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6年当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一书出版后，一个臆造而成且充满想象的新词如幽灵一样开始在欧洲流传，并招来了各种各样的首肯或批判。但无论人们怎样对待它，肯定也好，否定也罢，它都以自己的存在顽强地向各个领域渗透，并逐步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通行语，同时，它也以自己不可遏制的魅力向文学渗透，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形成了文学的一种类型，这就是Utopia（乌托邦），以它为意念所构造的文学就是乌托邦文学。
20世纪初，当严复通过翻译亚丹·斯密的《原富》将这一词语以概念的形式介绍到中国后，也引起了中国学界的注意，并得到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文化与革命先驱的重视，唤起了以他们为代表的那些深受传统“大同”思想影响人士的青睐，并由此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成为了先驱们构想未来中国社会情景与文化景观的理性依托及思想资源，也成为了像梁启超一样的文人们文学创作的审美想象依据。但，也许是汉语“乌有”的提示作用，也许是释义过程中理解的偏颇，也许是“词义在跨语际旅行中产生巨大的变异”的关系，也许是近百年来中国的苦难历史与现实实在无法容纳它虚构的“黄金世界”的客观原因，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建构的过程中，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随着现实给予人们的屈辱感、忧郁感以及与此伴生的不平、不满、愤懑、怨恨情绪的不断积累，乌托邦所寄寓的虚幻的“黄金世界”逐渐被否定的声浪所淹没，也被以鲁迅为代表的睿智的思想家和关注现实、关注人的解放的文学家所拒绝。鲁迅曾在《野草·影的告别》中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明确地表达了对乌托邦的否定与拒绝。新中国成立后，对乌托邦的否定不仅是学术性的，也不仅仅是政治性的，而是渗透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指斥一切不切实际的想法、言论及行为的代名词，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具有价值立场的心理定势。在这样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之中，以乌托邦为角度的文学研究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一种“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局面。进入我们习惯地称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的这样的局面也没有根本性的改观，人们固然不再如之前一样谈乌托邦即色变了，但否定性的思维及谨慎的态度仍是一种主导性的集体无意识，虚幻仍是人们对那些具有乌托邦特征的文学作品的美学与历史意义的基本界定，局部的研究和个体性的批评是其主要的格局。但，关于乌托邦与文学，关于乌托邦文学的研究毕竟破冰而扬帆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与学术背景之下，本书的作者周黎燕也开始了自己的思考与研究工作。
2004年，周黎燕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在我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她勤奋好学，善于钻研又颇具慧心，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投注了大量精力，而且广泛地阅读了中外哲学、社会学、美学、政治学、心理学、文艺学等方面的著作，从而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2005年5月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当她将一份博士论文构想的提纲交给我，在一瞥之间，我没有记住论文构想的题目是什么，但却被“乌托邦”三个字吸引住了，因为，在我的意识中，乌托邦不说是一个应该否定的对象，也起码是一个十分敏感的研究对象。于是，我也不管她还坐在我的办公桌前，拿起提纲仔细地阅读起来。一气读完，我陷入了沉思，我固然佩服她的勇气与智慧，但更多的是一种担心。我的担心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在乌托邦这样一个仍然存在争议的概念之下展开研究，是否能如愿呢？其次，乌托邦文学是西方文学的一种文类，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也形成了相应的艺术规范和理论的自觉，但它毕竟是一种外来的审美形式，是在西方文化环境，特别是宗教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实用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虽然也孕育出了陶渊明的《桃花源》之类的作品，但并没有文类的自觉，也当然没有完整的、关于乌托邦文学的理论表述。进入现代，中国文坛也没有这一文类的理论表述。也就是说，如果要研究中国现代，包括近代乃至于当代中国的乌托邦文学，就只能借用西方的理论资源，而在借用的过程中，中国学界每每表现出的生吞活剥、削足适履、硬性框套的弊病，又不能不让我警惕。其三，即使按照乌托邦文学的规范，将她所认可的中国近代、现代的文学现象纳入其中，是否就能解读出新的意蕴、新的规范、新的景观呢？
我虽然担心，但也不好断然否定她的选题，因为我毕竟在这些方面还没有系统地涉猎，更没有整体和深入的思考。于是，我告诉她，是否能列出一个更为详尽的提纲给我。她答应了，我们预定了下次再交换意见的时间。她走以后，我为了更好地履行我的职责，也找了一堆有关乌托邦与文学的资料来看，经过一番自我陶冶，对乌托邦及其与文学的问题也有了一些了解。大约一个月后，周黎燕将一份近两万字的详尽提纲交给了我，提纲论证较为充分，问题意识十分明确，我读完后终于首肯了她论文的选题，并引发了一个联想，我想，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所借鉴的是傅里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既然他们能在非科学的理论中发现合理的内核并创造出科学的系统理论，那么这也说明即使是非科学的理论也能成为创新的资源，更何况是有争议的理论（如乌托邦）呢？又更何况是关于乌托邦文学的问题呢？
暑来寒往，当进入2006年冬天的时候，周黎燕完成了她论文的初稿，后来又经过几次修改、充实、推敲，到2007年4月终于定稿，同年6月，她提交了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而我先前所担心的三个问题，在她的论文中也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就乌托邦的所指及其历史来看，论文不仅进行了语义学的辨析，更进行了学理性的梳理与考察，既考察了其本体的意义，也较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其指向未来又针对现实的价值追求，既分析了乌托邦本身所具有的“世俗化”倾向及积极意义，也分析了其消极的作用及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性，既注意了西方乌托邦的理论资源，也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思想中的乌托邦意识，从而为自己论文的展开打下了一个很稳妥的基础。就对乌托邦文学的规范、特点、意义的分析来看，论文较好地将中西乌托邦文学的传统进行了比较与辨析，对西方乌托邦文学理论的借鉴并没有生吞活剥，更没有削足适履地简单框套，而是侧重从艺术精神的层面和价值追求的层面借用其相关的理论资源展开自己的论述，显得较为得心应手。而我最为担心的第三个问题，即创新的问题，在论文中也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论文的主体部分是关于中国近代语境中的政治乌托邦文学、现代语境中的乡土乌托邦文学和革命乌托邦文学的论述，所涉及的对象分别是近代“新小说”、科幻小说，现代京派小说和左翼小说，这些对象并不是到现在才引人关注，而是早已进入学界研究视野且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从这个意义上讲，本论文要创新，的确很有难度，但难度与机遇又是相联系的，当难度一旦被突破，也就成为了机遇。
论文的突破就在于以思想史的理论资源为先导，搜集、辨析、比照大量相关现代文学、史学资料，在此基础上，考察乌托邦想象的文学史意义。理论佐证与史料考辨为文学研究奠定扎实而严谨的学理基础，避免了文本研究“症候式”解读的空泛与单薄。而以史为证，论从史出，思、史、文三者的交融汇合保证了研究的朴实与稳固。如此，关于乌托邦在中国近现代小说书写的考察不再是为了单纯展现乌托邦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表征，也不是仅仅为了观照文学想象而寻找一种理论武器，而在于考察乌托邦在民国史的背景下，其具象表现以及与现代文学史之建构发生关系的方式和途径，解读乌托邦如何冲击与改变现代文学的文学理念、审美原则、艺术精神和表现形式，显示其吸纳与宣扬乌托邦思想特质的文学想象的丰富性与独异性，从而力图为“重写”现代文学史提供一份借鉴与启示。
后来，她又对论文进行了一定的充实和修改，其中，加入了一些内容，如第四章第一节中关于夏衍《上海屋檐下》的论述，第三节关于叶紫《星》的论述等。这些内容的加入在我看来虽然不足以提升关于中国近代、现代乌托邦文学书写的研究境界，却也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研究的内容，增加了相应的材料，拓展了研究的视野，还是值得称道的。现在这本在原来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修改、充实的书稿就要出版了，我想这既可以看作是周黎燕“在路上”的学术生涯的一个小结，也是其学术追求的一个新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衷心希望她收获更多的成果。
许祖华
2011年9月29日于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