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话说回来，老蒋之所以那么护犊子，其实还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老蒋在国民党中央混了那么久，见过的事情多了，知道手里头没实力，压根人家就不理会你，于是，老蒋才拼命维护嫡系第一军，强化第一军对自己的忠诚，然后用以稳固地位。但是，事情总有两面性，老蒋越是护犊子，反对的声音就越多，政敌们就越起劲，而政敌越是反对，老蒋就越是没有安全感，反而变本加厉，到最后，就成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讲不清了。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已经说不清是老蒋党同伐异在先还是政敌攻击在先了，总之，进入了死循环，这个套是解不开了。不过，从老蒋的角度来讲，有了属于自己的军队，他就不怕政敌说三道四了，这叫有备而无患，有敢瞎嚷嚷的，就武力压服。
老蒋护犊子当然也是把双刃剑，黄埔生对校长倒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但是这些打着“天子门生”的名号四处招摇的所谓优等生是否还能真的优等呢？实际情况是，忠于老蒋的一些黄埔生，别的能耐不提，骄娇二气倒是俱存，跑到兄弟部队见习，拉帮结派，眼高于顶，也没法跟别人打成一片，总之就是一副老子看不起你们这些乡巴佬的架势。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尤其是军人，更是需要艰苦环境的历练。黄埔生倒好，有了黄埔的牌号，在校长手里，只要学会投机钻营，就能官运亨通，就算有些过失，老蒋也是能保则保，这样的人能成大器？当然，也不是说老蒋就对黄埔生疏于管束，实际上老蒋也经常对黄埔生声色俱厉地训斥。但是训多了之后，黄埔生就明白了，打是亲，骂是爱，老蒋骂你，那是看得起你，反而不以为忤了，骂当然也没啥效果了。黄埔生的忠诚在老蒋的努力下自然没话讲，但如果是一群废物，再忠诚又有何用？
如此，老蒋的情况就很明显了，虽然身为北伐军总司令，国民党军界第一人，但是，在他眼里，大概这个总司令是第二位的，而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才是第一位的，总司令可以不干，但这两个位子倒是非保不可的——当然，在老蒋看来，没有第一军和黄埔生，他这个总司令也就是空头司令。
在老蒋的带动下，上行下效，大家都开始经营私产了，最典型的，当然是唐生智。两湖之战，唐生智以地主之利大得其便，恶仗四七两军打，而军械给养就第八军捞，如今两湖既克，唐生智也就开始准备以缴获的吴佩孚军械为基本，开始扩编了。唐生智的胃口大得吓人，他的第八军一共四个师，他的意思，都顺次上升一格，四个师改成四个军，李品仙、叶琪、何键以及刘兴四个师长就变成四个军长，瞬间，小鸡变凤凰，唐生智成了真正的大佬。当然了，因为老蒋自己也在那搞扩编，第八军军功又比第一军大，唐生智要这么搞，老蒋也不好说什么。第八军扩编完了，第四军紧接着上，当然，第四军在北伐中功勋卓著，要扩编也是顺理成章，最后第四军扩成了三个军，分别是张发奎第十二师扩编成第四军，陈铭枢第十师扩编成第十一军，而留在广东的李济深第四军余部则扩编成第八路军。扩编成功的当然心满意足，而没能扩编的比如第二三六军自然就相当不满，而矛头所指，自然还得是老蒋这个总司令。
这也扩编，那也扩编，扩编完一看，老蒋觉得问题严重了。留驻武汉的本来是第八军和第四军两个军，如今瞬间成了六个军，更麻烦的是，唐生智野心勃勃自不在话下，就是第四军也跟左派较为接近，而武汉方面也因为军队的护航，工会农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罢工罢市如家常便饭。总之，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高到老蒋都觉得心慌。大家知道，在北伐之前，武汉便已经被国民党高层内定为都，但是如今武汉这个状况让蒋介石心惊胆战，哪还敢去履职？要真去了武汉，到底听唐生智的还是听他的？更不要说中共跟老蒋在中山舰事件中结下了梁子，真要闹起来，老蒋势必陷入孤立，政争必然处于绝对下风。老蒋思来想去，觉得真是定都武汉，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那怎么办呢？
于是，老蒋开始闹腾了，本来定都武汉是板上钉钉的事，结果老蒋说不妥，要定都南昌。当然，你说要定都南昌，理由呢？老蒋当然不能说武汉的政治空气不利于我，我不愿去，得找个冠冕堂皇的。结果，老蒋说党政部门应和总司令部设在一处。那问题来了，既然设在一处，为啥不是总司令部迁到武汉，而得是党政机关迁到南昌？老蒋又说了，总司令部当然是设在前线为好，便于临阵督战，但是这个理由同样站不住脚，武汉战略地位之优越众所周知，要说高屋建瓴，鼎定中原，怎么也是武汉更好啊。所以说，老蒋说要迁都南昌，理由压根就很牵强，也就差没明说“我希望你们来我地盘，而不是我去你们地盘”了。但很多事情心照不宣，老蒋私心自用，挑起迁都之争，反蒋运动又要掀起新高潮了。
风向
老蒋其人有一股子拧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个特质已经在武昌、南昌的攻城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老蒋也知道定都武汉不可挽回，但却偏要闹上一闹。如今的老蒋，在党内和军内都有陷入孤立的趋势。党内不用说，老蒋资历本就不深，如今急速蹿红，靠的是纵横捭阖的权术——先在刺廖案中拉拢左派打击右派，搞掉了军界的竞争者许崇智；而后又给公开唱反调的西山会议派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按说左派的位子坐实了吧——结果，接下来又是一个急转身，先是跟苏联顾问季山嘉闹别扭，而后在中山舰事件中铤而走险，这回，左派也跟他杠上了。说来说去，老蒋闹到如今爹不疼娘不爱的境地，还就是因为他性情褊狭，生性多疑，处事极端——这点在中山舰事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左转右转之后，幸蒙斯大林看觑，老蒋才好歹保住了位子，反而倒是把左派领袖汪精卫给逼出了国——汪精卫跟孙公比，差就差在这了，一点没韧劲，遇事想的不是迎难而上，而是消极躲避。政治上孤立既已成现实，如今在军事上，老蒋看起来也孤立得很。如今是扩编的反他——比如唐生智，不扩编的更是反他——比如二六两军，总之，老蒋的日子难过了。
面临如此危境，老蒋的能耐就展现出来了，要搁汪精卫，估计就得把官位一交，然后出国去也，但是老蒋他是迎难而上。你们不是要反我吗？那大家就拼个鱼死网破吧！因此，老蒋之所以明知道挑起迁都之争会引发新一轮的反蒋高潮，但他还是非得这么干，这就叫输人不输阵，老子就算要死，也得干过一架再说。当然，个人认为，老蒋这么搞，不单是耍小性，展示绝不屈服的决心，更重要的目的，恐怕是投石问路，探测风向。老蒋知道自己如今在党内四处是敌，所以他也不怕将这种台面下的事儿摆上台面，横竖要反他的终归是反他，甭管他折不折腾，反正都不能让他好过。但是，老蒋明白在此绝境要死中求活，就必须找到可联合的盟友。因而，老蒋借这次迁都之争折腾一番，其目的也不过是表明自己的立场，并寻求那些可能存在的盟友。老蒋挑起迁都之争后，原先反对他的，或者即将反对他的，都旗帜鲜明起来，于是，那些态度暧昧的，或者公开挺他的，就是他可以利用的盟友。
南昌攻克之后，原本在广州的一部分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包括苏联顾问鲍罗廷，都取道江西北上，当然，半道被老蒋截了下来，去庐山开了个会，会议的议题自然是迁都问题。这帮左派人士（右派此前都被整了）对老蒋此举颇有不愤，会议没能议出个所以然，而且，估计老蒋也预料到了，这帮人开完会后就去了武汉。这帮人去武汉之后，当然就把事情给挑明了，搞了个联席会议，会议的目的倒也清楚，就是反蒋，而反蒋的大旗这么一打，武汉的军人就开始纷纷表态，毫无悬念的，一心跟老蒋争雄的唐生智表示服从，而左倾的张发奎同样表示服从，至于不愿服从的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不久后也被排挤出了武汉。
老蒋也不甘示弱，当时滞留广东的还有两个重量级的，分别是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以及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张静江。老蒋二话不说，直接将这两人“请”到了南昌，还让他们住了好几个礼拜，其目的，自然是让其就范。谭延闿本来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物，为人圆滑，人缘极佳，但是最近第二军没能赶上扩编，谭延闿心里头也很有些不乐意，如今老蒋居然用这种方式迫其就范，那不是逼着谭延闿反蒋吗？至于张静江，此公是革命党元老，还是老蒋的拜把子义兄，是老蒋的铁票，老蒋能当上黄埔军校校长，成为北伐军总司令，张静江厥功甚伟，但是，张静江对迁都南昌的态度也不甚积极。当然了，反蒋还是拥蒋，在从此二人的行程中便可见一斑。离开南昌后，谭延闿去了武汉，而张静江则去了上海。
与之同时，老蒋也在经营自己的势力，比如，李宗仁在南昌总司令部就见到了几张生面孔，主要是政学系的黄郛和张群。当时政学系在国民党主流政界还被视为洪水猛兽，原因也简单得很，当年孙中山在广东护法，政学系就跟桂系勾勾搭搭，最后孙中山被排挤出权力中枢，政学系可是没少出力。因为这个历史恩怨，孙公在世之时，政学系还较为接近北洋政府，黄郛就历任要职，甚至一度出任内阁总理。当然，顺理成章的，国民党主流政界就对政学系抱有极深的成见。不过，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政学系跟孙中山梁子很深，但跟蒋介石却私交甚笃，黄郛和张群都是老蒋在日本振武学堂的同学，甚至黄郛还是其浙江老乡，在民国初年，同时任职于陈其美处，于是便效法当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拜了把子。老蒋而今正是用人之际，亟须人手来跟武汉方面的左派对抗，于是，也不管国民党中央那票人的反对，启用了政学系，充做羽翼。
不过，即便老蒋非常努力，党内有张静江、吴稚晖这样的元老人物力挺，自己也起用政学系，充实了幕府力量，但相较当时武汉强大的反蒋阵营，老蒋的力量仍然十分单薄，因此，他需要找到新的盟友。而这个有力的盟友就是看似不可思议，但细想又合情合理的新桂系。老蒋之所以发现新桂系，当然就是源自迁都之争时李宗仁的表现。南昌战后，北伐军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而屯兵鄂东、战略方向为安庆的第七军将军部迁到了汉口，于是，李宗仁也进了武汉这个是非窝。武汉方面反蒋声浪此起彼伏，李宗仁这个新贵红人当然更是门庭若市，联席会议的一票人来拜访李宗仁，当然少不得要谈谈老蒋的独裁问题。李宗仁的态度颇是耐人寻味，不管什么人来游说，也不管用什么理由游说，李宗仁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只说一切大局为重，要尽力避免当年太平天国洪杨内乱之事，又说老蒋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党部的态度应该是帮助，而不是罢黜，诸如此类。
李宗仁看起来虽然老成厚道，一团和气，但是实际上心高气傲，不甘人下，此次北伐，李宗仁第七军战功赫赫，更是提升了党内地位。并且，李宗仁对老蒋实际并不心服口服，那他为什么没有顺应时势，甚至鲍罗廷以总司令之职相诱都没有加入反蒋阵营呢？当然，李宗仁回忆录里是说自己对权位没啥兴趣，关心的只是革命事业，因此不希望革命阵容一旦分崩之类的场面话。但场面话终究只是场面话，能当真吗？个人认为，李宗仁态度暧昧——在那样的形势下，暧昧其实就是拥蒋，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几条：其一，李宗仁生性老成持重，与中共的激烈格格不入，再加上有些误解和偏见，当然不愿融入武汉阵营；其二，李宗仁认为一旦与武汉方面合作，难免受制于唐生智，李宗仁深知唐生智为人，当然不愿与其有过多瓜葛；其三，如与老蒋合作，一旦成事，将来就是双雄并立，到时候或许还能利用武汉方面的反蒋情绪坐收渔利。当然，如果李宗仁果出于如上三点选择在此敏感时期倒向老蒋，我们就不得不佩服李宗仁的心路算计了。
老蒋利用迁都之争跟左派撕破脸皮之后，虽然如他所料，反对他的依然是主流，但是，在一片反对之声中，老蒋终于还是发现了新大陆，李宗仁当时的中立态度实际就暗示老蒋有合作的可能。在此之前，老蒋与李宗仁只有寥寥数面，相知不深，而李宗仁的心机城府其实也很让老蒋摸不透，将来要摊牌，老蒋自然同样不清楚地位非同小可的新桂系将倒向哪一边。但是，老蒋不愧是玩弄政治的大师级人物，闹一闹、吵一吵之后，李宗仁的政治倾向立刻被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迁都之争的成败对于老蒋当然并不是最关键的事情，他挑起这场纷争，最重要的目的只是要找到与他同道的盟友，如今的情况，似乎新桂系就能扮演这样的角色，而有了新桂系的支持，老蒋当然就有足够的力量跟武汉方面扳手腕了。
树旗
迁都之争当然毫无悬念地以势孤力薄的老蒋失利而告终，但是，这个结果想必老蒋在挑起这场纷争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于他而言，最关键的是，他终于不再是孤军奋战。当然了，如今反蒋运动如火如荼的武汉对于老蒋来说是龙潭虎穴，即便如今迁都武汉已是既成事实，老蒋也不能就此服软，南昌不成，不还有南京吗？摆在老蒋面前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当然是从孙传芳手里将南京拿下；第二个，则是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简而言之，就是以反×压倒反蒋，转移视线。当然，饭要一口一口吃，首要的任务，自然是东进江浙。
江西一战，孙传芳主力尽失，所部离心，已是濒临绝境，好在孙传芳能屈能伸，当得老子，也能当得儿子，自己不行，不还可以找帮手吗？张大帅倒是比孙联帅明事理，其实即便联帅不当儿子，大概大帅也是要出手的，恩怨归恩怨，利益归利益，在唇亡齿寒这点上，张大帅可比孙联帅看得透彻多了。张大帅也没有忘记吴大帅，当此紧要关头，北洋的存亡比派系的纠葛重要得多，因此，雨帅也向退守河南的玉帅抛出了橄榄枝，大概意思就是我们三家三位一体，共渡难关，玉帅反应如何呢？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玉帅选择了沉默以对。我们说吴子玉是性情中人，在他危难之际请求孙传芳支援时，孙传芳居然不闻不问，如今孙传芳倒霉了，然后说我们一起合作？吴子玉大概也知道大势已去，既然如此，就尽人事听天命，何必与孙传芳这类人为伍？
于是乎，在北洋最危难的时刻，三角同盟并没有应运而生，真正合作的只是张作霖和孙传芳，而吴佩孚呢，一副大家井水不犯河水的架势。你们的死活我管不着，我的死活也不用你们管——吴佩孚的思维不像个政客？本来便是如此啊。吴佩孚笑看风云淡，张作霖倒是对干儿子的安危很是上心，直鲁联军直接接管了苏皖北部的防务，好让孙传芳一心一意防守浙沪，而孙传芳一旦不利，直鲁联军和奉军就可沿津浦线南下，南渡长江，以为后应。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孙传芳好歹能在浙沪一带抵挡一阵，给奉军足够的调动时间，可悲的是，如今的五省联帅孙传芳已成了孤家寡人，仗还没打，就输了一多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