”)。而另外一位研究者安蒙·拉帕波特自身就是一位美国青少年。
正如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要介绍的，全球商业网络的研究团队没有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情节或情景的逻辑上。他们想知道什么样的驱动力量将会是至关重要的。由于美国婴儿潮已出现(或者即将出现)在1950、1960、1970、1980年代，所以，在今后的5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在从90年代开始的情景中，全球青少年浪潮这一因素将会成为一个令其他人口因素变得次要的影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