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陆军部曾发生茶役偷安炸弹的事件,日本外务省办的《顺天时报》说这是政治阴谋,袁世凯想要除掉段祺瑞。据任陆军部卫队营长的曹树洞说,段在家中差点遇刺,他干儿子罗凤阁因受他多年厚恩,事到临头不忍下手,正要说是受谁指使,段说:你别说了,我也不问。你要说了你的命也没了。你称病吧,以后不要来了。
此后段祺瑞更加闭门不出了。有人传说他被软禁了。软禁倒还真没有,但袁克定对段反对帝制非常不快,便打算用恐吓手段对付他。段夫人听到传闻后通过养母于夫人告诉袁世凯。袁当即把儿子叫来了,说:“你姐夫是对帝制有意见,但不是用兵而是用口。我听说你在外边对他有不利行动,应尽快停止。他是我们家的至亲,现在事还没有定,我们内部就这样,将来更不堪设想。”之后段的安全算有保障了。
当时有人劝他秘密去天津住,他不为所动。后来他对弟弟段启勋说,我受袁氏数十年知遇之恩,如潜出去声讨他,违背旧道德,更遭袁氏父子之忌,也许更危险。只有将死生置之度外,听其发落了。这次的荒唐事,完全是袁克定一手造成,将来的史家可大书曰:袁克定弑父。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劝进,次日临时通知在居仁堂登基。引人注意的是,黎元洪和段祺瑞这两位“重臣”都没来。
各为其主
时任美国大使芮恩施这样评价段祺瑞:他不是一个政客,厌恶政治理论。他总是愿意把事情交给部下去处理,而部下往往使他采取一种他本来不愿采取的方针。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气息奄奄,进入弥留状态。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被召入府内,待袁托孤。那天徐世昌到得最迟。袁世凯看到他,轻轻摇头,意思是自己不行了。徐宽慰他:“总统静养两天自然会好的,现有何事吩咐?”
袁以家属托付他,还没来得及提出继任人选已不能言语。良久溘然长逝。经过商议,在场诸人决定推举黎元洪继任——黎具有法理优势,可以安抚袁世凯称帝后独立的各省。
6月29日,黎元洪发布大总统令,确定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为当前要务。同日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半个月后,南方撤销袁世凯称帝后建立的军务院。
在废除帝制前后,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为挽救时局有不少合作,常常联名向西南各省通电交涉。段祺瑞在袁世凯时代也不轻易去总统府,这次为表示客气,亲自到府向黎元洪面呈阁员名单。黎要求补充两人更换三人他也答应了。至此两人的合作还算顺利。
不久黎元洪在湖北的幕僚陆续来京,都觉得段祺瑞不如冯国璋好说话,主张联冯抑段。而段祺瑞那边,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非常跋扈,常常因小事和总统府的人冲突。见黎元洪时只管催促盖印,黎问及公文内容就以不应干预责任内阁抗辩。
此时国民党阁员、议员占大多数且拥护黎元洪。挟黎自重的内务总长孙洪伊和徐树铮无日不起冲突。结果两人双双去职。
使府院彻底失和的是对德宣战案。
1917年2月3日,美国与德国绝交,准备参加“一战”,随后便展开对中国的外交活动。段祺瑞召集在京外交家商讨后,提出一个方案:先向德国抗议;继而绝交;绝交时再讨论宣战与否。对这个步骤,黎元洪起先没提出异议。
2月9日,中国对德国提出抗议。3月14日,与德国绝交。绝交后就是参战了。
国民党议员不愿段祺瑞在外交政策上获得成功提高威望,便想先借机倒段再议外交。黎元洪左右的“倒段派”也是这么想。黎本人也担心一旦参战,一则胜败难料,二则军方势力可能加强,尤其担心段接近日本会惹出事来。段那边除徐树铮独持异议,其余人多主张参战,并希望借机倒黎。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总编辑、传记《段祺瑞》作者周俊旗认为段坚决主张参战是因为看到了以下可能性:一、摆脱政敌的掣肘;二、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三、得到协约国方面财政上的支持;借参战之机加强自己控制的军事力量。
请看段祺瑞在《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中提出的参战条件:一、停付德、奥两国赔款,暂缓10年偿付协约国赔款;二、进口关税增至7.5%,待厘金裁撤之后增至12.5%;三、取消《辛丑条约》中不允许中国在天津驻军等条款。
如果这些条件能兑现,中国政府的财政问题可以得到极大缓解。
有话好好说,宣战案原本是可能通过的。段祺瑞左右的人却提议联络督军开会,给总统府和国会施加压力加快进度。督军们应召到京,知道不需出兵,纷纷赞成参战,还集体拜会各协约国的公使。
他们也去拜见了总统。一向好脾气的黎元洪怒不可遏:你们为什么擅离职守跑来北京?你们都是军人,凭什么闯入国务院和总统府干涉国政?你们有什么资格与外交使团往来?督军们意外遭到痛斥,有点蒙了,唯唯诺诺退了出来。
5月6日,内阁通过“对德宣战提交国会案”之后,办了《对德宣战大总统提交国会咨文》,段祺瑞率阁员请总统盖印。这是交国会审议的正当程序,黎元洪稍稍翻阅即交监印官盖印。不料监印官唐浩镇(黎元洪长子黎绍基岳父)认为参战必败不肯盖印。段怒而离去。黎只好亲自盖印,让张国淦带回国务院。
5月10日,国会开全院委员会审查提案,并未表示反对。不料外面忽然来了数千人的“公民请愿团”,要求当日通过宣战案,否则不许议员出院。这是段的下属傅良佐自作主张,段并不知情。弄巧成拙的是,国会受威逼之后决定搁置宣战案。于是督军们联合签名要求解散国会。
黎元洪扣下呈文,发表了“三不宣言”抵制军人干政:不怕死,不盖印,不违法。
因“督军团”和“公民团”的事,各方面抗议声此伏彼起。内阁成员纷纷辞职,段偏偏不辞,还拟了补充阁员名单。当夜黎元洪原本要发罢免段的命令,看到这份名单并无段派中人,又放下了。但第二天早晨他受“倒段派”影响,还是免了段的总理。
段祺瑞在免职令发布后就去了天津,致电各省说:“查共和各国责任内阁制,非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以上各件,指任免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祺瑞一概不能负责。”之后各省督军就开始闹独立。国会已经通过的总理李经羲不肯到任,声言必须十三省督军盟主张勋同来才能就职。于是黎元洪发出请张勋进京“调停国事”的总统令。段祺瑞得知后对幕僚曾毓隽说:黎此举必上当也。
张勋6月8日到天津后,提出了解散国会的条件。黎元洪明知违法,时势所迫,只好听命,并通电说:“……安徽张督军此次北来,力主调停大局,以解散国会为前提,如不满足其要求,他将不再负调停之职,各省军队将自由行动,亡国之祸,即在目前。元洪筹思再三,为保存共和政体,保护北京人民,保持南北统一大计,迫不得已,才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
14日,张勋入京。
今日君再来
张勋这人,有时还蛮天真的。
6月30日晚,定武军统领苏锡麟接到命令:明日一早挂龙旗。他连忙赶往张勋公馆劝说:“大帅!从徐州出发前,张文生(张勋部属)要我向大帅说,复辟这件事办不得,他们大家签字赞成复辟那是假的。再说,把国家大权交给皇上,那是总统和国务总理的事,咱们办不了。请大帅千万别管这件事。”张勋说:“事情弄到现在,不办也不行了。再说我也愿意办,就是他们骗我,为这事死了也心甘情愿。”
次日张勋拥清帝复辟,溥仪连发九道“上谕”。北京城里冒出了各种各样的龙旗和清朝袍褂。紫禁城内,几位太妃乐得天天去烧香。张勋飘飘然说:“他们推翻清室的人,被称为革命伟人。现在老夫推翻民国,难道不该称为复辟伟人吗?”于是,张大帅又有了“伟人”的名号。
段祺瑞早就明确表示,张勋如复辟,一定扑灭之。7月2日,陆军部机要科科长龚维疆跑到天津找段祺瑞,提议去上海联络孙中山,通电讨张。段笑着说,如果不去南方呢?龚说,您在北方主持,学生即刻去陕西。段说,你小子怎么这么霸道!说完抬头看钟,手夹纸烟出门,龚维疆跟随他来到一个地方。一看,梁启超、汤化龙、叶恭绰、靳云鹏、傅良佐、段芝贵等人都在。秘书张伯英同译电员正在另一间屋译电,凑上前一看,正是段祺瑞讨逆通电文稿——梁启超、汤化龙的手笔。
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成立讨逆军,兵分两路向北京进发。同时他接受黎元洪任命,恢复了总理职务。
张勋进京,只带了十营兵马,大部队还在徐州。他事先跟张文生说好,宣布复辟之后,由张再调四十营兵马开赴北京。电报只说“速运花四十盆来京”,以免泄密。结果这时他真收到了四十盆花,气得连连说:“坏了坏了!这小子也抽我的梯子!”
“辫子军”一触即溃。8日讨逆军兵临城下。东路军进逼北京时,航空学校有两架飞机飞临“辫子军”阵地投弹,继而又在紫禁城投弹两枚。据说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第一次以空军配合作战。
12日,讨逆军攻城。战斗中途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劝张勋去荷兰使馆躲避。张不肯,被强行架上汽车送去使馆。后来,他向人骂那些“盟友”背信弃义:“就是你们总统(冯国璋)从前亦是赞成的,我有大家开会时的签字凭据,宣布出来让全国人看看,是不是我姓张的一个人要这样做?只有段芝泉是劝我不要干的,唯他可以打我,别人不配!”
段的亲信徐树铮参加徐州会议时就没反对,私下还对人说:“张勋是复辟脑袋,先让他去做,我们机会就来了。”所以有人说他诱引张勋复辟,假张勋之手驱黎,然后再打倒张勋,以恢复段祺瑞的地位。
7月14日,段祺瑞亲至日本使馆请黎元洪复职。黎心中有愧,决心下野,一个月后去了天津。
和难,战亦不易
2011年1月12日,我成了天津小站练兵园唯一一个参观者。设在城墙内的军事博物馆很有特色,然而除了军史展览竟间或有钱币、雕塑、佛像等展出。担心纯正的历史无人关心吗?忽然想起段祺瑞——到天津后他可曾回自己最初发迹的地方看看?
黎元洪走了,冯国璋来了。段祺瑞眼下有两个紧要问题:一是参战,一是改造国会。段对旧国会早不耐烦,要以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选举法,召集新国会。对此,西南各省一致反对。孙中山率海军南下,请国会议员到广东集会,拥护黎元洪组织政府(黎未去)。于是集合一百五十余位议员开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元帅,成立南方护法(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军政府。南北形成分裂格局。
段祺瑞一贯主张武力统一。他的战略是用湖南、四川做征服两广、滇黔的基础。直系经常以号召和平掣肘。段知道这是冯国璋的意思,就递了辞呈。冯就势免了他的总理。激愤的段向北洋军人发了一道长电文,说:“就任以来……私冀发挥我北洋同袍之实力,统一国家,奠宁宇内,庶几人民得以安堵,法治乃能设施。此次西南之役……既非私心自用,又非黩武佳兵,耿耿此心,可对同志……今日中国……所谓法律护国有名无实……环顾国内,惟有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倘能达我愚诚,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伏愿诸君子……时时以北方实力即国家实力为念……”
简略地说,他以为要社会安定、法治通行,就要统一中国。他不信约法、国会能护佑中国,认定唯有北洋军人的实力可以巩固国家,挽回时局。
此时独立各省也不愿和解,一面联合,一面进攻湖北。皖系乘机重提武力解决的主张。冯国璋只好命曹锟等率兵入鄂。徐树铮又引奉军进直隶胁迫冯氏。段祺瑞的总理又复任了。起先战事很顺利,曹锟的部下吴佩孚很快攻下长沙、衡州,段祺瑞还亲往湖北犒师。
但直系的江苏督军李纯和江西督军陈光远仍不出力;曹锟回了天津;吴佩孚因被无功的张敬尧夺去湖南督军不愿再战,后来干脆公然通电请求停止内战。
武力统一政策执行不下去了,但段手头还有两个锦囊。一是号称要参加“欧战”(一战)的“参战军”,一是徐树铮通过“安福系”控制的新国会。
当年10月冯国璋结束任期,新国会选徐世昌为总统。同时段祺瑞辞去总理之职,继续任参战督办。
南方军政府内部也矛盾重重。所谓的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军阀有军而无政府,除了海军孙中山得不到支持。
1918年4月非常国会提出改组军政府,改大元帅制为七总裁合议制。孙辞去大元帅之职,不久赴沪。
年底,协约国与德国签订和约,中国也兴起呼吁和平的声浪。南北双方次年2月开始和谈,谈了几个月最后全无结果。
“欧战”既已结束,“参战军”名不正,先改为国防军,又改为边防军。徐树铮担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1919年10月他率军进入外蒙,使其在11月17日取消自治回归中国。
皖系又得意了。直系则一面与南方妥协,一面与奉系接近。1920年3月开始,由南方军政府提供数十万“撤防费”,吴佩孚撤兵北上。直奉两系八个督军暗中组织八省联盟,预备倒段。
7月,徐世昌免去徐树铮的职务,命边防军由陆军部直辖。段祺瑞愤而召开军事会议改组边防军为定国军,讨伐直系;曹锟和张作霖也联名通电讨段。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直皖战争只进行了五天就以皖系一败涂地告终。
直军进逼北京城时,徐树铮乘着汽车到银行提款,去琉璃厂书店还账。店主惊愕地说,如此小事何劳总司令大驾。徐笑道:“此刻不来还就还不了了。”后来他进日本使馆躲避,日本人把他藏在汽油桶里,装上汽车直驱天津,搭日轮到上海。
段祺瑞则自请免去职务,仍坚持住在府学胡同家中,听凭处置。直到局势稳定下来,才步黎元洪后尘去了天津。
依法而来,依法而去
1922年6月1日,吴佩孚在洛阳和参谋长李济臣通电话,问到北京情形。之后李给北京的钱宗泽挂电话责问:吴大帅发怒,将来一定要将徐赶走,你为何不好好办?钱宗泽着慌了,忽略了“将来”二字,次日一早即向总统府喊话:吴大帅要徐世昌赶快腾出总统府!当日下午徐世昌匆忙出京。
吴佩孚一向不喜欢徐世昌,通电不称总统而称菊人先生。但此时刚打赢第一次直奉战争,原本还想暂时由徐来维持。
此前,孙传芳通电说:“……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法,共选副座。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销。倘有扰乱之徒,即在共弃之列……”吴于是响应“南北两总统同时退位”主张,拥护黎元洪复出恢复“法统”。这样,一则孙中山无法再以“护法”为名,二则利用旧国会制宪可以遏制联省自治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