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取“乌托邦”这一维度用以观照和探究民国时期文学的想象方式，是缘于对20世纪末乌托邦“终结论”浮现的困惑与质疑。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中，乌托邦“终结论”已经不再是陌生的声音。这是一个缺乏传奇与想象、梦想与信念的“贫困时代”，“由于神的缺席，那给世界的基础的地基隐匿了。……基础乃是某种植根和站立的地基。没有地基来支撑的时代悬于深渊之中。”自19世纪尼采高呼“上帝死了”后，20世纪福柯慨然宣称“人死了”，利奥塔德悲凉地向世界宣告“知识分子死了”，诸多声音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世界存在的中心秩序已颓然丧失，人类灵魂栖息的精神家园已沦为“乌有之乡”。乌托邦是走向“历史的终结”还是将以某种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对此，不少学者持悲观主义态度。哈贝马斯认为随着福利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人类已走向“乌托邦力量的穷竭”，它表现在“近代曾经从中获得自己的自我意识和自己乌托邦期望的那些增强影响力的力量，事实上却可以使自主性变为依从性，使解放转变为压迫，使合理性转变为非理性”。继之，伽达默尔在总结后现代主义实质时也表达类似的观点：“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乌托邦精神已经死亡的时代。过去的乌托邦一个个失去了它们神秘的光环，而新的，能鼓舞、激励人们为之奋斗的乌托邦再也不会产生。这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悲剧。”而苏珊·桑塔格的看法更为偏激，她断然认为：“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乌托邦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每种理想皆被体验为终结——更确切地说，已越过终结点——的时代。”世纪末颓靡、消沉的隐郁气氛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上，作为“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一道沉浸于乌托邦“终结论”的感伤与绝望。
诚然，乌托邦走向终结的观点有充分的根据。古典乌托邦实现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由社会组织的幸福的神话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逐渐褪色，现代乌托邦运用科技合理控制自然和社会的梦想在随之滋生的不良后果前一一击破，乌托邦社会实践的失败更是沉重地打击人们的信心和期望。然而，这并不意味乌托邦应该消逝于历史的风尘之中。乌托邦理想没有收到预期的历史效应，不意味着乌托邦观念本身的失败。如同人类任一思想体系本身总是存在着缺憾和不足，它需要得到不断的更新和完善以适应新的社会文化语境。其实，乌托邦之所以拥有对现存秩序的批判和超越精神，使现实充满活力，富有想象和勇于改变就是它的题中之义，“乌托邦不是以对改变的可能性的慎重估计去面对现实，而是以改变的要求去与之相对”，它拒绝接受当前给可能性下的定义，也拒绝当前为它自己下的定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认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对乌托邦的观点。詹姆逊认为，虽然乌托邦在全球化的今天衰落了，但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彻底地反乌托邦，它依然存在着，只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发生作用。而后现代主义解构一切的狂潮从另一侧面说明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的滋养。后现代主义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未来想象，作为一种形式，乌托邦不是对未来另一种社会形式的再现，而是一种出于迫切需要的想象，也就是说，乌托邦的意义不在于想象的是什么，而是作为一种激励和希望的想象本身。
乌托邦无论是否遭到现实考验而举步维艰，还是因为充满希望而令人着迷，它终究是一种人类历史前进的驱动力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精神冲动。乌托邦“终结论”的浮现引发我对这一命题进行回溯和反思的兴趣。乌托邦是人内在具有的对永恒、无限和完美的渴望和冲动，其话语构成与历史实践已成为人类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作为一种与人类思想相形相随的语言艺术，有关乌托邦理想社会的憧憬与想象应是其题中之义。当作家以个性的想象和理解，表达有关理想世界和个人形象的艺术创作时，融合着自身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和审视，更包含着对未来的向往和期待。因此，不论就现实、未来两个时间向度上的关注，还是用以传达理念的想象和虚构方式，乌托邦与文学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契合点。作为一种人类古已有之的思想类型，乌托邦是以怎样的方式进入文学的场域？进入文学后，乌托邦又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凸现自身精神特质并影响文本的生成？由于秉承思想资源与传统文化的差异，中西乌托邦的异同何在？在民国时期的小说范畴里，存在何种形式上、何种意义上的乌托邦书写并反过来为我们观照乌托邦提供新的维度？对这一连串问题的解答需要对乌托邦、乌托邦文学以及现代文学乌托邦书写等作深入而全面的考察，从而促成本书选题以及研究理路的形成。
由此，本书通过爬梳和归纳民国时期有关乌托邦思想特质的文学现象，探察乌托邦作为一种思想类型，进入民国时期小说文本后所呈现的叙事形态及其想象方式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以期从文学的角度切入乌托邦功能和意义的研究。之所以以民国时期为语境展开言说，是由此规避传统文学史分期“现代”、“当代”所裹挟的意识形态性质，从而力图以历史主义的精神客观、科学地考察乌托邦文学想象形式的特质与意义。本书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
首先，在重新厘定“Utopia”概念内涵的基础上阐述作为一种精神倾向，乌托邦与人的存在的内在联系，以及作为文学想象的另类方式乌托邦具有的特殊叙事模式。“Utopia”一词潜藏着看似悖论的复杂意味，“美好”和“乌有”并存的双关义常为人忽略。而词义在跨语际旅行中发生的变异以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严厉批判加剧人们的“误读”。乌托邦是“暂时被现存势力阻挡却有可能实现”的“趋向”或“热望”，是人类对超越自身有限和孤独存在境遇的追求和向往，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表现。“世俗化”是中西乌托邦的共性特征，“乡”与“城”是它们各自寄寓理想社会结构的表现形态。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具有丰富形态的文类，乌托邦文学业已形成特殊的叙述要素和结构。空间架构和时间流程是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乌托邦大多设定在一个与世隔绝或远离现世的某一处地方，在时间上则另辟了一个新异的维度，使人们从现时横跨到自己所梦想的时间中。而克利杉·库玛有关“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乌托邦文学的传统”一说，其立论的前提及对乌托邦概念的界定都存有相当的主观性。乌托邦不应当限定在过于狭隘的意义上，而应着重考察其作为一个社会构成概念的内涵。中国的乌托邦与西方相比，虽说称谓有别、内容有异，但就其“寓意”或“内容”而言，仍是颇具人文主义理想色彩的文化想象。
作为20世纪初近代时期“向前看”的乌托邦叙事形态，政治乌托邦是现代乌托邦的前奏和萌芽，也是中国古典向现代乌托邦转型的重要表现形态。作为中国古典乌托邦思想的重要表现形式，大同思想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得到了新的阐述与言说。对大同世界美丽远景的热情向往和注目于“人”的世俗生活的现代理念，使之突破与超越中西古典乌托邦固有的静止和僵持状态，并凭借想象显示的力量赋予现实以“新的力量”。继之，近代知识分子借助小说放飞个人的奇思玄想，勾画出一幅幅政治乌托邦和科技乌托邦的未来蓝图。乌托邦思想的意义不在于对实有社会的客观描述，而在于对理想世界的主观发抒。在有关未来民族国家政体“新中国”的文学想象中，寄寓着近代知识分子振兴中华、改造国体的宏伟理想和迫切期望。不过，由于太过峻切的救国热望，晚清乌托邦常常充溢着恢复“天朝上国”的昔日荣光，以及复仇雪恨、称霸全球的民族主义意识，这使小说的时间观呈现出一种回到“未来”的复杂形式。而由于无法自如地适应“新小说”体例的范式转换，科幻乌托邦具有某些不够成熟的表征，太过沉重的感时忧国精神和不合时宜的神魔意识削弱了乌托邦本应具有的批判精神。
现代时期主要呈现为“向后看”的乡土乌托邦与激情昂扬、“向前看”的革命乌托邦两种叙事形态。以京派作家为代表“向后看”的乡土乌托邦通过对已逝过去的追念与缅怀表达“重塑民族品德”的文学理想。乡土是他们用以寄寓漂泊灵魂、构建乌托邦“乌有之乡”的重要场所，“边城”、“桃园”、“果园城”等俨然构成一个有关家园的叙事谱系。乡土乌托邦之梦源于写作者的边缘意识以及由此所持的文化立场。可贵的是，在构筑乡土乌托邦如诗境界的同时，理性作为反乌托邦的力量潜在地规约并解构着这些美丽的“旧世界”。不论在沈从文纯净、幻美的“边城”乌托邦，还是在废名看似自我沉迷的“桃园”乌托邦里，作家都以清晰的笔墨书写着导致乡土乌托邦瓦解的种种“异质”因素。这些既远离现实又影射现实的田园世界，不仅以乌托邦的形式承载人类本能的幸福苛求、对内在压抑的升华以及对于现代文明的批判，而且唤起人们足以摧毁恐惧、“具有合乎逻辑的、确实的纠正能力以及头脑敏锐之能力”的“希望”之力。而老舍以反乌托邦的手法从“他者”的视阈书写有关现代中国形象的小说《猫城记》，从另一侧面回应和补充现代京派乡土乌托邦的叙事形态。它集合讽刺、调侃、嬉戏、滑稽于一身，嫁接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反乌托邦小说的写法，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具“另类”色彩的反乌托邦小说体例。
社会主义革命乌托邦之所以能在20世纪的中国扎根、生长，以至于绵延甚久，有赖于20世纪20至40年代左翼作家对未来民族国家的热切想望。“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裹挟着“以暴制暴”意识形态的强劲势力，农民和女性，这两个长期处于社会底层、被各种力量压迫的群体成为承载革命乌托邦文学想象的最佳对象。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农民一改往日落后、卑贱而麻木的国民形象，焕发出从未有过的高大无私、敢作敢为的动人光彩。农民集体暴动和个体成长的文学叙事成为塑造革命神话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同时，革命为不安于传统性别角色的现代女性提供了个性解放的历史契机。茅盾对革命女性的乌托邦想象富有复杂意味。孙舞阳、章秋柳等以新时代的圣女气质遮蔽妩媚、诱人的荡妇形象。叶紫小说《星》是一个有关女性革命的独特文本，其中塑造的女革命者梅春以生动而丰富的个性彰显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在热烈的情爱面前，圣洁而崇高的“革命”遭到无情的挤兑，但正是这种叙事裂隙使小说得以传达永不为革命遮蔽的美丽人性。迥异于20世纪30年代左翼叙事惯有的革命乌托邦想象，夏衍的“灰色的、非英雄”的文本《上海屋檐下》蕴藉着浓郁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从隐性文本结构而言，它是关于中国革命及其知识分子的“忧郁”言说，彰显出夏衍作为警醒的批判者的立场。这也正是长期以来夏衍对该剧欲“演”还休、欲忘不得的缘由所在。
现代时期乡土、革命乌托邦在当代文学中的延伸与发展更有许多阐述的空间。“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从一开始就是按照一种激进的文学理想模式进行，它是胜利者站在时代的新起点对历史“本质”的“重构”。不论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还是农村题材小说中，都洋溢着响彻天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种愈演愈烈的乌托邦冲动终于伴随“文革”的到来走向极端。另一方面，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乡土乌托邦再度成为作家苦苦寻觅以安妥灵魂的场所。在汪曾祺、贾平凹、张炜等乡土小说中，道德理想主义和审美乌托邦作为批判现代性的重要力量出现。而新世纪初先锋小说家的反乌托邦小说更卓显中国乌托邦文学的内在动力，结合中国乌托邦形态的历变和20世纪革命实践的反思，丰富并深化了民国时期乌托邦想象的特质及意义。
在展开乌托邦文学叙事形态的文本分析时，本书注意运用文化分析的方法将对象放置于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阔背景而予以观照。“文变染乎世情，而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文学变动总是伴随着历史文明的转型与发展，反之，对文学文本的考察也必须紧密结合具体文化语境，遵循历史内部发展的逻辑予以有序地展开。中国的现代性虽是一个歧义犹存的命题，但作为世界现代性进程的一部分，基本的步骤与趋向是一致的。詹姆逊曾如斯描绘西方现代性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进程启动之际，启蒙主义者乐观地承诺“人们可以按照人的想象和规模去征服自我、重建社会秩序”；第二个阶段是随着技术发明浪潮的到来，人们对现代、未来和进步等观念开始怀疑，“但在其他方面又难以想象这个进步会消失”；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化全面实现，后现代主义兴起，将曾经伴随着各种各样现代主义的现代性视为老套过时的历史阶段。关于乌托邦形态的归纳与阐释也可以置放于现代性的框架里予以展开。20世纪初，正当晚清帝国的封建体制渐趋崩溃、现代中国开始纳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之际，中国乌托邦文学完成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政治乌托邦是这一时期文学想象的主要形态，关于未来民族国家的乌托邦小说掀起了“向前看”、宏大叙事的高潮。随着中国现代化的逐步推进，工业文明的逐步兴起以及对农业文明的侵蚀，至三四十年代，战乱纷争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负箧重重，在面临传统文化瓦解的同时，民族救亡的重任迫切而深远，“乡土”和“革命”成为其坚守家园与展望未来的精神主题。
其次，在有关叙事形态和小说文本的研究过程，本书借鉴乌托邦的相关理论而予以观照。我以为，理论与文本的有机结合可以为文本解读和读者接受提供良好的契机，营设新的理解的平台，反过来，基于理论视野的读解又有助于对文本本身认知的深化。需要说明的是，保罗·蒂里希从存在主义哲学角度对乌托邦作为人的本质的充分肯定，以及卡尔·曼海姆等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对乌托邦精神的观点对本书具有重大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而本书之所以认同他们有关乌托邦积极意义的观点，一是其契合民国时期乌托邦想象这一研究对象本身具有的功能与意义，二是出于乌托邦在国内长期以来遭受意识形态“误解”和读者“误读”的辨析和匡正所需，故并非为一己视线所蔽，忽略乌托邦思想界其他理论的光芒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