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诸多明朝的仁人志士来说，明朝的这些公公，尤其是那些位高权重，呼风唤雨的权阉们，着实是一群难对付的家伙，即使是现代人穿越过去，和他们成为对手，看看他们在政治斗争舞台上取得的胜利，也会不由自主觉得头疼。
然而，再强大的对手，也都有其无法掩盖的弱点，就像欧洲神话里的那位大力士安泰，全是金刚不坏，却惟独是脚上那一块脆弱的皮肉，最终要了他们的命。
放在明朝的公公，甚至是上面大名鼎鼎发的“四大权阉”身上，却也是同样的道理，仔细看看历史就知道，明朝的“四大权阉”，无论生前如何风光嚣张，却无一人能风光一世，其中的三个人不得善终，唯一得善终的汪直，却也是繁华散尽，身败名裂之后的郁郁而终。而导致他们从人生的巅峰急跌谷底的，却往往都是一些看似低级到匪夷所思的计划外失误。更都是在人生最为风光无限的时候，以始料未及的方式惨遭致命一击，看似偶然的倒霉过程，实则深藏了必然——他们自身无法避免，也无从遮掩的人格弱点。
所以穿越到明朝的我们，假如真的成了权阉们的敌人，这未必是一件令人绝望的事情，从他们真实的人生履历中，特别是从人生波峰到谷底的猝然跌落里，我们可以清晰的找到他们看似隐蔽的破绽，继而，找到致命一击的方式。表面的无懈可击，永远都是假象，而击倒他们的，却时常是最看似意料之外，实则情理之中的方式。因为每一种方式，都对准了他们的弱点。
比如，明朝第一位专权宦官，四大权阉中的王振，他身上的弱点，就可谓多多，最后害了他的，首先也是这些毛病。
在四大权阉中，王振是唯一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教书先生），这种知识分子的背景，确实成就了他的成功，他在日常政治斗争中的狡诈权谋，奇思妙招，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他对书本知识的活学活用。比如这个人极善伪装，装老实的时候，比老实疙瘩来老实。朱祁镇登基早期，朝廷里掌握大权是，是以三杨（杨荣，杨浦，杨士奇）为首的文官内阁，对待这三位老家伙，王振一度比亲孙子还乖，比如他受命去给杨士奇送文件的时候，常常显得毕恭毕敬的，一说话就点头哈腰，杨士奇请他坐下，他就一脸的受宠若惊，连说不敢。一来二去，把阅人无数的名臣杨士奇也感动的不行，连连赞叹说，在太监中也有王振这样的贤良啊。可反过手来，他就接着杨荣贪污和杨浦儿子杀人两件案子大做文章，逼得两位老臣黯然去职，最后只剩下杨士奇一人苦苦支撑，最后也在王振的排挤下辞官归隐。朱祁镇的老祖父——张太皇太后，原本极其鄙薄王振，甚至一次召王振觐见的时候，还差点以王振干政为由把他砍了，当场差点吓得王振尿裤子。自那以后，对这位彪悍的老太太，王振也下死力的巴结，每次老太太把王振叫去训话（主要是臭骂），不管骂的多难听，都咬碎了牙忍着，脸上还做诚惶诚恐虚心接受状，一来二去，倒把老太太弄的过意不去。而且他还相当的会来事，比如有一次，笃信佛教的张太皇太后，欲带朱祁镇一道去城外拜佛，结果文官重臣们群体反对，朱祁镇更两头为难，跟老太太去，铁定挨百官骂，不跟老太太去，铁定挨老太太骂，当不想两头挨骂的朱祁镇犯纠结的时候，王振的主意却帮他解决了难题：把城外的佛像请到宫里来，和老太太一起在宫里拜，这样既哄了老太太高兴，又堵住了百官的嘴。这事之后，老太太果然高兴，原本砍了王振的心都有的她，也从此对王振欢喜的很，这种欢喜，甚至一直保持到她过世。然而，就是这个会来事的王振，等着老太太前脚刚咽气，后脚就把明朝太祖朱元璋立下的禁止太监干政的铁牌毁掉。不管是干工作还是搞政治斗争，这人，都典型属白眼狼的。
然而这世界上所有的白眼狼，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得知便猖狂。王振更不用说，没势力的时候，他比谁都能装，有了势力的时候，他比谁都猖狂，甚至，能猖狂到脑残。
王振人生中的第一场杀身之祸，其实就是被他自己脑残般的猖狂闹出来的。当时朱祁镇刚刚登基，身为朱祁镇“先生”的王振也得到重用，仗着朱祁镇宠爱自我感觉良好的王振，也就动了把老臣们挤兑回家的心思，而他所用的，恰是最无知的方法：一次他去内阁传旨，见“三杨”都在办公，便毫不客气的说了句“你们三个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当什么官啊，赶快回家养老吧。”就这一句话，当场把三位老臣气得打哆嗦，可这三根“老油条”哪里是好惹的，回过头来就去找张太皇太后哭诉了，紧接着，就有了张太皇太后当着五位辅政大臣的面要怒砍王振的惊魂一幕，一猖狂，差点把命都猖狂没了。
等着张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也相继罢官去职，王振终于独揽大权后，他那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毛病——猖狂，又不出意外的发作了。而且这次的表现更丰富，比如因为猖狂，耳根子就变得软，最喜欢听奉承话，工部郎中徐佑认王振当爹，甚至为了巴结他，自己都不留胡子，有次王振很奇怪的问，你怎么没胡子啊，徐佑恭恭敬敬回答说：爹您都没长胡子，我这个做儿子的怎么能留胡子呢，这不孝顺啊。就这一句恶心的奉承，竟当场把王振喜得哈哈大笑，立刻将徐佑提拔成工部侍郎，擅长拉帮结派的他，拉来的绝大多数都是这类货，当然也有能办事的能臣，比如都御使王文，这人整治贪污有一手，拍马屁也有一手，把王振哄高兴了，得以飞黄腾达。然而王振没想到的是，等着土木堡之变后他身败名裂，他的亲信里，第一个跳出来反咬一口的，同样还是这位王文大人，先带着群臣跑到王振家，把王振的亲侄子提溜出来剁了。白眼狼王振选出来的人，自然也是一群白眼狼。
而白眼狼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小心眼，以前吃过的亏，怎么着都要找回来。后人常说王振残害忠良，其实被他残害的忠良，很多人并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分歧，相反却是一些看似啼笑皆非的小事。比如御史李铎遭王振治罪，被发配到辽东服刑，他得罪王振的原因，仅仅是上班路上遇到王振，没有及时行跪拜礼。还有一些时候，却是典型他自己患上“迫害妄想症”，想当然的以为别人坑他，翰林侍讲刘球就是这么倒的霉，他只是给皇帝上奏折说，希望皇帝能够勤政处理政务，并整顿兵力防御瓦剌，王振就想当然的以为刘球是在影射他，轻易想当然的后果很严重，刘球被打入监牢，惨遭秘密杀害。最冤的却是驸马石禄，有一天因家务琐事，在家责骂家里的宦官冯宝，恰好被王振路过听见了，按说这是人家自家的家务事，王振却不干了，觉得冯宝是太监，自己也是太监，石录骂冯宝，就相当于骂自己，可怜石驸马就这么被打入天牢，最后还是挨骂的苦主冯宝看不下去，主动替石驸马求情，这才把人给捞出来。这样一个人，就算不是太监，假如是我们生活周围的一个朋友，和他相处，累也得累死。
而和许多得志猖狂的人一样，王振的另一大毛病，就是色厉内荏。有时候他嚷嚷的越凶，临到事上，反而越怂。比如后来北京保卫战的英雄，名臣于谦也得罪了他。起初王振很嚣张，逮了于谦不说，还放风说一定要把于谦搞死。可谁知山西，山东两省官民闻讯炸锅，四下奔走营救，连朱祁镇的亲弟弟朱祁钰（后来的景泰帝）也出面警告王振，要他别太张狂，结果王振立刻认怂，慌忙把于谦放出来，宁死不屈的于谦，后来见王振一次骂一次，骂的王振都出了“恐于症”。恨不得见他面就绕着走。
而王振最后的身败名裂，也就是载在他的“白眼狼性格”上，甚至可以说总爆发——瓦剌事件。先是瓦剌可汗也先与明朝发生贸易纠纷，王振很猖狂，想当然的用强硬的方式处理问题，却没有想防备对方可能进行的报复。等着吃了亏的瓦剌大怒，集结人马打上门来，王振却猖狂到极点，摆出愤青状积极要求皇帝御驾亲征，硬是撺掇着明英宗朱祁镇带着五十万大军打了出来。这一路上，王振猖狂加小心眼到极点，一路上巧立名目，打击报复反对北征的诸大臣们，直到大军来到大同边关，亲眼看到了敌人的阵仗，王振二话不说，立刻露出了怂人本色，一枪没放，就撺掇着大军沿原路返回，五十万大军活活做了回折返跑，可跑还没跑成，被瓦剌彻底吓怂的王振，大脑进入了极度短路的状态，居然在大军即将进入怀来城的时候，请求朱祁镇绕道，原因是想回家乡风光风光，还没走到他老家蔚州，王振却又突然改了主意，要大军再次绕道，原因是怕部队踩了老家的庄稼，就这么连番折腾，明军终于被瓦剌追上，五十万大军被包了饺子，御驾亲征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沦为俘虏。至于脑残不断的王振，则死在了乱军之中。
其实纵观王振在土木堡之变前后的所有表现，可以说比起早期他与三杨相斗的心计权谋，在智商上的差距何止万千，得知便猖狂，猖狂便脑残，便是王振风光外表下的最大弱点。就算没有土木堡事件，他的下场恐怕也不会好多少。
而比起王振的脑残来，另一个太监汪直，却是看似行为相似，都很狂，都很残暴，脸皮都很厚，却其实是天壤之别。个中都差距，其实就是一条：同是脑残。一个有文化，一个没文化。教书先生出身都王振，是明朝宦官中少有学历比较高的，有文化又狂妄的，属于奸人。汪直却不同，他是战俘出身，斗大都字认识不了一升，没文化的结果，就是他狂妄都同时，做事就更缺考虑，尤其放到大事上，经常不按套路出牌，这样都人，通常被叫做浑人。汪直就是这样一个浑人。
可在很多情况下，浑人却经常比奸人更可怕，原因正在于那句俗话：浑人胆大。
在现代影视作品里，汪直典型是个“出镜率”比较高的太监，而且往往作为大BOSS出现，在各类影视片中留下都形象，不但阴险狡诈，而且还练就一身绝世武功，堪比东方不败都级别，诸如“××飞甲”“××客栈”之类都电影，几十年来拍了一堆又一堆，到今天依然票房不衰，其神功盖世外加厚黑透顶的“光辉形象”，早已经深入人心。
这样的形象，和历史上真实的汪直比，自然是有差距的，且不论品质如何，武功就差距忒大——小小年纪都当了战俘，在宫里干了数年杂活，哪有运气捡诸如《葵花宝典》之类的武功，就是拣着了也没空练。但这种“光辉形象”加在汪直身上，却也正常。这并不止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实在是他在那年头影响力太大，大到京城里谁家孩子哭了，说声汪直来了，小孩就能吓得闭嘴——因为他是个胆大的浑人，最匪夷所思的坏事，没他不敢干的，干多少坏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小子从来不按照套路出牌。
汪直就是一个不按照套路出牌的人，不管是逢迎巴结，还是宦官界内部的争权夺势，甚至是与文官政敌较劲，乃至后来统兵沙场，他从来都很难让对手估计到，他下一步的动作会是什么，尤其是面对政敌的攻击时，他的反击方式，往往会让人匪夷所思，而当他处于优势，主动去攻击别人的时候，他的攻击模式，也同样让人大跌眼镜：往往是在意想不到的时间，意想不到的地点，用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给予对手意想不到的打击。不讲计划也不讲规则，怎么要命怎么来，这就好比俩人打架，按照套路规则，对方应该打你的头，没想到他却掏你的裆打你的后脑勺，那就要命了。汪直的作法，就是这样要命。
比如早年汪直得万贵妃的宠信，地位扶摇直上的时候，在太监界面对的最强竞争对手，就是东厂提督太监尚铭，在当时，不管论背景，资历，甚至是能耐，此时正得万贵妃宠信，看似如日中天的汪直，和尚铭一比，就立刻被比到地下去了。尚铭是明宪宗朱见深的铁杆亲信，早年还是皇子的朱见深，遭受“土木堡事变”打击，父亲明英宗被瓦剌俘虏后皇位遭废黜，归国后又被幽禁南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原本贵为太子的朱见深，也被即位的叔叔景泰帝朱祁钰废黜皇位，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尚铭就是为数不多陪伴朱见深的小太监，不但照料他饮食起居，更替他打探消息，了解朝局。尤其是在后来朱见深的父亲，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后，因嫌弃朱见深口吃，一度不愿把皇位传给他，后来明英宗病重，大学士李贤趁机进言，要皇子朱见深来照料明英宗起居，之后朱见深悉心的照料，令明英宗终于感动，做出了传位给他的决定。而在那时，协助朱见深一起照料父皇的宦官里，也同样有尚铭。这是陪着朱见深患难的铁杆。
而除了关系铁外，尚铭的工作能力也是相当的强，在明宪宗登基后，尚铭顺利成章成了东厂提督太监。明宪宗登基早起，连续遭遇到三场战争——满俊陕西叛乱，广西大藤峡叛乱，湖北流民叛乱，在这三场战争中，担负情报重任的东厂搜集情报，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出力颇多，在战争结束后，更因功劳得到嘉奖——那时候的汪直，还只是广西大藤峡一个普通的瑶民，还因参与叛乱被俘，并惨遭阉割，罚入宫中为奴。尚铭光彩照人的接受嘉奖时，汪直正在押解入京的路上。
而能力卓越的尚铭，在明朝宦官界，也是一个出了名的不好惹的人，此人胆大手黑，最擅敲诈勒索，打探到京城里谁家有钱，就罗织罪名把人抓到东厂来，不问青红皂白一通严刑拷问，不敲诈到钱绝不罢休。后来他自己犯事被抄家时，家产抄了几十车，拉了一天一夜才算完。但如此绑匪行径，在明朝官场里却好得很——此人干坏事也极讲诚信，给钱就放人，收礼就办事。而且他绑票目标也极有针对性，穷人家从来不碰，只惹有钱人。甚至朝内许多清官廉吏，和他的私交也颇好。如此又手黑又有人脉的家伙，汪直貌似是惹不起的。
但看似毫无胜算的汪直，却用了一种办法，就轻而易举的把尚铭踩在了脚下——尚铭干不了的活，我干！
汪直和尚铭形成冲突的时候，他在万贵妃的扶植下，已经成了御马监掌印太监，但当时的尚铭，却已经是东厂提督太监，外加司礼监掌印太监，也就是说宦官权力的“铁三角”里，尚铭一下子就占了俩。而汪直虽然执掌御马监，看似兵权在手，但明朝兵权的分布非常散，他当时的权限，也只是统领宫内部分守备部队，权限很少，外加身份敏感，很难乱说乱动。而且当时明宪宗不理朝政，掌控朝局的主要方法，一是靠司礼监批奏折，二就是靠东厂情报机关搜集情报，以及统御群臣，所以在明宪宗的手下，做太监的要想求进步，要么去批奏折，要么就去搞情报。汪直目不识丁，批奏折当然不成，只能去搞情报，而搞情报……尚铭不让。
于是汪直和尚铭间的冲突就越发厉害，尤其到了干情报工作的时候，尚铭更处处给汪直拆台，无论用人办事，都时时掣肘。日久天长，俩人形同水火。但汪直却显然是没有胜算的：尚铭是老情报了，宫里宫外人脉广，其本人更不好惹，势单力薄的汪直和他斗，显然是没戏的。然而呼风唤雨的尚铭，也终于碰上了搞不定的工作：当时有大臣李子龙迷信旁门左道，且在朝中广收门徒，更伺机混入皇宫中图谋不轨，虽然被厂卫及时发觉并处决，但却把年轻的明宪宗吓得不轻，而先前犯下失查之罪的东厂提督尚铭，更被命令要遍查京城里官民动向言论，查明后及时向明宪宗汇报。
这差事看似不难，往京城各处派密探，回来汇报工作就行。可尚铭却偏偏办砸了。当时东厂的名声太响亮，派出去的密探，脸上也早贴了标签，不管走到哪里，人家只要看见衣着华贵，且目光阴冷的，十有八九就知道是东厂来的，本来说的正欢的也立刻闭了嘴，打探一通，啥都没打听到，搞的明宪宗大为光火——你不行，那我就换个行的，汪直你去。
汪直就这样临危受命了。其实在尚铭看来，自己都办不到的事情，汪直显然是更办不到的，何况和以前一样，他早就四处给汪直使坏了，汪直查案用的人手，早被他扣了不给，办起事来要啥没啥，看你这个光杆司令咋折腾。可没想到的是，汪直就凭了自己一个光杆司令，到底把事情办成了，他既不大张旗鼓派人盯梢，也不四处抓人办罪，就自己穿了一身破棉袄，贴了几个假胡子，在京城里四下溜达，而且他虽然不认字，脑子却好使的很，不用笔记录，别人说的话，听一遍就能倒背如流，就这样在京城里化妆侦查几天，朱见深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这下可让尚铭大跌眼镜：这么干特工都行？而朱见深却乐开了花，虽然尚铭并没有因此丢掉东厂提督的宝座，可后果比这更严重，朱见深对于整个东厂的工作能力都发生了严重的怀疑，随后朱见深下令，由汪直出马，组建新型情报部门西厂，并担任西厂提督。这下尚铭可憋屈坏了，按照当时明朝的规矩，西厂的权限范围遍布全国，权势远远压过东厂不说，而且连东厂提督尚铭本人，也在西厂提督汪直的监控之下。名不见经传的汪直，就这样把树大根深的尚铭踩在脚下。
提督西厂的汪直，其威权从此节节攀升，之后的八年里一度甚嚣尘上，不但成为当时明朝最有影响力，最恶名昭著的太监，甚至死后也不被放过，被编成戏曲乃至电视剧一代代骂，到今天，已成明朝宦官题材电视剧里的典型大反派。
但如果仔细看看他做的事就会发现，论罪过，他比导致明英宗做俘虏的王振小得多，论权倾朝野的级别，他同样也比后来刘瑾魏忠贤两位九千岁差很多。可这个权没其他三位这么大，罪也没其他三位这么恶的公公，却在身后额名昭著，一跃与其他三位并列，成为明朝四大权阉之一。他凭什么？
凭的，便是威风八面的他光环背后，其人格最大的弱点——浑人性格。
同样是狂，比起知识分子的王振来，汪直的狂，却狂到了地球人都骂他的地步，别的坏人犯坏，至少也要损人利己，放在汪直身上则不同，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他也说干就干。比如说在那些年的北京，假如你家里人早晨出门，在市区里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报案也没人管，那么不用着急，肯定是抓到西厂去了，进去也不会有很特殊的待遇，大不了就是严刑拷打一番，然后几天之后，你就看到遍体鳞伤的亲人出现在你家门口，等着救过来后问他咋回事，他却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就记得自己走在街上，然后被一群陌生人绑了，到了一个陌生的牢房里，一连几天挨打，打完了后啥都没说，一挥手就放了出来，临放的时候还被交代一句：告诉你，是汪直汪厂公逮的你！
一般来说，这种事很可能是别人给汪直栽赃，故意坏他名声。而事实上，这真不是栽赃，就是汪直自己干的。自从西厂成立之后，除了日常办案外，他干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没事找事，可能瞅个过路人不顺眼，就要逮到自己的单位打一顿，既不敲诈钱，也不挖坑陷害人，纯粹就是打一顿给自己解闷。犯坏犯到他这个地步，可以说是要多二有多二了，既不给自己谋好处，也不给别人留出路，就是要通过此举告诉所有人，我汪直想灭谁就灭谁。
而如此一来的结果是，除了好多人知道了他，他本来得罪不了的人，也基本都让他得罪光了。
而汪直的浑人性格，也绝不仅仅用在搞情报上，再比如说待人接物，他特别讲究面子，别人见了他，哪怕一个眼神不对，一个礼节不对，立刻就和他结了仇。发展到后来，他几乎到了逮谁惹谁的地步，只要是朝廷里名望比较高的官员，说话硬气点的官员，哪怕是没得罪过他的，他看着不顺眼，也要找个借口抓到西厂打一顿。后来他提督军务，带兵出去打仗，也贯彻同样的作风，比如辽东的许多部落，本来和明朝做生意，大家关系很和谐，结果汪直到了后没事找事，非要搞出点事端来，结果边关战火滚滚，汪公公倒是有了露脸的机会，生灵们也跟着涂炭了。
纵观汪直干过的坏事，可以说是啼笑皆非，自己不捞好处，连带别人受罪，攻击没有目标，胡子眉毛一把抓。论祸害朝纲之类的严重性，当然没有其他三位大，但论其性质，却可谓没事找抽。
没事找抽的结果，最后就是自己被抽，汪直也不例外，在嚣张之后，很快树敌颇多，而且几乎全是朝廷里惹不起的人，比如文官集团，他别人不惹，反而惹上了当时的内阁首辅，明朝三百年来唯一一位政府认证，在科举考试中“连中三元”的大才子商辂。当时汪直为了立威，罗织罪名将已故明朝内阁大学士杨荣之孙杨华下狱，可怜杨华一个文弱书生，哪见过西厂这阵仗，连打带怕居然死在了牢狱中，这下可引起了文官集团的众怒，大学士商辂联合群臣，以集体辞职相威胁，要求明宪宗罢免汪直，一开始明宪宗还有心回护汪直，可不巧的是，当时宫廷与文官沟通的渠道——司礼监，也被汪直得罪了，同时宦官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怀恩，和商辂一起在明宪宗面前添油加醋，结果西厂被关，汪直被平级调动回了御马监，特务生涯暂告终结。这次打击对于汪直来说，貌似不算太严重，因为明宪宗对他还是很倚重的，西厂在关门一个月后就重开，大学士商辂愤然辞职回家，貌似汪直赢了，但其实后果却很严重，因为明宪宗虽然倚重汪直，但从性格上说，他是一个性格平和的帝王，平时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找麻烦，这次汪直虽然得免，但毕竟给他找了这么大的麻烦，印象分自然打折了。
这件事情过了以后，汪直很快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个高峰，他提督军务期间，与死党兵部尚书王越密切配合，取得了重创蒙古鞑靼可汗的“咸宁海子大捷”，打的鞑靼可汗只以身逃，然而就是这场胜利之后，他的恶名反而到了顶点，因为他之前的嚣张跋扈，当时明朝上下，没有不骂汪直的，甚至北京的戏园子里，还有人编成唱词骂，一次明宪宗在宫里看戏，演戏的阿丑就故意在舞台上说：我叫汪直，手里有两把家伙，一把叫“王越”，一把叫“陈越”，谁能奈何得了我。看戏的明宪宗虽然当场一笑了之，但心里定然不悦。
而汪直倒霉之处也正在于此，做多大的恶并不严重，作恶做到大家都骂，那才叫严重。因为封建时代，决定汪直荣辱命运的，其实就是做皇帝的明宪宗。外加汪直大破鞑靼，立了大功的同时，兵权在手又功高震主，不惹怀疑当然不可能，结果汪直还没凯旋，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就一拥而上。先是老仇人尚铭弹劾汪直十条大罪，文官集团的各类政要也纷纷进言，要求罢免汪直，而对汪直更不利的是，当时他提督军务，在外好多年，不像早年伺候在明宪宗身边，明宪宗对他感情淡了，外加三人成虎，群起攻之下，神仙也救不了。结果汪直还没回京，就先被贬到南京御马监，被剥夺了兵权，接着南京当地的御史乘胜追击，又是一通穷追猛打，导致汪直彻底被解除职务，成了一个普通太监。当年的权势熏天，被一抽到底。不过比起其他三位“权阉”的下场来，他总算是善终的。
而比起脑残的王振，找抽的汪直，四大权阉中的第三位——正德年间的九千岁刘瑾，相对而言，作恶要大得多，但是为人处事，他也狡猾得多。
如果真要论罪的话，王振的罪过，主要是排斥异己，外加教唆皇帝不学好。汪直的罪过，除了滥杀无辜外，也就是擅开边衅。相比之下，刘瑾却更严重，虽然史料中也记录了刘瑾诸多类似恶行，比如他也曾罗织罪名陷害忠良，更对大臣飞扬跋扈，有次吏部的大臣们办事慢了点，他居然勒令吏部几十名官吏集体罚站，许多年老的大臣还因受不了迫害而昏厥。但相比王振和汪直，刘瑾最恶劣的，恐怕莫过于经济问题，这家伙财迷到家，不止贪污公款，收受贿赂，更巧立名目向官员索贿。比如要升官，就要给刘瑾送钱。他刚得势的时候，有个官员刘宇，给刘瑾送了一万两白银，那时刘瑾穷怕了，没见过这么多钱，一见就两眼放光，当场就大呼说“刘大人对我太好了。”高兴完了，就立刻给刘大人“兵部尚书”的高官。相比之下，后来刘瑾权势滔天，单是地方官每次进京汇报工作，给他孝敬的“年敬”，数目就在一万两银子以上，刘大人当年送他那点钱，相比实在不值一提，但人家刘大人送的早，在正确的时间实现了行贿效果最大化，这份投资眼光，放在今天绝对能玩股票。除了公开索贿受贿外，刘瑾搂钱的办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比如说他经常派亲信在各省查访，发现地方府库里面有钱粮，就直接抄没送到京城，进了刘大人自己的腰包，他的腰包肥了，可那些年河南河北等地天灾频繁，地方府库在刘瑾的劫掠下居然无钱赈灾。以至灾民流离失所。
除了财迷外，在脑残方面，刘瑾的某些作法，也超越了王振和汪直两位前辈。王振犯二，主要是在私生活方面，汪直犯二，也最多是干些脑残案件，刘瑾则青出于蓝，他属于典型的瞎指挥，经常出台一些啼笑皆非的政策，比如他把持朝政的时候，曾规定全国的寡妇在三个月里，必须限期改嫁。违令者入狱，结果全国各地一片鸡飞狗跳，有不少铁心守节的寡妇甚至以死相抗。如此荒唐政策，比起汪直的没事找抽来，刘瑾算是吃饱了撑的。
但刘瑾能够权势滔天，绝不仅仅是“吃饱了撑的”，比起王振和汪直来，他最大的本事就是抓权。王振把持朝政的时候，拿成天骂他的兵部侍郎于谦没招，汪直气焰熏天的时候，照样被全国人民骂的狗血淋头。到了刘瑾当权时代，他却做到了让人骂都不敢骂，他的密探遍布四周，凡是有说他坏话的，当场就逮捕入狱，轻则打个半死，重了不是被勒索个倾家荡产，就是满门抄斩。而且比起王振汪直拿文官没招来，刘瑾对于冒犯过他的政敌，那是死咬不放。当年文官集团集体行动，以辞职威胁明武宗处决刘瑾等宦官“八虎”，到了刘瑾反败为胜后，立刻乘胜追击，在正德二年（1507年）四月，于京城金水桥上召集百官，命大小官员集体下跪，当场宣布曾攻击过他的官员们为“奸党”，总数多达五十三人，凡是成了“奸党”的，轻者罢官，重者下狱。而比起他的嚣张来，他更大的本事就是抓权，王振和汪直，都是凭着皇帝对其个人的宠信扶摇直上，并权倾朝野的，相比之下，刘瑾却很重视制度化建设，素来和宦官对立的文官集团，被他安插了钉子——吏部尚书焦芳，当年他和文官集团博弈，就是靠了焦芳的通风报信，才得以逆转局面。这个焦芳不但对刘瑾忠心耿耿，而且办事极其狠毒，成了刘瑾忠心不二的好走狗，刘瑾还为他打破了一个惯例——明朝制度，文官如果担任执掌人事大权的吏部尚书的话，就不能再担任内阁大学士，因为如此一来，行政权和人事权都被把持到一人手中，极易造成专权，刘瑾却破了例，焦芳既成了内阁大学士，又做了吏部尚书，其实是把人事权和行政权都抓在刘瑾手里，明朝历史上，以吏部尚书身份成为内阁大学士的官员只有两人，另一位就是七十年后，明朝隆庆皇帝的恩师高拱。
大权在握的刘瑾，在处理国家大事上，也有一套自己的办法。首先是明武宗年轻好玩，每次刘瑾假装请示工作，明武宗总不耐烦的说，我正忙着呢，你看着办就行。得了圣旨的刘瑾立刻狐假虎威，开始肆意行事。按照明朝处理国家大事的流程，官员们的奏章，应该送到内宫司礼监，然后呈报给皇帝，刘瑾干脆搞了个机构简化，官员们的各类奏章，一律拿回到他自己家里批阅，他本人不认字，家里养了个足智多谋的师爷张彩，以及一帮文吏，大明，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大事小情，其实就是在刘瑾的府邸里运转。而且和后人想象不同的是，这个张彩并不是酒囊饭袋，相反是个极其精明干练的文吏，尤其是他的足智多谋，令权倾朝野的刘瑾如虎添翼。而刘瑾的这种抓权方式，在京城也引来了民谣：京城俩皇帝，一个朱皇帝（明武宗朱厚照），一个刘皇帝（刘瑾），一个立皇帝，一个做皇帝。毫不夸张的说，当时的刘瑾，就是大明朝山寨版的皇帝。
如果穿越到正德年间，遇到刘瑾为对手的话，相比之下，是比王振和汪直更难对付的，因为王振和汪直虽然也有皇帝宠信，并且爪牙众多，而相比之下，刘瑾更进一步，他把他的党羽和势力，完全发展成了一个组织，他的手下，不再是结构松散，靠着阿谀奉承云集起来的一群小人，相反却是一群组织严密，结构森严，勾搭连环，分工明确的体系。更强大的是，比起王振和汪直时代，遭到文官集团群起攻之的情景，刘瑾却更懂得掺沙子，他的党羽，既有宦官集团的实力派人物，更有文官集团的政要，自己身边更是谋士众多，智囊云集，套一句现代语说：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穿越到明朝，碰上这样的人，稍有不慎恐怕就会落入他的天罗地网，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然而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刘瑾，也是有弱点的。他的弱点有两个，表面看，都不是大毛病，而放在他的人生命运上，却是针尖大的窟窿，捅出来斗大的风。
刘瑾的第一个毛病，就是他的优柔寡断。
刘瑾是个心思细密，善于从复杂的局面中，找出最迅捷解决问题办法的人，但心思细密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做事犹豫不决，当下决断的时候，却反复摇摆，按照现代的流行语说，就是经常纠结。
早在文官集团发起驱逐刘瑾运动，并不惜以辞职向明武宗施加压力的时候，刘瑾的优柔寡断，就险些要了他的命，当时文官集团来势汹汹，从内阁到六部九卿都以集体辞职威胁，巨大的压力也令刘瑾慌了手脚，他甚至主动找到文官集团求和，在遭到文官们拒绝后，刘瑾甚至还曾想请求明武宗，把他们发配到南京以避祸，关键时刻，是另一个宦官张永愤然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鱼死网破。正是这声怒吼，才激起了刘瑾的决心，最终在焦芳的配合下反败为胜。
在这场博弈胜利后，刘瑾随即开始了对文官集团们的反攻倒算，大批参与驱逐刘瑾行动的官员们遭到罢免，然而五十三个“奸党”名单里，却偏偏少了一个人：驱逐宦官运动的领袖，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刘瑾之所以放过李东阳，并不是他心善，而是这场运动让他认定，文官集团对他的反动声音是极大的，而李东阳虽然是这场博弈的发动者，然而整个过程中，他的态度并不强硬，相反还在文官们中间为他说好话，外加李东阳本人也非常会来事，面对刘瑾非常谦恭，还经常给他写个贺表来巴结。如此一来，令刘瑾认定，这个名声在外的李大人是个老实人，留下他，对自己收揽人心有用。这想法没错，可未曾想，这个李东阳并不老实，五年后那场改变刘瑾命运的宴席上，正是李东阳在最关键时刻，给了他致命一击。
而刘瑾的第二个毛病，和之前的王振汪直一样，就是自大。
但不一样的是，王振和汪直的自大，都是小事，经常因为琐碎的事情树敌，最后遭到灭顶之灾，相比之下，刘瑾的自大，却是窝里反，在大权独揽之后，他的权势到达顶点，但问题在于，与文官集团搏斗时的刘瑾，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相反去是八个人，号称“八虎”，而在文官集团被彻底摧毁后，八虎之间的“内部矛盾”，立刻因为利益而上升到“主要矛盾”，但刘瑾显然缺少正确的认识，相反他认为，自己已经权倾朝野了，那些文官都被自己斗倒，这些小弟们岂在话下？
可偏偏八虎之中，不止刘瑾一个人有性格，同样有性格的还有张永，比起刘瑾的阴险来，张永是个孔武有力的宦官，他和刘瑾本来是老哥们，俩人后来交恶有很大原因，但主要原因，就是毁在刘瑾自己的刚愎自用上。俩人闹翻主要因为两件事，一件是某官员向张永行贿要官，但刘瑾恼火这个官员没给自己行贿，因此从中作梗，把他升官的事情给闹黄了。事后张永把官员的贿金退给苦主，但和刘瑾的梁子也就结下来了。不久之后，另一件事的发生，让两个老哥们彻底闹翻，当时有个叫吴中的已故宦官，因为犯罪财产被抄没，后来张永奏请明武宗，将吴中的财产划在自己名下，谁知就是这时，吴中的家属进京来索取财产，求到了刘瑾名下，收了吴中家属钱的刘瑾，立刻勒令张永返还田产，张永一听大怒，不但不从，还把刘瑾派来接收田产的官员打的屁滚尿流，刘瑾闻讯也火了，准备打发张永到南京养老，谁料张永更不好惹，当场闯进皇宫，当着众多太监的面，摁住刘瑾一顿暴打，事情虽然在朱厚照的调解下得以和解，但俩人的仇却因此结下了。
正是这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弱点，导致了权倾朝野的刘瑾，在正德十年（1510年）的彻底败亡。败亡的起因，是刘瑾为了树政绩，在西北整顿军屯，结果引发了西北地区的安化王叛乱。之后张永以监军的身份，与名臣杨一清一道平定叛乱，也正是平叛期间，张杨二人经过密谋，定下了除刘瑾之计——张永以平叛功臣的身份回京，在明武宗朱厚照面前揭发刘瑾罪恶，然后再由李东阳等大臣联合上奏，彻底将刘瑾打垮。
对于张永的这次攻击，刘瑾是有预料的，而且也是有应对方案的：先是在京城附近部署重兵，阻止张永入京。然后如果张永入京了，就和张永一起见明武宗，防止张永单独进谗言。如果张永见过明武宗，却没有说服明武宗，则第二天立刻罗织罪名将张永逮捕，从而一举反败为胜。
这个计划是刘瑾的高参张彩制定的，本来天衣无缝，可执行起来，却因刘瑾自己的弱点，完全走了样。首先是张永回京的时候，按照刘瑾的判断，西北距离遥远，应该不会立刻回来，谁知张永轻装简从，仅带骑兵提前回京，令刘瑾在外围的拦截扑空。接着张永觐见明武宗，明武宗高兴之下，命刘瑾作陪，整个宴席上，刘瑾百倍警惕，防止张永进谗言，却见张永只喝酒不说话，不一会就烂醉如泥，看着天色已晚，刘瑾的自大让他再次做出误判，他认为此时张永已烂醉，不可能再对自己有什么不利，于是提前告辞回家，并部署次日抓捕张永的行动，谁知刘瑾前脚刚走，一直装醉的张永立刻恢复正常，在明武宗面前哭诉刘瑾奸恶，终于将明武宗说动了心，结果正睡着觉的刘瑾，被明武宗下令逮捕，一代权阉，转眼间锒铛入狱。
但到这里，刘瑾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因为事后刘瑾的家被抄，除了抄出大笔家产外，并没有任何造反的证据，明武宗本人也很懊悔，甚至还送了牢房里的刘瑾一件衣服。正当刘瑾命运转机的时候，当年他一念之差留下的定时炸弹爆炸了：内阁大学士李东阳率百官上奏弹劾刘瑾，同时官员们经过第二次抄家，抄出了刘瑾大量谋反的证据，结果明武宗看后大怒，骂道“狗奴才，真的要造反啊”。刘瑾的生路就此断绝，被处以凌迟之刑，遭三千六百刀酷刑处死。其实，他正是死在了自己的犹豫和自大上。
而同样是九千岁的魏忠贤，在“四大权阉”中，可谓最呼风唤雨的。然而，比起其他三位来，却也是下场最惨的。不止他自己被满门抄斩，其事败后更是株连最广。王振事败后，其党羽如王文等人，还能继续屹立官场不倒，汪直事败后，其死党王越虽然被罢官回乡，却安度万年，并在十二年后重新得明孝宗任用，过世后更受到明朝“辍朝三日”的礼遇哀悼。至于刘瑾，其个人虽被凌迟处死，但是他的党羽如焦芳，以及给他最早行贿的刘宇等人，都仅仅被处以罢官处罚。唯独魏忠贤不同，崇祯皇帝在清算了魏忠贤后，更以追查阉党为宗旨，大力彻查，当时明朝中央政府一共八百个官员，被划为“阉党”的多达一百六十多人。其比例之高，株连之广，都是明朝三百年之最。
下场惨，株连广，却也恰恰说明，魏忠贤活着的时候，祸害可谓最深。比起三位权阉来，魏忠贤可以说是个极大成者，前三位的成功经验，他几乎全部吸取，前三位的失败教训，他也全部借鉴。就说结党这条，如果说刘瑾只是结党，那么魏忠贤却把阉党发展到了明朝的高峰，当时他的手下，仅有他“干儿子”名号的，就有数十人，至于孙子名号的更是成百上千。政治方面，无论内阁还是六部，都被他遍插亲信，内阁大学士魏广微和兵部尚书崔呈秀，一个抓行政权一个抓兵权，更是他的铁杆亲信，其下的爪牙，从中央到地方遍布，更冠以“五虎”“五猴”“十彪”“十孩儿”“百义孙”等称号，可谓上下一体，走狗遍地，稍不留神，就能撞到他的枪口上，诚如明末文人计六奇的记录：四个人在酒店里喝酒，三个人大骂魏忠贤，还没骂完，锦衣卫就闯了进来，当场把其中三个人剥了皮，赏了那个不说话的人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把持朝政七年，气势汹汹的权阉，最后说完蛋就完蛋了，而且完蛋的干净利索，诸如武侠片里那样的生死大决战更是没有，从被崇祯罢官，到被崇祯赐死，基本就是逆来顺受，比羔羊还羔羊。他的弱点又在哪？
其实魏忠贤的弱点，也是很简单一句话：他是个流氓。
魏忠贤的流氓出身，是尽人皆知，他从底层爬到高层，靠的就是他的流氓性格，即流氓中那种撞死南墙不回头，咬死了不放松的精神，为了实现目的，那更是不择手段，脸皮良心全不要，不惜一切代价办到底。政治斗争上更是心狠手辣，出手就是杀招，刘瑾还有优柔寡断，他却毫不留情，比如和他作对的东林党，基本都是赶尽杀绝。他在天启年间的呼风唤雨，根本上说，是来自他这种流氓精神。
然而流氓精神，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流氓精神的特点是，惹得起的，往死里惹，惹不起的，该认怂就认怂。
而魏忠贤在骨子里，也正是个这样的人。按照《明史》的记录，权势熏后的魏公公，有历史记载的一次浑身发抖，并不是被皇帝斥骂，相反，则是看到了给事中杨涟的那封弹劾魏忠贤奏疏，疏中字字珠玑，罗列魏忠贤诸项罪过，件件直指魏忠贤要害。当时正把持朝政的魏忠贤立刻怂了，不但主动找杨涟求和，甚至找到内阁首辅叶向高请求和解。虽然后来魏忠贤还是靠着糊弄明熹宗，借这封奏疏大兴冤狱，将东林党赶尽杀绝。但这段认怂的经历，却还是为他后来的倒霉，埋下了伏笔。
魏忠贤的流氓精神缺陷里，除了欺软怕硬这条外，另一条也格外要命：毫无远见，急功近利。
流氓里很少有高瞻远瞩的，出身街头混混的流氓，眼光当然难看得远。而魏忠贤的倒台，就是被这一条给坑了。他之前所有的呼风唤雨，其实是建立在明熹宗宠信的基础上。所以确保明熹宗的健康，也就成了魏忠贤专权的基本要务。可就是这件事，被魏忠贤自己给搞砸了，天启七年（1627年）明熹宗春游落水，救上来后就一病不起，按照现代医学的说法，这属于肺积水，放在当时，本身就是要命的病，可偏偏魏忠贤胡闹，他的干儿子尚书霍维华乱拍马屁，自称有“神药”灵隐露进献，病急乱投医的魏忠贤大喜，连忙命给明熹宗服用，结果一连数月，明熹宗不经治疗，只靠喝灵隐露过活，直到自己给活活喝死。这所谓的灵隐露，按照现代食品学名，其实就是米汤。乱拍马屁，结果把自己最大的靠山给拍没了，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也就离死不远了。
而在明熹宗死后，崇祯皇帝朱由检登基，早在朱由检作为“信王”的时候，就和魏忠贤不和，现在他上台，挨整是难免的。但初登皇位的朱由检根基不稳，当然不敢贸然动手。而后，在朱由检的步步威逼下，魏忠贤节节败退，其实他的命运，在朱由检登基后就已经注定，明朝中央集权完备，失去皇帝信任的宦官，无论之前多么呼风唤雨，都最终无法对抗皇权，唯一的区别，就是凄惨的死去，还是平安的全身而退。
所以从崇祯上台后，魏忠贤也立刻做出了正确的抉择，争取全身而退，崇祯步步紧逼，今天法办了魏忠贤的亲信，明天削夺魏忠贤的权，魏忠贤也知趣，不断的请求辞职，甚至还找崇祯哭诉，只求平安回家享受富贵。年轻的崇祯审时度势，最终顺水推舟，同意了魏忠贤的请求，准许魏忠贤告老还乡，一代权阉，眼看就能平安退出江湖了。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魏忠贤的流氓性格再次发作，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却最终葬送了他。第一个错误是，既然决定告老还乡，那就见好就收，可魏忠贤偏偏画蛇添足，买通崇祯最信任的太监徐元文为自己说好话，结果惹得崇祯大怒，徐元文被抓，而年轻猜忌的崇祯，立刻意识到一个严酷的现实，这个老太监的能量太大，是自己的巨大威胁。同时魏忠贤走的时候大张旗鼓，摆开华丽的仪仗，要多拉风有多拉风，如此嚣张，更引得崇祯大怒。结果原本的告老还乡，变成了满门抄斩，魏忠贤在行至河北肃宁老家前，被崇祯派来的大臣赶到，惊慌之下，他畏罪自杀，其家族被满门屠戮。明朝最呼风唤雨的权阉，以最为悲惨酷烈的下场，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