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政变之后，武汉方面瞬间陷入了被动，老蒋公然反叛，光是浮皮潦草地开除党籍自然是无关痛痒，武汉政府要证明自己的合法地位，就必须东征讨蒋。但问题是，此时天下未定，孙吴余部犹存，张奉南下又是气势汹汹，如若同室操戈，反为北洋所乘，北伐大业势必功亏一篑，如此，武汉诚是骑虎难下。南京方面，李宗仁的态度颇具代表性，基本是得了便宜卖乖，明明南京政府是非法政府，却又说大敌当前，当共谋抗敌，党内分歧尚需等到大局已定再行解决——合着宁汉之间不存在合法性问题，只存在党内分歧。李宗仁这就叫打一打，揉三揉，让你哭笑不得，避重就轻，转移话题，将政府的合法性问题转移到党内分歧之上，又以北伐的大局来压宁汉分立的小局，到最后，南京方面把理都占了，如果武汉强行出兵，倒成了武汉的不是。恰好此时的军事态势有利于南京一方，确实是大敌当前，武汉方面也少不得强压怒火，按照南京方面的意见，分道北伐。
这种局面对于中共而言着实是极为不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矛盾是会转化的，此时的主要矛盾宁汉对立对于中共尚属有利，问题是，主要矛盾会一直是宁汉对立吗？汪精卫跟中共的友好能维持多久，而两湖的主要军事支柱唐生智又能将红旗打多久呢？毕竟，武汉要和南京对抗，并非一定需要中共的参与，联合中共当然可以，但是将中共排除在外，当然同样可以，因此，此时的中共，命运已经不由自己掌控。掌控中共命运的，一是左派，二是两湖军人，再具体一点，则是汪精卫和唐生智，于中共而言，最重要的自然是处理好与这二者的关系。
自打胡汉民在刺廖案后牵连下台之后，汪精卫就成了国民党党内第一人。但是，汪精卫这个老大当得极为不顺心，最重要的原因，是苏联高层对其缺乏应有的信任。在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就以左派领袖的面目示人，动辄高喊国共团结，对右派的打击也不遗余力，满以为如此表现能够赢得苏联的友谊，未曾想，他与苏联的友谊仅仅是跟苏联的顾问的友谊，而与苏联高层，对不起，欠奉。最典型的就是中山舰事件，老蒋神经过敏以至出现排共一事，汪精卫满以为这次可算抓着了蒋介石的小辫子，只要苏联发话，就能让其死无葬身之地，没想到的是，他这样鞍前马后地效劳，马屁却拍到了马蹄上，斯大林的最高指示偏袒老蒋，息事宁人，反倒让反蒋甚烈的汪精卫里外不是人，汪精卫深恐老蒋报复，选择了出国避祸。经此一事，汪精卫想必对苏联也有些寒心，此次回国虽然依然高唱国共团结的高调，但是调门显然也没那么高了，毕竟，谁愿意热脸贴人冷屁股呢？
汪精卫此次趁着武汉反蒋气氛达到高潮之时回国，当然是指着万一蒋介石轻举妄动，自己就能在苏联的支持下搞掉老蒋。不过，悲哀的是，老蒋动倒是动了，苏联却依然没把信任票投给汪精卫。在苏联给共产国际顾问鲁易的一份电报中，居然说要自组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没收地主土地，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反动军官，明摆着就是要中共脱离左派单干了，这份电报当然事属机密，但问题是，鲁易居然就把这份电报给汪精卫看了。汪精卫此时的心境可想而知，他一心寻求苏联的友谊，不离不弃，但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苏联却给他玩了这么一出，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佛也有三分火啊！
汪精卫这样一个左派领袖，就这样在苏联及其顾问的完美配合之下，被活生生逼到了对立面，而要倒霉的，自然是可怜的中共党员。倒也罢了，更大的麻烦是，武汉方面的军人也已不稳，而问题则出在中共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之上。当时的唐生智部下，大多是两湖的当地人士，而中下级军官又都是中小地主出身，中共在农村没收土地，批斗地主，当然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再加上当时中共社会基础尚显薄弱，面又铺得太开，农会之中难免鱼龙混杂，对军官家属也就难免有些非礼行为，如此自然更激化了与两湖军人的矛盾。说到根上，阶级属性不同，利益属性也就不同，而当时作为贫下中农、无产阶级代言者的中共，一旦施行其政纲，难免就与阶级属性不同的两湖军人有所冲突，这也是自然之事。
于是，不论是汪精卫还是唐生智，都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下定决心分共，6月5日，苏联顾问鲍罗廷被汪精卫驱逐出境，而江西的朱培德也礼送中共出境。如此，武汉的分共也宣告拉开序幕，国共即将全面拆伙。分共归分共，对立归对立，汪精卫当然不愿受制于蒋介石，武汉和南京哪个才是合法政府，当然还得说道说道，尤其是宁汉双方会师陇海线，初步解决北洋方面的威胁之后，这个问题更是被摆上了台面。兵马未动，政治先行，外交战自然还得先打一打，而此时的外交核心当然不再是态度已明的李宗仁，而成了冯玉祥。
冯玉祥是民国的传奇人物，他的传奇之处在于混过的地方多。一开始冯玉祥当然隶属于北洋系统，袁世凯死后，他参加过段祺瑞的马厂誓师，征讨复辟的张勋，算是皖系人马；但是，不久后因为段祺瑞心腹徐树铮干掉了他的妻舅陆建章，然后自然又投靠了直系；在直系没多久，因为河南督军之职被吴佩孚掳夺，心存不满，终在直奉二战中倒戈相向，杀入北京，囚禁曹锟，致使前线的吴佩孚功败垂成；而后又跟奉系的郭松龄纠缠不清，参与了郭松龄叛变一事；最后当然引发了吴佩孚和张作霖的联合攻击，下野避祸，前赴苏联；回国后在苏联的策动下又加入了国民党，五原誓师，宣布加入北伐军，此次与张发奎、唐生智一道取下了河南，如今自然是民国一时红人。在宁汉对立的大形势下，手拥重兵的冯玉祥自然成了香饽饽，武汉方面预备找他开个郑州会议，拉拢一番，而南京方面也要找他开个徐州会议，同样也要拉拢，那冯玉祥究竟意属何方呢？
不合作
冯玉祥这样一个在晚清出道，混过多家帮派，几乎把人都得罪光了的老派军人，事到如今居然即将迎来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大家想想，冯玉祥能没两把刷子吗？冯玉祥苦出身，即便混到了这个份上，也没有丝毫忘本，其治军严明，布衣素食，与官兵共甘苦的品质在民国可以算得上是头一份，也因为如此，西北军虽然装备素称低劣，但战斗力却历来为人称道。当然，在民国混，光靠这些是不够的，事实上，冯玉祥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最重要的一点，恐怕是识时务。冯玉祥的生存逻辑简单得很，有奶便是娘，与之相应的，他睚眦必较，恩怨分明，而且还颇有些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风范，总之，只要你得罪了他，不管现在他有多大能耐，但他总有一天会连本带利还清。最典型的就是他跟皖系二号人物徐树铮的恩怨。当年徐树铮杀了他的妻舅陆建章，当然，陆建章不仅是他的妻舅，同时也是他的恩人，冯玉祥能在军界发迹，得亏陆建章赏识，冯玉祥当然怀恨在心，但是当时徐树铮正在势头上，冯玉祥惹不起他，于是，冯玉祥若无其事地忍了7年，最终在自己有足够实力的情况将徐树铮刺杀于廊坊。沉得住气，狠得下心，下得去手，这便是冯玉祥，一个只要了解他的人绝对就不敢惹的角色。
冯玉祥这样一个摸爬滚打多年、见惯了世面的人物，当然不容易被三言两语弄迷糊了，他是个有定见的人，也足够精明，要让他出手，除非你出得起筹码。郑州会议上，汪精卫先是试探了下他对中共的态度，毫无悬念，冯玉祥虽然一度被指为赤化，跟苏联关系也不凡，但是其人向来只会痛打落水狗，要让他雪中送炭，不现实。试探的结果当然是冯玉祥倾向于分共，接下来转入正题，汪精卫请求冯玉祥从河南出兵，与武汉配合，实施东征。要冯玉祥这么干，当然不是不可以，问题是，武汉出的筹码是啥呢？悲哀的是，武汉这群人把冯玉祥当成了要饭的，居然想用一个河南就打发他，河南现在已经是在冯玉祥手里头了，武汉方面只是送个顺水人情，以这样的筹码就想诱使冯玉祥与蒋介石为敌，真当冯玉祥是二百五？冯玉祥当然不好意思直接骂娘，只是态度相对冷淡地回绝了武汉方面的建议，接下来，冯玉祥当然还得在徐州跟老蒋见一面。
老蒋当然很客气，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南京政府的要员耆宿都去迎接了，嗣后安排了晚宴，准备在酒桌上解决问题。问题有两个，其一当然是北伐，其二是应对武汉方面的军事威胁。在北伐的问题上，冯玉祥满口赞同，这当然是因为他跟直奉两派衔怨已深，想早日解决问题，免得夜长梦多；但是，在武汉问题上，冯玉祥就拿出了官样文章。所谓官样文章，无非是说宁汉本一体，些许小怨定能和平解决，如今武汉分共之势已成，则分歧已经解决，切不可因一时意气而至兄弟阋墙，因此对武汉方面，他主张调解，如此之类。更牛的是，冯玉祥似乎对老蒋软磨硬泡的能耐有所了解，用完晚宴之后，直接离开了徐州。
冯玉祥既不左袒，也不右袒，显然是对宁汉之争没啥兴趣了，因此，宁汉之间的问题还得是宁汉自己解决。冯玉祥离开之后，蒋介石当然还是继续开会讨论，一再强调要先解决武汉问题。但是，在分共问题上跟老蒋还站在同一战线的新桂系，却马上改了张面孔，从老蒋的支持者变成了反对者。在老蒋喋喋不休之下，白崇禧一时火上心头，居然当面顶撞老蒋，大概意思跟冯玉祥那套差不多，语气很冲，丝毫不给面子；李宗仁当然比白崇禧会做人，语气较为平和，但是再怎么平和，意见也是一样的，对征战武汉没兴趣。
李宗仁是个不甘人下的人，对蒋介石这位军事领袖，表面虽然恭敬有加，但私下却又颇为不服。事实上，早在李宗仁跟老蒋见第一面的时候，他就跟白崇禧谈及蒋介石其人，说大多数政治人物可与之共患难而不可共享福，蒋介石其人，恐怕共患难也做不到。第一印象既坏，接下来北伐中老蒋种种举动，李宗仁冷眼旁观，当然更是心存鄙夷。相较对老蒋的不屑，李宗仁对武汉方面的左派印象却也不坏，比如他跟汪精卫初次在梧州见面，但见汪精卫神采飞扬，魅力四射，当时李宗仁还是初见世面的新贵军人，汪精卫的表现着实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因此，蒋桂同盟之所以形成，其合作重心只是反共，除此之外，李宗仁跟蒋介石的关系并不和睦。当然，李宗仁跟武汉左派的关系，同样也并不恶劣，甚至在武汉尚未分共之际，李宗仁的态度也是友好的。
在宁汉对立之初，武汉方面厉兵秣马意欲东征，李宗仁就是一副和事佬的面目，当然，不可否认，李宗仁这是得了便宜又卖乖。但是，为了消弭两家争端，亲自去游说江西的朱培德，也足见李宗仁对左派一贯的调解姿态。如今，武汉分共已是既成事实，李宗仁与武汉的唯一疙瘩也不复存在，他当然更是高举调解大旗，不愿与武汉为敌了，甚至，隐然之间，李宗仁已经有借助武汉东征之势，排挤蒋介石的意思了——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在分析迁都之争李宗仁倒向老蒋时就提到了这种可能性。
李宗仁在逐渐走向蒋介石的对立面，蒋介石当然也早对新桂系存有戒心，要讲政治敏感性，民国大概还没谁能跟老蒋相较。蒋介石对于新桂系，态度是既用又防，尤其是对待白崇禧，表现得尤为突出。像白崇禧这样的人杰，蒋介石初时想必是欲收为己用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强烈要求白崇禧出任北伐军参谋长。但是，蒋介石很快就发现，白崇禧跟李宗仁的关系实在太过亲密，根本不可能让他背叛李宗仁。既然用不了，按照政客的一般思维，那就毁了他。于是，蒋介石就开始对白崇禧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时放出对白崇禧不满的风声，甚至白崇禧在上海自组第十三军，老蒋也曾密令何应钦予以瓦解。蒋介石与白崇禧的这点弯弯绕，李宗仁当然心知肚明，但也不便明言，只是在回忆录里一再强调说老蒋嫉贤妒能，不能容人，而白氏功高震主，多受其忌。当然，李宗仁这话是站不住脚的，蒋介石纵有千般不是，在爱才这点上，也必然无异于一般乱世枭雄。
因为这种种暗流，虽然蒋桂之间并未有何实际冲突，但政客处事，向来是虚虚实实，很多时候都是心照不宣。蒋介石一再强调要解决武汉问题，其目的跟此前挑起迁都之争并无二致，无非是在试探新桂系的态度，而新桂系一再强调不愿兄弟阋墙，也无非是告诉蒋介石，蒋桂同盟已经走到终点了。局面对蒋介石已经极端不利，冯玉祥不置可否，新桂系离心离德，更要命的是，武汉方面却已经整兵经武，逞兵江汉，不日将兴东征，蒋介石腹背受敌，已是濒临绝境。于是，就在李宗仁率部继续北伐，不日将下山东之时，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让其于临城暂停前进，再度约其南京一晤，其意依然还是对付武汉。
李宗仁去了南京，老蒋作出最后试探，问他怎么办。李宗仁的回答颇有意味，说武汉倾巢来攻，不将第七军调回，断难取胜。但是呢，第七军已经深入鲁南，当面有直鲁联军的精锐，一旦撤军，彼必趁势追击，以其余各军的战力，断难抵敌。所以，第七军是回不来的，为今之计，只能壮士断腕，放弃徐州，将你在徐州的主力撤回淮河南岸，对付武汉。李宗仁这话看起来四平八稳，也没有什么可指摘处，但是暗藏机锋，首先明确告诉老蒋，他的第七军不会参与与武汉的对战。其次，告诉老蒋，要自己想办法，而唯一的办法则是放弃徐州。李宗仁是个会说话的人，再难听的话都能说得不那么难听，如今这番话当然不难听，但表达的意思却难听得很——不合作，老蒋能怎么办呢？
居间
武汉兴兵东征，李宗仁又不愿帮忙，老蒋的日子着实是不好过，但是老蒋这个人别有一股拧劲，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咬得住牙，颇有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架势。以此次来讲，既要应对武汉的军事威胁，又要在孙传芳困兽犹斗之下保留徐州，分心二用，实犯兵家大忌，李宗仁虽有些看好戏的意味，但是其分析也不无道理，然而，老蒋的拧劲又上来了，偏要鱼和熊掌兼得，武汉自然要防，但是徐州也不可丢。徐州自古军事重镇、南北枢纽，地位自是非同小可，更关键的是，徐州也是蒋介石在北伐中唯一还算过得去的战绩，这是他的形象工程，头可断血可流，面子岂可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