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起先拒绝了。他当过一回没有兵权的总统,知道其中苦楚。但经过和幕僚商议,他以大局为重,发出主张“废督裁兵”的通电,痛责督军制造的危害,以督军们解除兵权、还政于政府为出山的条件。曹锟接电后大骂:“做现成的总统还要提条件!我们捧他上台,他却叫我们下台!”但为了实际利益,还是发动督军们做出口头承诺。于是黎元洪11日通电:“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候国会开会,听候解决。”
更富政治经验的孙中山则提出“工兵计划”,说直系要表示诚意就先把半数军队改为工兵,否则他还要把“护法”的旗帜打下去。然而直系的武装还没解除,他的武装反先被陈炯明解除了。孙远遁上海,次年才回到广州自任大元帅。
西南各省已经树立自治的旗帜,一面表示尊重中央,一面主张“建设联邦化的单一国”。一些言论团体——如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也赞成采取联邦制,说“只有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
7月1日黎元洪发布命令:地方自治,原为立宪国家根本要图……将来制定宪法,所有中央与各省权限,必定审中外之情形,就偏畸之弊害。一俟宪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实施行……国家统一前途,实嘉赖之。
8月26日,宪法审议会通过两个议案:一是各省在不抵触国宪范围内可自制省宪;二是地方制度章中应规定关于省宪的原则。
民国的和平统一,此时仿佛有些微茫的希望了。
哪会这么容易呢。在直系来说,黎元洪是个过渡性的招牌,曹锟迟早取而代之。问题就出在“迟”、“早”上。曹锟急于做总统,吴佩孚却想先借黎统一南方再选举曹锟。以曹的“津保派”为主的议会开始闹事,借财政总长罗文干涉嫌受贿案把以吴的“洛派”为主的内阁倒了。这是1922年底的事。
此前国会刚刚恢复时有一些议员主张此次国会专事制宪:民国成立10年多了,竟还没有正式的宪法,实在不像话。另一些人则主张先解决总统任期问题。热心制宪的议员想拉长黎的任期,制定宪法再选举总统;另一批议员想缩短其任期,以便早日和曹锟交易。“制宪派”不得已决定“大干快上”:1923年8月31日前完成宪法,9月30日前选举总统,宪法于同日公布。但“附曹派”不到会,凑不足法定人数。制宪派就提出修改会议规则:一是减少所需的法定人数,二是出席者可得出席费20元,缺席者扣岁费20元。但出席费从哪儿来呢?
两院议长去见黎元洪,请他设法筹措。黎见事关制宪,立召总理和财政次长、税务督办等当面议定由海关建筑费中拨120万。曹锟方面得知后,责以事先未交国务院主办,违背责任内阁精神。黎回复说:“……当时国会议决、议长请求……元洪曾遍约阁员,下及财次、公司筹议,始转商税司,缓筑海关,批明用途,乃获定约,不虞今日复有后言。元洪赞助制宪,心在救国,纵责过失,犹胜阻挠,此可请邦人共鉴者也……”
管你是何程序、目的,“附曹派”的人先胁迫内阁辞职,然后就开始“逼宫”。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警察总监薛之珩等于6月7日集合数百人到总统府,借口内阁无人军饷没有着落,要求总统负责。8日,乞丐公民团到府闹事。9日,北京警察全体罢岗。随后黎宅电话和自来水管被阻断。12日,冯、王辞职,不负维持秩序之责。经历过复辟的黎元洪决心不轻易言退。请看他的通电:“罢岗开会,全城鼎沸,谣言纷起,皆谓有政治作用……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而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
13日,黎元洪决定离京。他咨请两院撤销复职时提交的辞职公文,并向两院和外交团声明:“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定于本日移津。特闻。”
同日,他发出了七道大总统令,交印铸局发布。其中一道是:“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着即一律裁撤,所属军队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此令。”但印铸局已经被“附曹派”把持,这些命令都未发出。
下午一点多,黎元洪乘火车赴天津,临行将大总统印信交如夫人危文绣带到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但火车行至天津新站被直隶省长王承斌下令摘去火车头,相持之中黎开枪自杀未遂。次日凌晨他告以实情,印信交接完,这位民国总统才重获自由。
黎元洪刚走,冯玉祥、王怀庆马上自己复了职。曹锟笼络了五百多个议员贿选成功。这些议员想找回点脸面,于是十余年没制成的宪法两三天内完成二读三读,在10月10日曹锟就任那天公布了。
握在手中的杯子
民国军政界要人多半有大宅,段祺瑞没有。府学胡同那套房子说是袁世凯送的,却并没有房契。老袁死后房主拿着房契找总理要房,段祺瑞只好搬家。
段祺瑞的部属、学生,想到自己都有房子,唯老段借住人家的,觉得说不过去。原拟集资代买,后来演变成了代建。房子建在吉兆胡同,建筑费用大超预算,差点成了烂尾楼。建成后,府学胡同的房子便物归原主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直系败北。张作霖和冯拥戴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秘书厅就设在吉兆胡同房子的前院。据说解放后周恩来出面以两套四合院加每月100斤小米的代价向段家置换了这套房子。这事后来成了糊涂账。当年的“老段府”成了今日的总参大院。《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夏雨演的马小军就住在那儿。
幕僚曾毓隽对局面始终不乐观,认为张、冯只因群龙无首暂时推段出面。一天,两人谈论局势,段说:“云沛(曾毓隽字云沛)!你不应当对国家事采取如此消极态度。”曾说:“并非消极。我认为老总在如此形势下急于上台,好比是一张三条腿的桌子,一攻便倒。”段刚好手中有个茶杯,就说:“这杯子固然是锔在一起的,我握在手里暂时可以不碎,若我放手便落地碎了。”
为使杯子不碎,段祺瑞想了不少办法。
他尝试与国民党合作。可惜孙中山到京不久即病逝。开吊之日他正要亲往唁奠,有人来报告说国民党将在他致祭时“出以非常手段”。左右的人劝阻他。他就临时以脚痛旧疾发作、不能行动为由改为派代表。此后就无法合作了。
在此前后执政府召开善后会议。之后开始筹备国民代表会议和起草新的宪法。12月12日国宪起草委员会通过宪法草案。然而国民军和奉军之间的战事使这份草案永远失去了审议的机会。
1926年1月1日,受挫的冯玉祥被迫下野,把职权交给部属张之江。
1925年底,冯设局邀请出国考察归来的徐树铮北上,段祺瑞未能阻止。张受冯之命于廊坊截火车枪杀徐树铮。据说,张信奉基督教已很狂热,事后频频祈祷,三句不离耶稣。
当时段祺瑞身边有人主张通电下野,有人则主张为国事忍辱负重,段犹豫数月,不幸又发生“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国民军与奉军在津沽一带混战,封锁海口,英美等国向执政府提出通牒,要求大沽口至天津停战,排除水雷地雷,不干涉外国船只过往。3月18日前得不到满意答复,将采取“必要手段”。
3月17日执政府称通牒内容“本国政府视为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希望各国能“从容妥商”,“勿取激烈之措置”。也就是说,段拒绝了。
但通牒已然刺激了中国人的自尊心。
就在那天,在李大钊倡议下,国民党(时国共已合作)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总工会等近两百个团体开联席会议,决定第二天开国民大会。代表们还进行了一次游行,在执政府门前和军警发生冲突。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告诉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警备司令部指示与市民学生接触时,官兵要万般忍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说,士兵所受教育有限,简单率直,能做到这样忍耐吗?恐怕难免要酿成事故。段宏纲说,只有靠你们尽最大努力来维持防止。
3月18日,数千学生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了示威大会,提出八国如不收回通牒即驱逐公使等六项主张。而后一路游行向执政府而去。结果卫队开枪,四十七人死亡、两百余人重伤。
奇怪的是,之前几次游行,国民军都随行保护。但那天代理警备司令李鸣钟虽派人带去承诺派兵的消息,却并没有真的派兵。而最初三声枪响是来自“执政府门楼的窗户里”而不是卫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