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瓦岗寨，大家会想到在评书戏曲小说中那个汇集天下好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屡屡挫败隋军的山寨。它与《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一样，是艺术家为我们塑造的现实中的理想国。但是在那样一个充满英雄传奇色彩的地方，依然充满了明争暗斗，充满了倾轧、血腥与屠杀。小说中的瓦岗毕竟还是太过理想化了，以至于当我们反观真实的瓦岗寨时，常常会感叹现实与梦想的距离还是有那么一点遥远。李密和翟让的矛盾，自李密进入瓦岗之始就已产生。不过，这样若能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倒也不失为一件坏事。）
击败张须陀军的起义军团体，叫做瓦岗，首领翟让。
大家对这两个名字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一部《说唐》，笔者将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秦琼出世到贾家楼英雄反山东，命名为“英雄崛起”；第二部分从占领瓦岗一直到李密众叛亲离，命名为“群龙聚首”；第三部分从尉迟恭登场到玄武门之变，命名为“隋亡唐兴”。瓦岗寨，则是贯穿第二部分的一个重要线索，也是承接隋末****与唐朝方兴的桥梁。在小说中，最先反隋者是秦琼、程咬金、徐茂公等人，最终助唐统一者仍然是这批人，瓦岗寨在中间起到了一个过渡作用，它是汇集英雄的地方，也是锻造英雄的熔炉，老百姓们耳熟能详的隋唐英雄，正是通过瓦岗寨这个重要的载体在文学的天空中发挥了自身最大的作用。这在中国白话小说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英雄的独特气质与传奇色彩，总要通过一定的意象来寄托。这种意象可以是英雄身上的衣甲、手中的兵器，也可以是一座亭台楼阁、一处秀美的山坡。除了前文提到的秦琼的黄骠马、金装锏、虎头錾金枪，还有《三国演义》里刘关张结义的桃园，《说岳全传》中岳飞的沥泉枪、大闹朱仙镇的“八大锤”，《水浒传》中令人心驰神往的水泊梁山，种种例子举不胜举。瓦岗寨和水泊梁山一样，是天下英雄向往的圣地，在小说《说唐》中，瓦岗寨在李密入主之前，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地方。那里是一个由一群出生入死的兄弟建立的理想之国，杨林、魏文通、裴元庆，这些能敌万人的勇将都奈何不得，但在李密入主后，自程咬金月下追秦王（李世民）一事起，瓦岗内部渐渐离心离德，众人对李密心灰意冷，纷纷散去。《说唐》的演绎，纵然感人，但与历史上瓦岗的真实情况相差甚远，相比较之下，《隋唐演义》反而更接近史实一些。我们在此，需抛开文学作品对我们的影响，力求对瓦岗寨这片老百姓和小说家们心中的圣土做一个最真实的还原。
翟让是法曹出身，按照《新唐书·百官志》的说法，法曹是“司法参军事，掌鞫狱丽法、督盗贼、知赃贿没入。”从其职能看，法曹属于司法机构的官员，并且能掌管诸多方面，从犯人的缉拿、入狱，到贪赃贿赂的监管，法曹皆有其职责所在。翟让既然是司法官员，对大隋律令自然十分了解，但《资治通鉴》记载：“韦城翟让为东都法曹，坐事当斩。”这是再明显不过的知法犯法。我们不可小看这条关于翟让出身的史料，笔者认为，它至少能反映出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知法犯法，足见隋朝社会的高压与急政对人民的压迫，翟让性格中刚强勇烈的一面体现了出来；另一方面，笔者不止一次地强调，法律是道德的底线，社会的红线，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官员都开始对法律视若无睹，明知故犯的时候，说明这个国家的底线已经被监管这条底线的人自行破坏了，乱自内生，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信号。
所幸，即将面临杀头之灾的翟让得到了贵人相助。很多小说家在编撰故事时，也常常利用这一点——英雄身后必有贵人，比如《水浒传》中林冲被发配到沧州去看管天王堂，所幸他曾经接济过的店小二及时向他提供陆虞侯、官营、差拨等人的动向，林冲才能幸免于难。这样的安排无疑增加了故事的精彩程度，同时小说家更是借此向我们传达这样的信息：英雄身上的光辉，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可以感化他人，甚至可以让自己逢凶化吉。小说家往往不愿意直言英雄的气度，而是常常把它们融汇到故事情节中，融汇到英雄身边人的表现中，这是白话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塑造方法之一，值得我们关注。翟让的贵人叫黄君汉，是一名狱吏。不过黄君汉不是一名平凡的狱吏，他后来投唐，随李世民南征北战，为大唐开国立下汗马功劳。非平凡人便有一双非平凡的眼，黄君汉觉得翟让神逸俊朗、骁勇异常，如果因犯罪而丢了性命，太过可惜，便对翟让说：“翟法司天时人事抑亦可知，岂能守死狱中乎？”翟让一看黄君汉有救自己的意愿，赶紧表态：“我如今不过像是一头被关在牢中待宰的猪彘，是死是活，全凭您一句话。”黄君汉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为翟让打开了枷锁。翟让感激涕零，跪倒拜谢。黄君汉大怒：“我救你，是敬重你是一个英雄。英雄当负拯救天下苍生之志，岂可效仿儿女，泣涕相谢？”翟让这才惊觉自己身上的担子之重，便抹了抹眼泪，逃到了瓦岗（今属河南省安阳市），竖起聚义大旗。狱中有那么多犯人，黄君汉单单救翟让一人，这就是英雄气度的影响力。
翟让的起义与杨玄感比较相像。与窦建德、孟海公等人不同，窦建德家世代务农，他本人是里长，孟海公则属于地方上的豪强一类人，但翟让、杨玄感二人都属于隋朝官员，乱世中官员谋反，是非常容易引起轰动的，虽然孟海公、窦建德等人更容易与农民走得更近，但这些官员们显然更能代表隋朝政府统治中出现的问题，他们的一言一行也更有煽动性。与农民相比，官员是隋朝政府内部的人，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乱自内生对社会产生的破坏力显然比乱自外生要大得多。所以翟让的旗号一举，响应者无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两人。一个叫单雄信，一个叫徐世勣，这两个人在隋唐评书、小说中均是主角。单雄信在小说《说唐》中的形象是二贤庄庄主，江湖绿林好汉的总瓢把子，属于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善用一条金顶枣阳槊，慷慨疏财，义薄云天，虽然位列十八好汉之末，但江湖声望极高，对主对君知恩图报、忠心不二，有“赤发灵官”的美名，是老百姓非常喜爱的一位英雄角色。文学形象的塑造大都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原型做参照，这个现象在《三国演义》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说岳全传》、《说唐》、《隋唐演义》、《封神演义》这些小说次之，单雄信的文学形象基本上非常接近历史上的真实的单雄信了，除了身份与出身不同之外，两种形象里的单雄信的武器、性格几乎一模一样。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同郡单雄信，骁健，善用马槊，聚少年往从之。”单雄信与翟让是同乡，在翟让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伸出了援手，并且他善用马槊，这些史料中所体现出的单雄信形象皆与小说中吻合。后来在一些民间文学的叙事中我们常常把单雄信比作关羽，有“小关羽单雄信”的说法。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民间的叙述纯属是为了茶余饭后的娱乐消遣，有一些民间流传的说法同样值得我们去仔细揣摩。晚唐小说家段成式在其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单雄信年幼时，学堂前植一枣树。年至十八，伐为枪。长丈七尺，拱围不合，刃重七十斤，号为寒骨白。”这个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不过其中讲到单雄信的武器叫做“寒骨白”，而我们知道在《三国演义》中关羽的武器青龙偃月刀又名“冷艳锯。”这两把武器的名称读来倒十分相称，令人觉得寒气森然，威严自成。笔者猜想这些叙事人和说书者或许是受此启发，加之两人性格如此相近，才特地给单雄信多加了一个“小关羽”的美称，亦属有“史”可考之举，不可武断地贴上诸如“胡编乱造”之类的标签。
在《隋唐演义》和《说唐》中，瓦岗军的军师，亦是后来秦王李世民帐下的军师，叫做徐茂公（《隋唐演义》写作徐懋功），通晓兵法，足智多谋，贾家楼结义后，反山东、破金堤、取瓦岗的规划皆出于此人。徐茂公的历史原型正是徐世勣。徐世勣（594——669），字懋功，曹州离狐（今属山东省菏泽市）人，唐朝开国名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李渊赐其姓李，又避李世民名讳，故徐世勣又称为李勣。为了行文方便，笔者按照《旧唐书》、《新唐书》等正统史料的名号用法，于下文统一称他为李勣。
正史中的李勣是个非常纯粹的武将，但并非沈光、麦铁杖那样的悍将，李渊说他是“纯臣”，“纯”者，无垢、无杂，李勣就是为了身为人臣、建功立业而生的。所以李勣一到瓦岗，就开始为瓦岗的长远发展做打算。在李勣的建议下，翟让先行劫掠了今天的郑州、商丘一带，缴获辎重粮草无数，随众迅速发展到数万人。瓦岗军的气势很快席卷中原，渐渐超过了其他的农民起义军，成为反隋武装中的代表。这样庞大的规模不久便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李密。杨玄感反隋失败后，李密作为同党也在被通缉之列，于是只能四处躲藏，不过偌大一个朝廷，捉拿一个逃犯并非难事，《隋书·李密传》记载李密藏于一个叫冯翊询的妻子家中，被邻人告发，与一干人犯一同被押往高阳（今属河北省保定市），听候隋炀帝发落。这对于李密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按律被斩首，空留一个谋反同党的罪名；二是设计逃走，但这是一条不归路，逃走之后如果再被抓，那么就二罪并罚，如果大难不死，则将扬名后世。哪怕困难再多，我们也要选择有希望的那条路，李密当然也是如此。他先以钱财贿赂，又以醉生梦死的假象蒙蔽了押送他的官员，趁夜率众逃走。一个英雄，总能绝处逢生，也总是怀才不遇，关键就在于怀才不遇之后是选择就此消沉还是坚持不懈，选择消沉的可能会变成多愁善感的诗词大家，选择坚持的则可能变成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李密选择了后者。出逃后，他先到了平原（今属山东省德州市）一带的反隋武装郝孝德帐下，但郝孝德对他非常轻慢。李密不愿受这样的窝囊气，又到了淮阳（今属河南省周口市）一带，自称刘智远，开馆授徒。时间一长，李密还是受不了这样平庸的生活，他写了一首五言诗《淮阳感怀》，来抒发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感情：
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
此夕穷途士，空轸郁陶心。
眺听良多感，慷慨独沾襟。
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
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
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
一朝时运合，万古传名器。
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
祸从口出，口所言自心生。英雄常常是因自己的一时兴起而招来祸端，对于商人或算计家来说，这是一种很矛盾的情感，一方面憋在心中不吐不快，一方面自己的感情会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们会开始算计，孰轻孰重。但是英雄不会考虑这么多，他们的率直驱使着他们永远把感情放在第一位。在很多小说中，我们都看到过这样的情节安排，这大概是小说家仔细揣摩过历史上的诸多英雄而得出的结论，这种情节在《水浒传》中最为经典。林冲在梁山脚下朱贵的酒店里题诗，被朱贵一眼识破，宋江在浔阳楼酒后题反诗，被通判黄文炳抓住把柄。李密题了这首满腹怨气的诗，果然也被人告发。虽然没有具体名姓，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诗的作者很可能就是李密。这样一来，淮阳太守赵佗带人就要来捉李密。李密情知事泄，于是再次出逃，跑到了雍丘（今属河南省开封市）。在雍丘，他遇到了自己的妹夫邱君明。邱君明是雍丘县令，见李密虽然身负死罪，但毕竟是自己的亲人，于是就把李密藏在自己府上了。令邱君明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侄子丘怀义竟然知道了自己窝藏朝廷重犯，并又一次上报朝廷，于是他赶紧偷偷放走了李密。而邱君明则最终因窝藏案犯被杀。
李密三次脱险，三次出逃，有人甚至为此付出血的代价。一将功成万骨枯，李密在经过一系列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之后，最终选择了瓦岗，在那里，他终于得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李密也是有头有脸，在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又是出身关陇贵族集团，地位自然在翟让之上。加之当时有个叫李玄英的人传开一首歌谣：“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谁道许。”所谓“桃李子”，指的就是逃走的李密，“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是说炀帝与萧皇后南下江都，必将死在那里，“勿****，谁道许”，没人允许便不许乱说话，指的正是“密”字。整首歌谣就是在唱李密必将代隋而取天下。所以翟让起初对他也是心存戒备的。李密深知这一点，他明白自己需要做些什么来为自己赢得信任。根据《旧唐书·李密传》和《资治通鉴》的记载，李密一共做了两件事。
第一，通过其他人才博取信任。第一个被李密利用的人叫房玄藻。房玄藻与李密一样，都是乱世中不得志的人，两人相遇，感同身受，一拍即合，李密让房玄藻去游说周边势力较小的农民起义军，使他们归附瓦岗。这些小势力正需要一棵大树来保护，正好瓦岗有此意，便纷纷依附于瓦岗，翟让看到自己的势力越来越大，心里非常高兴，对李密的戒心渐渐放松下来。第二个被李密利用的人叫贾雄。贾雄通晓阴阳占卜之术，是翟让的军师。李密私下里与贾雄暗暗交好，委托他带给翟让一句话：“事有相因。所以来者，将军姓翟，翟者，泽也，蒲非泽不生，故须将军也。”李密的爵号是蒲山公，所以贾雄此言意在向翟让表明如果李密离开他，将没有生存的空间。试想翟让能够起用一个占卜师当自己的军师，他自己自然非常相信这些巫卜之术，所以经贾雄这么一说，翟让对李密的感情更进一步，史籍记载，两人从此“情好日笃。”第三个被李密利用的人叫王伯当。在《说唐》中，王伯当是单雄信帮中的兄弟，当世第一神箭，允文允武。李密借王伯当之口告诉翟让：
“当今主昏于上，人怨于下，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京都，此亦刘、项奋起之会，以足下之雄才大略，士马精勇，席卷二京，诛暴灭虐，则隋氏之不足亡也。”
翟让对李密的态度再次发生了改变：“深加敬慕。”笔者认为，自李密入瓦岗以来，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像极了《水浒传》中宋江打青州、败呼延灼、收服二龙、白虎、桃花三山英雄的情节。翟让就好比晁盖，李密则好比宋江，瓦岗寨便是梁山泊，周边的小股势力便是三山好汉。要知道，宋江凭借自己的江湖声望收服三山好汉，表面上是为整个梁山增强实力，实际上则是壮大了自己心腹的阵容。新上山来的这些好汉，如武松、孔明、孔亮，他们都是宋江的旧友，跟晁盖并不熟悉，杨志甚至跟晁盖还有因生辰纲一事而产生的过节，这些人名义上是梁山的人，本质里却是宋江的人。现如今瓦岗寨中通过李密的努力所招纳来的这些人也是同理。他们跟李密熟悉，知道李密是个雄才大略的人，而至于翟让，他们没有受过翟让的好处，怎么会倾心归附呢？李密与翟让的矛盾，从这一刻起，就已经产生了。
第二，通过军事胜利博取信任。宋江能够收服三山好汉，正是建立在击败呼延灼的基础上。如果宋江打不赢呼延灼，他又怎么会有这样高的声望，足以让三山好汉归附呢？李密面临的问题亦然，他迫切地需要军事上的胜利，，从而建立起自己在瓦岗中的威望。李勣此前建议翟让掠夺荥阳诸郡，是为了获得粮草辎重，李密抓住这个机会，在李勣计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说：
今兵众既多，粮无所出，若旷日持久，则人马困弊，大敌一临，死亡无日矣！未若直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勇马肥，然后与人争利。
李密的意思是夺取荥阳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扩大瓦岗的地盘，这才是与隋朝分庭抗礼应该有的态度。翟让和李密的差距也由此体现出来了。前文提到，翟让像晁盖，晁盖是东溪村保正，属于现在村长一类的官，他的理想就是与兄弟们在一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杀富济贫，从未有任何做惊天动地之大事的念头，学不会出动出击，李密像宋江，宋江虽是郓城刀笔小吏，但却具有非常长远的战略眼光，取江州无为军、打祝家庄等都是宋江提出的战略构想，李密和宋江的相似之处就在这里，他不会局限于瓦岗一寨之地，他的理想要比翟让高远得多。前文已言，此前李密曾通过王伯当之口让翟让要像刘邦、项羽一样，敢于为天下先，推翻****，改朝换代。翟让一方面“深加敬慕”，另一方面却也秉持着非常保守的态度，他说：“这些事都是您这样的人能做的，我们都是草莽之人，这等大事做不成！”后来李密建议翟让袭击洛口仓，翟让虽然照办，但其态度仍然与先前无二。这样看来，翟让还是没有完全理解黄君汉放他走时对他说的那一席话。当翟让拥有了自己的军队和根据地后，他渐渐变得意志消沉、不思进取，拯救天下苍生的大志，恐怕也早已抛到脑后了吧。像李密这样的人，即便做不成领袖，也能成为实际掌权的人。许劭所言“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能用来形容曹操，也能用来形容李密。在李密提出攻打荥阳的策略后，翟让自然是言听计从，迅速出兵，攻破金堤关，扫掠荥阳诸县，瓦岗军的势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瓦岗军步步紧逼，日日壮大，惊动了张须陀。于是张须陀亲自出马，誓要带兵扫平瓦岗。翟让一听说张须陀要来，当即吓得要撤兵，李密非常奇怪：“我们一路打下来，未曾遇到隋军强有力的抵抗，将军为何独独怕他一人？”翟让说：“您有所不知，我以前曾与张须陀交过几次手，未尝一胜。这张须陀在众多起义军中颇具震慑力，曾击败过许多实力非常强劲的反隋武装。我看我们不如先行撤退，避其锋芒。”李密略一思索，突然抬起头来，对翟让讲：“越是如此，我们才越有获胜的把握！张须陀兵势正盛，必然骄狂，请将军摆好阵势与张须陀正面开战，同时分千余名士兵交给我指挥。李某虽不才，但有信心能为将军一战破敌！”翟让被李密说得一头雾水，他看到李密的眼神如此笃定，也就不再多说什么，把兵马交给了他。张须陀见到翟让，二话不说，指挥军队发动进攻。翟让且战且走，退了四十余里，把张须陀带到了大海寺（位于今郑州市西）北边的密林中。突然，林中喊声四起，李密挥军杀出，截断张须陀后军。张须陀正在追击翟让，听说后军大乱，急忙回马相救，翟让见张须陀阵势已乱，情知李密已经得手，于是调头杀回，与此同时，王伯当与李勣也从林中率军杀出，与李密翟让从四个方向围攻张须陀。张须陀面对数倍于己的瓦岗军，勇猛异常，独自一人突围而出，回头一看，士兵们还被困在重围之中，于是又回头杀入重围。《隋书·张须陀传》记载：“来往数四，众皆败散。”张须陀见大势已去，长叹一声：“兵败如此，何面见天子乎？”他翻身下马，抽出兵器，与瓦岗军展开肉搏战，最终寡不敌众，死于乱军之中，时年五十二岁。张须陀是隋朝末期可与韩擒虎、贺若弼、史万岁齐名的勇将，他不仅骁勇善战，而且体恤士卒，慧眼识英，从功绩和道德上都可入名将之列，如今力战而死，大隋王朝又去一臂矣！瓦岗军阵斩张须陀，是一场意义非常重大的胜利。这场胜利不仅消灭了隋军的主要平叛力量，使得隋朝政府失去了张须陀这位得力干将，更重要的是，它摧毁了隋军多年来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对起义军战斗的信心。隋军自辽东之役失败后，信心倍受打击，在平叛过程中屡屡受挫，逐渐形成恶性循环。张须陀的及时救火稍稍挽救了一点颓势，在他的带领下，隋军正慢慢走上正轨，但好景不长，这样的势头旋即又被瓦岗军的这场大胜给压了下去。一挫再挫的军队，很难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屡败屡战，只是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更何况，在府兵制这一大体制的框架下，这种理想状态的实现变得更加遥遥无期，府兵制的弊端再一次显现。
李密的努力为自己在瓦岗争取到了一席之地。翟让特别命令李密建立蒲山公营，这批人皆属于李密自己的亲兵，《旧唐书·李密传》记载：
密军阵整肃，凡号令兵士，虽盛夏皆若背负霜雪。躬服俭素，所得金宝皆颁赐麾下，由是人为之用。
李密在瓦岗寨的地位一天天升高，他与翟让矛盾的种子也被埋得更深了。就在瓦岗军对张须陀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其他各路反隋武装也频繁调动，四面出击，杜伏威击败右御卫大将军陈棱，占据历阳（今属安徽省马鞍山市），雄踞江淮一带，窦建德击败涿郡通守郭绚，收编被杨义臣击败的另一路起义军高士达的散兵，占据河北，势力逐渐发展起来，经过几个月的战争，中国大地上逐渐形成以李密、翟让为首的瓦岗军、以杜伏威为首的江淮军、以窦建德为首的河北军三大隋末起义军团体。此外还有许多势力较小的反隋武装，遍布全国。岑仲勉先生在《隋唐史》中对此做过表格统计，岑先生按照地域不同进行划分，分别为“京畿及关西”、“山东西及河南”、“东南及长江流域”、“岭南”四部分，共计一百二十八支反隋武装，规模非常浩大。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瓦岗军占据河南、山东，杜伏威占据江淮、窦建德盘踞河北，三大团体连成一线，穿越东都洛阳，向东可取江都，向西则可取长安，这一条线便如一道深深的伤痕，永久地刻在大隋王朝的土地上，把国家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分。这是农民的愤怒所留下的创伤，一直有一股蠢蠢欲动的痛不停地骚动着，不断刺激着大隋王朝每一根神经末梢，也刺激着隋炀帝敏感的内心。
起义军蜂起的这段时间，大致集中在大业十年（公元614年）至大业十三年（公元617）之间，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段时间内，起义军会如雨后春笋般疯狂发展？隋末农民战争爆发的真正诱因，是研究隋唐史回避不了的一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再分析一下隋炀帝在这段时间内还做过什么事，犯下了什么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