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之战时，孙传芳钦命的浙江省省长夏超就反戈相向，一度试图率部进攻上海，只是反戈时机过早，未能与北伐军形成呼应，终因寡不敌众遭遇失败，后在隐匿的民房中被捕罹难。夏超事后，孙传芳深觉浙江空气不利于己，便让浙军周凤岐和陈仪师入驻浙江，以期弥合与浙江父老的关系，却不料事到如今，孙传芳已是怎么做怎么都是错，周凤岐和陈仪眼见孙传芳江西战事不利，居然就预留后路，跟北伐军眉来眼去，而到孙传芳江西战事失利，三人直接就宣布附义了。反水也是门学问，保密措施、选择时机都得恰如其分，夏超时机不对，而陈仪则是保密工作没做好，在杭州遭拘，只有周凤岐是二者齐备，顺利反正。不过，陈仪虽然自己倒了霉，但该部还是接受了改编。于是，浙江战事尚未启动，孙传芳便失去了钱塘江以北的阵地，浙江半壁已去。
1927年1月中旬浙江战事打响，白崇禧率驻赣各军东进，兼以反正两部的配合，浙江战事诚所谓是秋风扫落叶，至2月18日，北伐军便占领了杭州。浙江既克，自福建北上的何应钦也率部与白崇禧会合，此后双方继续按照既定路线前进，白崇禧东进进攻淞沪，而何应钦则北上进攻镇江。此时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也觉事态严重，在2月下旬派遣毕庶澄部进驻上海。而张学良更是率部抵达徐州，以为策应。北伐军也果断作出反应，程潜率江右军自江西循彭泽、马当之线东进，李宗仁则率江左军自鄂东的黄梅、广济一线沿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一线向安庆压迫。在安庆一带驻防的不是别人，正是在江西尾追李宗仁部但屡遭挫败的陈调元。此公在江西战后就跟北伐军秘密联络，如今北伐军溯江东下，时机成熟，也便在芜湖宣布附义。与之同时，皖军王普、马祥斌部纷纷附义，而革命党老将柏文蔚则收拾北军残部，组织义军，以为呼应，如此一来，安徽几乎是不战而定。安徽局势如此，北军也深觉后路受制，纷纷后退，北伐军趁势跟进，白崇禧于3月21日占领上海。次日，何应钦占领镇江。翌日，程潜也占领了南京。如是，江南一带悉为北伐军所有。
进江浙而取南京，老蒋的第一步算是顺利实现，接下来，自然是第二步——竖旗。挑起迁都之争后的老蒋如今在政治上处于绝对被动，左派对其连续进攻，右派则处观望姿态，老蒋当然知道要挽回颓势，就必须争取到右派的支持，而要取得右派的支持，办法只有一个——打出反共的大旗。因此，老蒋的算盘是，以反共对抗反蒋，以期扭转局势，改被动为主动。
现在的问题是，反共能击败反蒋吗？
联俄联共是孙中山时代便确定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从一开始就在党内存在争议，孙公在世之时，尚能压住这些反对意见，而在孙公离世之后，该方针就成了右派的攻击靶心，直至廖仲恺遇刺，算是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在西方会议派公开分裂之后，左右的对立更是达到了顶峰，因此，反共在国民党内一贯是有市场的。在左右对峙的这个阶段，老蒋还是个小字辈，正想施展手段往上爬，因而，在党内资历深厚、地位颇高的右派就成了老蒋上升的绊脚石。当然，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老蒋少不得要拿国父的遗志说话。但是，此一时彼一时，拉拢左派打击右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自中山舰事件以来，老蒋与左派的关系便急速恶化，而至挑起迁都之争，老蒋更是公开与左派为敌，此时的老蒋，就必须再施纵横捭阖的手段，拉拢右派以打击左派，而要达到这个效果，自然要再拿反共说事。
当然，中共党员的革命热忱是包括反对派李宗仁在内都有口皆碑的，在北伐中的表现也实是可圈可点，按说反共在政治上应该很难站住脚，但是硬币总有两面，革命热情高涨固然可嘉，问题是，过犹不及。国共虽然合作，但这种合作更多基于苏联的撮合，双方在政见上的分歧之大，实是难以弥合。总体而言，国民党在社会改革上趋向保守，而共产党更为激进。因此，同样都喊革命，但革命之间却又迥然相异，国民党所谓的革命更多是军事革命，中共的革命则是社会革命。双方在革命上的分歧是合作之始便存在的固有矛盾，只是初时军事革命是双方的共同目标，尚能压制这种分歧，而等到军事革命取得阶段性成功，这股暗流就会喷涌而出。如今的局势便是如此，北伐已经取得阶段性的辉煌成果，与之同时，中共的社会革命便遭到了相对保守的国民党人士的敌视。于是，过于热烈的社会革命就成了国民党攻击中共的口实，也把中共推向了漩涡中心。
因此，本来还在政治上处于绝对下风的老蒋，仅仅四两拨千斤般地打出反共的大旗，却瞬间扭转了局势，右派当然纷纷投效，而左派与中共的联盟也正遭遇着极大的考验。左派与中共的政见相对接近，却也非完全一致，最要命的是，左派虽然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在军事上却又处于下风，所能依赖的唐生智则是个蛇鼠两端的人物，想要依靠他来对抗老蒋的反共同盟，实在是难如登天。政治上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感情，缺乏实力的支撑，左派与中共的同盟终究是脆弱的，反蒋的大旗终究会被淹没在反共的浪潮之中。当然，事在人为，武汉方面虽隐然处于不利态势，但也未到不可挽回的地步，问题是，左派领袖汪精卫此时尚在国外，即便归国，他能扭转局势吗？
演戏
蒋介石与武汉方面对立至此，决裂已是箭在弦上，而态度略显暧昧的李宗仁自然还是双方争相延揽的重量级人物。李宗仁抵达安庆之后，毫无悬念的，自然迎来了双方的代表，先来的是武汉方面的代表郭沫若。郭沫若到安庆的目的，自然是争取李宗仁对武汉政府的支持，所出的筹码则是安徽省主席的大位。李宗仁对郭沫若的态度是不咸不淡，基本上以礼相待，但对就任安徽省主席一事，则是坚辞不就。郭沫若我们是知道的，有文才，也有口才，但是好话说了一车，李宗仁还是那句话，鄙人是军人，不懂治政，还请另择高明。当然，最后还是落实到中国传统上来——酒桌上解决，郭沫若善饮，大概想趁着李宗仁喝得差不多再解决问题，没想到李宗仁喝是喝得差不多了，但问题还是没解决，最后郭沫若只有垂头丧气带着委任状和大印自行离去。
郭沫若离开的第二天，蒋介石方面也来人了，代表是蒋介石本人。老蒋也听说了郭沫若一事，同样不含糊，说德邻兄既然不愿意接受武汉方面的委任，那我来委任你，然后就把早准备好的手令拿了出来。李宗仁当然是要端端架子，又把对郭沫若说的那套重复了一遍，但是老蒋跟郭沫若的区别这就体现出来了，老蒋是出了名的能磨。老蒋说你现在没时间干，那你随便找个代理，李宗仁表示一个是没人可担此重任，另一个是代理总归是代理，我早晚要履职的，然后就是我不懂政治什么的。郭沫若也是到这里就僵住了，接下来就看出老蒋的厉害了。老蒋说，既然你不愿意，手下也没人合适，这样，你推荐个人吧，到了这个份上，李宗仁当然只能勉为其难地推荐一下，他推荐了新近附义的陈调元。当然了，老蒋的目的还是达到了，送礼要送彻底，礼物你不要，我就让你送个人情，在人情练达这点上，老蒋着实做到了极致。当然了，送礼不是老蒋此行的主要目的，老蒋的目的在临行前图穷匕见，他让李宗仁把部队交给夏胡二人暂时指挥，让李本人去趟上海，看似漫不经心，但两人心照不宣，李宗仁自然知道上海之行的目的。
郭沫若和蒋介石先后来到安庆，虽然表面上都是为了安徽省主席的位子，但是，他们此前的真正目的，实际上是为即将到来的对立打好外交战，当然，毫无悬念的，老蒋取得了胜利。在挑起迁都之争后，老蒋便初步探明了李宗仁的政治态度，而在李宗仁拒绝武汉方面的委任后，老蒋更是坚定了自己的看法，此行安庆，实际就是蒋李同盟形成的先声。李宗仁城府很深，对双方的来意当然是门清，老蒋离开安庆三天后，李宗仁也离开了安庆，他的目的地当然是上海，而第一站则是南京。
李宗仁抵达南京后，就听说南京发生了兵乱，出现了大规模排外事件，然后导致各国军舰炮轰南京城，这就是所谓的南京事件。南京事件的来龙去脉直到现在仍是个谜团，各方说法不一，然而却又拿不出可资佐证的依据。但是，此事却进一步激化了国民党右派与中共的对立。原因是，国民党右派认为此事是中共的阴谋，其目的则是引发洋人与国民党的矛盾。在北伐军内部裂痕渐深的时刻，当然，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双方的猜忌，事实本身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方如何看待该事件，不幸的是，在国民党右派眼里，此事成了中共阴谋暴乱的佐证。刚去南京的李宗仁，同样也认为此事是中共的阴谋，或者说，即便他内心惊疑不定，但为了接下来在上海的行动，他必须说这是中共的阴谋。
在南京稍事逗留，李宗仁便去了目的地——上海。此时的上海一派热烈的革命气氛，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而对于保守的李宗仁而言，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显然不是革命，而是暴乱。在跟白崇禧叙完旧谊之后，李宗仁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此时的表现，活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声音沙哑，神色沮丧，见李宗仁到来，便开宗明义，嚷嚷说上海情形已不可收拾，我干不下去了云云。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出戏演给李宗仁看，无非是让李宗仁做好准备罢了。上海当然是右派集中营，李宗仁也见到了这批老资格政客，这帮人的表现也无非是长吁短叹，踌躇无计，总之，演得越惨越好。演得差不多了，蒋介石就问计于李宗仁，说你看怎么办——老蒋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办，李宗仁倒也将自己当成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豪气干云，说还能怎么办，快刀斩乱麻，清党。然后老蒋说怎么个清党法，我的第一军都靠不住了。李宗仁说好办，我把第七军开赴南京，监视沪杭线各部，然后你在第一军第二师内部清党，搞完后调到沪杭线，监视其余部队，实在不行，就把薛岳（第一师师长）和严重（第二十一师师长）这两人撤了。老蒋要的就是李宗仁这样的答复，很好，老蒋很满意。
老蒋的演技着实不凡，事情发展到如今态势，实际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从挑起迁都之争，再到联合右派，如今又让李宗仁赴沪，通盘都是严丝合缝。但是，老蒋愣是能演得好像他彷徨无计，万事都得依赖李宗仁和白崇禧，不服行吗？李宗仁这等豪杰，也让老蒋绕晕了，甚至在回忆录里还搞不清老蒋是手足无措还是故布疑阵。当然了，李宗仁可能也很喜欢当英雄的感觉，沉浸于此，不愿自拔。老蒋大概也知道李宗仁是这种人，一顶接一顶的高帽扔过去。当然，事实上老蒋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明摆着的，在跟李宗仁诉衷肠的同时，他还电召广东的李济深和广西的黄绍竑赴沪。黄绍竑是新桂系三巨头之一，而李济深则跟新桂系关系非凡，甚至可以说是半个桂系，老蒋不找别人，把这两人找过来，难道能说明他手足无措？老蒋可明白着呢。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李宗仁也让夏威和胡宗铎将第七军开到了南京，老蒋方面也连日开会，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何应钦等人均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就准备听得一声号令，大刀相向了。
在上海方面紧密筹备的同时，国民党内的重量级人物来到了上海，此人便是在中山舰事件之后赴法避祸的左派领袖汪精卫。汪精卫自从高喊“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刺杀晚清摄政王载沣之后，就已名扬天下，在党内素有清誉。但是，不得不说，汪精卫其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徒有虚表而已，局势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他才回国，能济何事？上海方面的人当然也去会见汪精卫了，但基本上都是先声夺人，大概就是说局势至此，请汪公恢复领导，弹压叛乱之类，老蒋也口口声声说拥护汪精卫恢复领导，当然，前提是谋求问题的解决。汪精卫在面对这帮人的所谓请愿之下，颇有些神色不定，大概也是缺乏自信，最后好歹稳住心神，说自己站在农工一边，谁要残害农工，便是与我为敌。
当然，会还是要开的，开了两次。第一次会议，双方你来我往，激烈辩论，然后出现了极为滑稽的一幕，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竟然要对着汪精卫下跪，说非得让汪精卫留沪领导不行，汪精卫当然极为尴尬，左右躲避不开，被搞得颇是狼狈。第二次会议，当时汪精卫已跟驻留上海的中共领袖陈独秀发表了个联合宣言，大概就是说国共合作乃总理遗策，坚决不允许他人离间破坏之类，当然，为此会上是一片哗然，表现最突出的，还是稚老。吴稚晖一改前日下跪的惨然，愤然攻击汪精卫，说陈独秀是中共党魁，有人和他联合宣言，大概此人也以党魁自居了——恐怕不见得吧？话中带刺，又把汪精卫弄得极为难堪。
会议自然不欢而散，在第二次会议（4月5日）当晚，汪精卫就秘密乘船去了武汉。此次蒋汪交锋，还未等到老蒋亲自出马，仅是一个吴稚晖便让汪精卫难以招架，当然，左右角力的胜负，也就可见一斑了。
拆伙
汪精卫此次回国赴沪，上海方面的反共气氛几已达到了高潮，因此，右派们对其表面恭迎，而实则示威，汪氏此行自然是有些灰头土脸。但是呢，局势至此，左派和中共却出现了严重的判断失误，联合宣言出台之后，武汉方面误以为汪精卫已和上海方面的右派达成一致，局势已见缓和，于是，军事行动彻底停摆，准备东征讨蒋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停驻不前，而原先留驻南京的程潜第六军则被第七军缴了械，而鲁涤平第二军也离开南京北上。一切就绪，4月11日，老蒋发布清共的密令，于是，挥舞的屠刀终于落下。次日，两广及东南各省的中共党员、左派分子遭到全面整肃，国共决裂终于由幕后走向台前，此次事件在国民党方面称为“清党”，而在中共的教科书里，则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嗣后，南京、上海方面的国民党右派一不做二不休，在4月18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推选国民党元老、右派领袖胡汉民为主席，至此，宁汉分立正式形成。
老蒋在南京自立，自然谋划已久，从试探到树旗再到行动，有条不紊，果决异常，相较而言，武汉方面的反蒋运动则是雷声大而雨点小，吵了半天却无任何实际行动，反为蒋介石所制，以政治权谋而论，实有天壤之别。当然，最可悲的还不是武汉的左派，而是上海的中共领袖陈独秀，此公原系知名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是中共早期当仁不让的精神领袖，可惜的是，陈独秀缺乏一个政治人物应有的手段和谋划，更缺乏应有的警觉性，以至老蒋在上海举刀之后，中共各级组织居然一触即溃，一泻千里。此次政变对于年轻的中共而言，既是一次沉痛的打击，同时又是一次极佳的教训——光有单纯幼稚的革命激情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年轻的中共党员必须明白，政治终归是残酷而又血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