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四大权阉为例，讲述了明朝宦官的组织结构以及典型人物后，相信我们对于怎么对付宦官，已经有了自己的心得。梦想着如果穿越回去，能够在所身处的时代里成为英雄的朋友，对于怎样在成为英雄的道路上，战胜这群宿命的大反派，想必也有了心得。
只是，也许这些心得的总结都是徒劳的，因为如果真的穿越回去，我们认定的坏人，未必一定是坏人们，那些想象中呼风唤雨的公公们，未必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我们说到明朝，在总结这个朝代的劣迹时，“宦官专权”通常习惯性的被当做极其重要的一条，然而一个现实却是，即使最为瞎编的电视剧电影，里面塑造的最为拉风嚣张的宦官们，也极少有人能够把皇帝变成傀儡，相反，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靠着蒙蔽忽悠皇帝，从而狐假虎威窃据高位的。而放在真实的历史上，这样的说法，相对还是比较靠谱的，那些恶名昭著的公公们，他们做的大多数有历史记录的坏事，背后都有皇权的授意。比如我们说刘瑾的劣迹时，常说他借着明武宗玩乐的机会擅自做主，作恶多端。然而《明实录》却告诉我们，明武宗在放手启用刘瑾的同时，又早已授意谷大用和张永监视刘瑾，刘瑾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他的掌握中。再比如权势滔天的魏忠贤，史料上经常津津乐道，他借着明熹宗做木匠活的机会请示工作，并获得授权。而史料上同时告诉我们，明熹宗在不耐烦的告诉魏忠贤，他自己看着办就行之后，也都会习惯性的加上一句：好好干，别骗我。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宦官不少，嚣张的宦官也不少，然而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宦官，其威权可以超越皇权，无论多么权势熏天的宦官，在转瞬间身败名裂时，面对皇帝的清算，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出有效的反抗，清一色的成了待宰的羔羊。仅凭这条，我们就可以说，明朝宦官或许有专权，但是比起别的朝代来，他们显然专权的不够，无论专权到怎样的程度，他们都无法逃脱皇帝的掌控，皇帝想要灭他，使个眼色写个纸条，都是分分钟的事情。而如果放在唐朝，那可不一样了，唐朝的宦官可以随意废立皇帝，可以很随意的给皇帝说，您坐在皇宫里摆个样子就行，国家大事交给我处理就行。如此无法无天，唐朝皇帝气的脸都紫了，最后也只能没办法。这份威风，明朝宦官恐怕做梦也不敢想。
所谓有多大权，造多大孽，即使不翻案，也不得不说，名声颇大的明朝宦官，即使是魏忠贤这样的极品恶人，在后人的文艺作品中，他们的威权和坏，也是被有意无意放大了。所谓的反派大BOSS，与事实其实出入颇大。
而明朝宦官名声臭，另一个直接原因，却是要拜他们的老对头——文官集团所赐。明朝的历代实录，都是由文官们主修的，我们今天研究明朝历史的诸多民间笔记，也大多来自文人的记录，而这些人，或者本身属于文官集团，或者和文官集团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清朝人修《明史》的时候，以张廷玉为代表的主修团队，除了来自清朝官僚系统内的文官外，就是以“前明遗老”身份参与编纂的明朝文官集团成员们。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明朝历史的所有史料，绝大多数，都是由宦官的固定敌人们完成的，敌人的笔下，他们会成为啥模样，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历代编纂史书，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为尊者讳”，这里的避讳，不止是我们所知道的避君主名字的名讳。更重要的是，不能把坏事栽在帝王的身上，也就是说，每一段历史的错误，都需要有人替帝王来背黑锅，一般来说，如果发生错误的这个时代有奸臣，自然是奸臣来背，但如果没有奸臣，或者奸臣一个人背不起来，那自然也要找更有资格背的人，那当然就是宦官了。虽然他们做的大多数事，都来自帝王的授意和允诺，但是既然帝王的坏话不能说，那么对不起，所有的脏水你就都挨了吧。
如果我们以“四大权阉”为例，在他们所犯下的罪过中，我们也不难找到“背黑锅”的嫌疑。先说王振，他最大的罪过就是“土木堡之变”，然而事实上，横刀立马沙场，在当时不止是王振的梦想，同时也是他的领导明英宗的梦想。早在明英宗七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明宣宗把他抱在膝盖上，亲昵的问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人胆敢造反，你敢不敢亲自带兵去讨伐他们。小明英宗奶声奶气的朗声回答：敢！就这一句话，喜得明宣宗把儿子抱在怀里亲了又亲。就是这一段问答，坚定了朱瞻基的选择：立朱祁镇（明英宗）为太子。而《明实录》更告诉我们，朱祁镇年幼的时候，接受的宫廷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参观皇宫内的“军事博物馆”，聆听自己的祖父，父亲等一代代大明先皇们横扫天下，御驾亲征的光辉岁月。朱祁镇自己的诗文里，也表达了愿意继承祖先遗志，御驾亲征扬威沙场的梦想。而且另一个事实是：朱祁镇之前的几代明朝帝王，从永乐皇帝开始，除了短暂在位就英年早逝的明仁宗朱高炽。其他的几位，朱祁镇的曾祖父明成祖朱棣，以及朱祁镇的父亲明宣宗朱瞻基，都曾有过御驾亲征且大获全胜的精彩妙笔。而在土木堡之变前，大明王朝在外战上的战无不胜，也使得主流阶层眼中，御驾亲征，并非是一件具有高度风险性的事情。所以说，当瓦剌犯边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明英宗做出御驾亲征的决定，绝不仅仅来自王振的蛊惑。这是他自青少年时代就不曾忘却的梦想。
同时，当瓦剌大军压境的消息传来时，明朝上下君臣的反应，也是和今天的我们想象不一样的。那些以正义面目出现的文官们，并没有把瓦剌这个强敌当做一个可怕的对手。他们仅仅认为这只是一个边陲部落骚扰，而无视这个部落早已统一草原，成为明朝劲敌。除了富有军事经验的于谦外，大多数大臣劝谏明英宗放弃亲征的说辞，都是清一色的说什么瓦剌不足为惧，随便派个军队就能平了啥的。至于此时专权的王振，他确实轻视了瓦剌，也怂恿了明英宗，然而真正决定亲征的是明英宗本人，从瓦剌犯边发生后，他就是一个铁了心要出去打仗的皇帝。而后土木堡之战，王振在关键的时刻，两次犯下要命的错误，一次要求大军撤退的时候绕过蔚州改道，一次是因为运自己家产的车队没有赶到，要求大军停下来等候。这两次要命的等待，使二十万明军错过了宝贵的撤退时间，被瓦剌包围歼灭，明英宗也惨被沦为俘虏。然而明朝整个文官集团的作法，却也发人深思。明朝大军亲征的时候，不到三天军队就断粮了，之后整个过程里，后方没有一颗粮食支援到前线，而在明英宗被俘，明朝紧急拉响北京保卫战后，在兵部尚书于谦的主持下，明朝储备在京郊的数十万军粮，被用极快的速度运到了城内，如果土木堡的时候能有这效率，至少明英宗的亲征大军也不会如此狼狈，可如果这个责任，算在当时伺候在明英宗身边的王振头上，那只能说，他是自己故意饿自己了。事实正是，土木堡之变，既是一场意外，也是当时明朝整个官僚体系弊病的大爆发，王振在其中负有重要的责任，但如果因为他的责任，就抹掉了其他人的责任，那就好比唱歌跑偏了。
而比起铸成大错的王振来，同为四大权阉的汪直，如果知道自己被定为“四大权阉”之一，恐怕他会觉得比王振还要冤，不止因为他犯下的错远没有王振大，更因为他做的大多数事，其实都是遵照着朱见深的授意。
朱见深开始重视汪直，是因为他最宠爱的万贵妃的举荐，然而作为一个帝王，他对汪直后来的信任，却不止因为万贵妃，而是因为他自己发现了汪直的价值。作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个以怠政不上朝著称的皇帝，不理朝政的朱见深要掌握朝局，就必须要抓好情报工作，仅仅有一个东厂是不够的，所以就有了西厂。同时朱见深本人受土木堡事变株连，曾经经历坎坷，长期的艰难生活，也令他的心灵缺少安全感，他并不残暴，从未滥杀，但同时对于文官集团，他也自然的缺少亲近感和信任，最为他亲近和信任的，除了老婆万贵妃外，也就剩下这些宫廷里的宦官了，工作需要加上感情亲疏，才造成了汪直的扶摇直上。
而纵观汪直一辈子做过的所有的事，和其他三个权阉不同的是，他的事情对于国计民生的直接伤害，相对是比较少的，虽然他大兴冤狱，缉拿无辜，但是西厂的负面作用，很快就在文官集团的反对下叫停，西厂第一次开设，持续时间其实只有一个月，第二次复开后不久，汪直就被调离了特务工作岗位，调到边境主持军务，他在边境主持军务期间，虽然因为擅开边衅酿成战争，但是有些战也是必须打的，比如反击鞑靼入侵的战争，就属自卫反击性质。
而从祸害程度上说，刘瑾相对是比较高的，刘瑾最大的危害在于，他建立了新一种宦官专权的模式，在刘瑾之前，明朝的历代宦官如果要渗透朝政领域，必须通过与文官集团的合作。甚至于在王振，汪直等宦官专权的时候，文官情况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和他们对立的。而刘瑾的创举是，他通过掺沙子的方式完成了对文官集团的渗透，文官集团的大佬们，其实成了听他命令的乖小弟。文官集团的行政权更被他牢牢操纵在手中。虽然在刘瑾的时候，他对于文官集团的控制程度并不强，但是后来的魏忠贤却更进一步。以密布透风的亲信安插，形成了权力的天罗地网，对文官集团的反对派更是赶尽杀绝。也正因如此，这二位权阉都不约而同的获得了一个称号——九千岁。
然而就是这两位九千岁，与身为万岁爷的皇帝虽然只差了一点，但就权力而言，却还是差的远。先说刘瑾，他权势最滔天的时候，被称为“刘皇帝”，然而对比朱皇帝，刘皇帝到底还是纸糊的。后人常说刘瑾横行霸道，是借了当时明武宗朱厚照的威风，而且他做的所有的事，几乎都是蒙蔽明武宗的。这里就说一件事，有一次，明武宗的讲官杨廷和在给明武宗讲课的时候，以历史为典故，劝说明武宗要亲贤臣，远小人。结果课刚讲完，“刘皇帝”就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就对号入座，认为杨廷和讲的“小人”就是影射他自己。刘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杨廷和立刻被贬官到南京去，谁知命令刚下，刘瑾就被明武宗叫到深宫里，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原来杨廷和是明武宗最敬重的老实，刘瑾胆敢欺负他，明武宗当然要出头。由此可见，虽然我们常说刘瑾狐假虎威，但刘瑾这只狐狸“假”了多少威，一举一动，明武宗这只“老虎”其实都是知道的。说到这位荒唐皇帝明武宗，后人常常说他贪图玩乐，荒废国事，放任奸臣专权，然而明实录告诉我们，即使明武宗身在豹房玩乐的时候，他每天都要先批阅完奏折再玩乐。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终止。
而另一位专权的九千岁魏忠贤，貌似专权的难度低一点，因为他的领导明熹宗不太认字，而且玩乐的项目也很执着——做木匠活。这样一个人，自然没什么空闲管理朝政，对魏忠贤的放任度也确实大得多。魏忠贤，也因此嚣张到了极点，甚至连皇后都敢整肃。然而事实上，对于魏忠贤所做的事情，明熹宗还是知道一些，不但知道，他不同意的事情，魏忠贤同样也做不成。比如明熹宗最敬重的老师，就是以大学士身份经略辽东的孙承宗，作为东林党成员的孙承宗，和魏忠贤形同水火，然而当魏忠贤像陷害其他东林党一样，在明熹宗面前进谗言的时候，红口白牙的说了半天，但说到底，明熹宗硬是没有，最后孙承宗虽然在魏忠贤的轮番攻击下，终因势单力孤而去职，但没有明熹宗的首肯，魏忠贤整死孙承宗的愿望到底没有实现。而明熹宗在位的七年里，我们通常认为他既不抓权，也不理朝政，而当明熹宗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皇后的劝说下，他做出了把皇位传给弟弟朱由检的决定。为了保证弟弟顺利接班，他选择的托孤重臣是英国公张维迎，也正是这个决定，确保了魏忠贤无法破坏此事，保证皇位顺利交接。自始至终，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也只是皇权的附属品，既无法超越皇权行事，而当皇权不高兴的时候，他也无法自保。
事实是，即使是四位被后人骂的狗血淋头的“四大权阉”，在他们作恶多端的一生里，也同样不乏生命的亮点，仅仅凭借着阿谀奉承，他们根本走不到呼风唤雨的支持，他们的权势，既来自于他们的心机，更来自于他们的能力，特别是工作能力。
就以造成土木堡之变的王振来说，后人说的比较多的，是他阿谀奉承，教唆明英宗不学好，然而明朝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福利政策，却也同样是他首创的。正统七年王振大权独揽，也就是这一年，明朝陕西，山西各地爆发旱灾，百姓为渡过荒年，甚至卖儿卖女，同样出身穷困的王振建议，由朝廷出钱，帮助那些在灾荒中卖儿卖女的百姓赎回儿子，帮助他们家庭团圆。从这开始，这项政策成为明朝一项常见的福利政策，历经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各朝，我们皆可在正史记录中看到。
如果说王振做这件事，仅仅是为自己收买人心的话，即使他最让人诟病的品德——跋扈残暴上。同样也可以看到一些反例。王振在时，得罪他的官员，哪怕是一些小事，也会被他往死了整。但有些官员未曾求饶，也无要人保护，却还是躲过了王振的迫害。典型如“河东学派”创始人薛瑄。作为后来的一代大儒，当时的薛瑄仅仅是都察院的一名官员，因为拒绝按照王振的授意判决案件，而被王振罗织罪名下狱，这在当时，基本算是死定了。然而薛瑄刚下狱，王振晚上回家后，却见家里的老仆人在痛哭，王振惊讶的问原因，却听老仆人说：薛瑄可是咱们老家（河北蔚州）人，在咱们老家名声很好呢。听仆人一说，王振立刻惊讶道：原来薛瑄在咱老家有这么大名声啊。就因这件事，本来杀心四起王振，立刻做出释放薛瑄的决定。即使权倾朝野，王振却还有一怕，怕老家人骂他。
如果说王振难得做一件好事，是因为怕被骂。那么汪直做的好事，却是连当时一些正人君子都做不出来的。虽然汪直此人浑人胆大，且和文官长期不和。但没文化的他，对有本事的人，却是真心实意的服气。因为投靠他而被举荐成为兵部尚书的王越，虽然由于其逢迎汪直的行为而遭人鄙视，但他却是有真本事的人，而且他和汪直俩人搭档带兵打仗，汪直对他言听计从，从来不干不懂装懂瞎指挥的傻事，也正因二人密切配合，有了咸宁海子大捷的胜利。如果说信用王越，还是出于自己的利益，那么对自己的政敌秦紘，汪直的胸襟大度，却令人敬佩，当时汪直出外巡视归来，给明宪宗汇报工作的时候，赞叹身为延绥巡抚的秦紘，说他是大明封疆大吏中的第一人，谁知话音未落，明宪宗笑盈盈的拿出一堆奏折给汪直，却全是秦紘上奏骂汪直的，眼看自己举荐的人，却把自己骂的狗血淋头，汪直却毫不动怒，反而慨然说，这恰好说明我的眼光没错，秦紘果然是一个正直无私的人。
如果说汪直的亮点是可敬，那么身为九千岁的刘瑾，也做了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好事。比如他一开始大肆敛财，收取年敬，后来谋士张彩对他说，你不该收这钱，官员为了孝敬你钱，就打着你的旗号在地方上大肆贪污受贿，他们捞够了，才把里面一小部分钱给你，大头全让自己拿走，贪污腐败的黑锅却是你背了。刘瑾闻言大怒，立刻破天荒下令全国反腐败，一批贪官马屁拍到马脚上，因此落马被抓。一时之间，举国上下哗然，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以为张彩能劝刘瑾行善。
不过还有些善事，不用别人劝，刘瑾也会去做，权势滔天的他，也有难得明事理的事，他的铁杆亲信焦芳，素来依仗着刘瑾权势胡作非为，他每次见了刘瑾，都恭敬的叫千岁，称自己为“门下”，拿刘瑾几乎当亲爹一般孝敬。但对同僚和属下，他却极其跋扈嚣张，稍有不如意就睚眦必报。他的儿子焦黄中，在京城从来以文采自诩，参加科举考试，本来以为仗着老爹的势外加自己的才，至少也能中个探花。谁想主考李东阳公正阅卷，仅给了焦黄中一个二甲进士，这下焦芳怒了，他拿李东阳没招，就整天怨妇似的在单位碎碎念，老在刘瑾面前说李东阳坏话，最后把刘瑾说的也烦了，给焦芳说：既然你觉得你儿子有才，那让我当场考一下，如果真有才，我就替你做主。结果在刘瑾家，焦黄中被命当场做诗，吭哧了半天，才做出了一首《石榴》，吟了没一半，刘瑾就受不了了，当场给焦芳发火说：就你儿子这水平，中个进士都是人家给你面子，你还整天抱怨人家李东阳。从那以后，焦芳再不敢乱嚼舌头。此外，刘瑾虽然跋扈，却也礼敬一些有气节的文士，比如他特别喜欢弘治年间状元康海的诗文，一直意图拉拢，却被康海拒绝。后来康海的好友，同是明朝大文豪的李梦阳得罪刘瑾，被刘瑾罗织罪名下狱，为了救朋友，康海只好忍辱负重，求到刘瑾家里。听说康海来了，刘瑾喜得立刻窜出来，连鞋都顾不得穿，光着脚跑到门口把康海请进来，接着在康海的劝说下，爽快放过了李梦阳。谁曾想，就这难得的一次礼贤下士，却最后要了康海的命。刘瑾败亡后，康海也遭人告发，被说成是刘瑾一党，一生清正的他，最终背着“奸党”的污名惨遭杀害。
按照我们的常识，像刘瑾这样的恶人，死了遗臭万年，少不了会成为诸多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大反派。然而四大权阉中，刘瑾却是唯一一个以正面人物形象写入民间戏曲的——京剧《拾玉镯》，在这部戏中，作恶多端的刘瑾，俨然变成为民做主的好官，在当地除恶扬善，平反被地方官冤屈的“宋巧娇一案”，还了民女宋巧娇及其相好傅公子的清白，并亲自主婚，让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桩名剧，其实也是改编自真实的案例——刘瑾唯一办过的一件好案子。当时刘瑾陪太后到陕西宝鸡法门寺进香，有民女宋巧娇蒙冤，闻讯后立刻前来上访，冒着生命危险栏了轿子，谁知没拦到太后，倒拦着了刘瑾。正赶上那天刘瑾心情不错，闻讯后不但不怪，相反仔细查问了案卷，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判断此案内部有鬼，之后刘瑾杀鸡用牛刀，命属下厂卫特务明察暗访，终于查清真相，还了宋巧娇清白，并做主赐婚宋巧娇与其未婚夫傅公子。这件事，也被刘瑾的御用文人们大肆宣讲，在当时传遍一时，也借了刘瑾的关系，傅公子婚后随刘瑾入京做官，成了刘瑾非常信赖的亲信，谁知好景不长，后来刘瑾事败，傅公子一家也惨遭陪绑，以刘瑾党羽的罪名被杀头。
即使是坏事做绝的魏忠贤，在干工作的时候，也并非完全瞎指挥。魏忠贤专权的时代，也正是明王朝与辽东后金政权激战正酣的时候。虽然辽东经略孙承宗被魏忠贤挤兑走了，但对边关防务，他其实并不敢马虎。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后金可汗皇太极发动了意在夺取明朝宁远，锦州要地的宁锦会战，明朝辽东巡抚袁崇焕率军抵抗。大战打响后，魏忠贤毫不含糊，调集北方兵马待命，随时准备支援前线，他派给袁崇焕的监军太监纪用，也在战斗中身先士卒，面对敌人浴血拼杀，最终有了重创皇太极的宁锦大捷。虽然战后，连魏忠贤四岁的从孙都因此封侯，但就战斗本身而言，魏忠贤确实出力颇多。
而且魏忠贤这个人，在面对冒犯甚至攻击的时候，他的反应有时候与我们想象中并不一样。一般小的冒犯，他会恼羞成怒。然而面对一些重大的攻击，他的反应也出乎预料，比如著名的苏州“五人墓”事件。当时魏忠贤的爪牙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途径苏州的时候一路胡作非为，更借着逮人的名义大肆索贿，终于引发了众怒，被愤怒的围观群众一顿暴打。这事发生在魏忠贤权倾朝野的时候，几乎算是翻天了。然而当狼狈逃回的走狗们，仓皇失措的向魏忠贤报告时，魏忠贤不但没有愤怒，相反是脸都吓白了，全身吓的不住的哆嗦。最后吭哧半天说了一句：国家的赋税都在江南，江南要是乱了，谁能担得起责任啊！这不仅是拿国家大事做挡箭牌，而是魏忠贤明白，要想权势稳固，除了结党营私逢迎拍马外，更得干活。
明朝的宦官正是这样，事实上他们被后人严重的高估了，而且他们的罪恶，也被有意无意的放大了，事实上从明朝宦官体制确立的第一天起，他们的角色就已经确定——奴才。他们并不像唐朝的宦官一样，具有掌控国家命运的能量，他们的作用，要么是在国家滑落的时候踩一脚，要么是国家上升的时候推一把。推一把的时候，他们被选择性的失明，而踩一脚的时候，基本都背了黑锅了。四大权阉，就属于踩了一脚后背了黑锅的，而事实上，有明三百年里，为国家大事推一把的太监，也是同样多的。且不说开创七下西洋伟业的郑和，即使是这些权阉生活的时代里，也同样不乏敢担责任的好太监。比如汪直生活的时代，就有堪称明朝最好太监的怀恩，在明宪宗消极怠政的岁月里，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他上下调和，协调明宪宗与群臣的关系，解救蒙受冤屈的大臣，甘当大臣与皇帝之间的防火墙。尤其重要的是，他在血雨腥风的宫廷斗争中，保护了当时的太子，后来开创“弘治中兴”伟业的明孝宗朱祐樘。尤其是当明宪宗晚年，在万贵妃的挑唆下嫌弃太子，意图废黜朱祐樘的关键时刻，连那些与朱祐樘亲近的朝廷重臣们都不敢插嘴说话，怀恩的表现，却比爷们更爷们，他当着明宪宗的面郑重的磕头，一字一句的对明宪宗说，废太子这件事，“虽万死，亦不为。”也正因如此，本来位居司礼监掌印太监高位，一度权倾朝野的怀恩，被明宪宗一撸到底，发配到安徽凤阳看祖坟。但他的坚决，却最终动摇了明宪宗原本坚定的抉择，确保了明孝宗朱祐樘平安接班，而明孝宗登基的第一件事，就是以盛大隆重的仪式，请回了远在凤阳的怀恩。一个宫廷以盛大的仪式，欢迎一个宦官，这样的殊荣，即使是魏忠贤，刘瑾之流气焰最为嚣张的时期，也未曾获得。
明朝留下好名声的宦官，不止怀恩一个特例，相反即使是许多“宦官专权”的时代，也留下不少贤良宦官的身影，而这些人不但在当时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世人的称赞，有许多人还成为那时代仁人志士们心心相知的朋友。比如在正德年间文官集团驱逐“八虎”的行动中，与大臣们密切配合的，就有当时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岳。而即使是臭名昭著的“八虎”中，也有以学问著称的高凤，这位高凤从明武宗朱厚照做太子的时候，就是他的陪读太监，连《明史》中都承认，高凤不但学问精深，而且治学也非常严谨。督促朱厚照的学习绝不放松，比起刘瑾等人靠着邀宠得以飞黄腾达，他却真正是以才学和人品，得到了朱厚照的尊重。而权势滔天的刘瑾最终倒台，直接起到作用的，就是他的老哥们兼老对手宦官张永，而取代了刘瑾的张永，虽然也有诸多毛病，比如贪污腐败等等，然而他却是一个既有真本事，也有令人敬佩的人品的人。比如他虽然也贪赃，然而对于真正有本事的文臣，却是倾心敬佩，虽然小节上有诸多过失，然而在事关国家大事的问题上，却毫不含糊，他当权的时期，除了结好杨一清等文臣，通力维持国事外，对于明武宗的诸多胡搞行为，他也有他的应对办法，比起刘瑾的顺从配合来，他却是软对抗。比如明武宗经常借故巡边，在大同，宣府一带尽情游乐，一路扰民无数。一路陪同的张永虽无力阻止，但依然借助一切机会委婉劝阻，甚至当有大臣因触怒明武宗而获罪时，他也会想尽办法解救。他个人的战功也很卓著，多次在边关督兵，击退入侵的蒙古人。而他所做的好事，也在他人生的晚年救了他。明武宗过世后，即位的明世宗朱厚熜，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太监，明武宗时代权势滔天的宦官们，要么被抓去砍头（钱宁），要么被打发回家养老（谷大用），唯一一位下场较好的却还是张永，他虽然起初也遭罢免，但在杨一清等诸多文臣的劝说下，终于又被明世宗重新启用，以东厂提督的身份终老。
所以如果穿越回明朝，一旦遇到宦官，尤其是那些位高权重的大公公们，正确的作法，不是先把他当做敌人，而是首先做出判断，这个宦官，对于建功立业的梦想来说，到底是属于踩一脚的，还是推一把的，如果是踩一脚的那种，自然是坚决对抗之，至于推一把的，却需要与之形成良好的关系，宦官在明朝，是其政治构架里的重要一环。这是由其政治特点决定的，单纯的排斥宦官，对于国家大事，往往却是头痛医头，于事无补，真正的聪明人，都是懂得如何去利用其良性作用，弱化其恶劣作用的。明朝公认的能臣，诸如张居正，王阳明，都是这类聪明人，穿越回去的你，是否也是下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