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不可以选择是否要面对错误，但我们可以选择面对错误时的态度。隋炀帝执政后期，他没有吸取执政前期所犯下的错误的教训，因为他低不下的头颅和放不下的自尊，这些一错再错的举动最终把炀帝推向了生命的终点。）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二月，正是春寒料峭时分，冬日的太阳还未消解寒气。隋炀帝又开始与文武百官商议第三次征讨高句丽的事宜了。《隋书·炀帝下》记载：“二月辛未，诏百僚议伐高丽，数日无敢言者。”旋即，又是一轮举国出动的架势，《资治通鉴》记载：“戊子，诏复征天下兵，百道俱进。”不过，有了前两次血淋淋的教训，百姓们这一次不再对隋炀帝唯命是从，天下已乱，农民们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再为炀帝卖命。自该年三月炀帝起兵以来，军中士卒逃跑的现象就一直存在。隋炀帝没有办法，当众斩杀叛军，以儆众人，但仍然控制不住士兵叛逃的行为。正如《无向辽东浪死歌》中唱的那样，与其被派到辽东送死，倒不如拼死一搏，或许还有生的希望。此时国内农民起义已风起云涌，隋军一方面被炀帝抽调了大半向辽东进发，另一方面则还要在国内继续平叛工作，两头难顾，疲于应付，苦不堪言。
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隋炀帝第三次征讨高句丽却进行得异常顺利。经过前两次艰苦卓绝的持久战，高句丽方面也疲累不堪，大将军来护儿抓住这个机会，进军毕奢（今属辽宁省大连市），高句丽王高元勉强举兵抵抗，被来护儿击溃。来护儿占据毕奢，准备进攻平壤。高元害怕了，决定遣使求和，他把杨玄感叛乱时逃到高句丽的隋将斛斯政送回，以示求和诚意。这一举动再次满足了隋炀帝那颗虚荣心。在炀帝看来，自己仍然能得到外族异邦的拥护，自己仍然可以做东亚的霸主。这只不过炀帝一厢情愿罢了，这场美梦，他还能做多久？时间会给出答案。隋炀帝见高元唯唯诺诺，求和之意如此恳切，便立刻下诏，命令来护儿撤军。来护儿跌足叹息，大呼道：“大军三次征讨辽东，次次皆倾举国之兵，如今高句丽还未被剿平，岂可轻易撤军？如果轻易撤军，几时能再回得来？那时士气必泄，我军颜面何存！高句丽疲敝不堪，正是一举攻克的最好时机，待我出兵包围平壤，活捉高元，以显我军神威！”长吏崔君肃劝来护儿速速奉旨撤军，来护儿宁死不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是军人，军人的职责是打胜仗，要我舍弃这唾手可得的高句丽，万万做不到！”武将毕竟是武将，来护儿是个纯粹的军人，他理解不了隋炀帝征讨高句丽，哪里是要争取什么军事上的胜利，只是为了宣扬大隋天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罢了！这是历代军人的可悲之处！他们看惯了金戈铁马，哪里懂得阴谋权术？像来护儿这样一个纯净的武人，便不该生在隋朝宫廷中。崔君肃没有办法，他见来护儿表现得如此决绝，只好放下狠话，他对来护儿帐下诸将说：“你等主将抗命，若我回去禀明圣上，到时候你们都脱不了干系！”诸将没有办法，只好集体向来护儿请求罢战撤军，来护儿长叹一声，进军之事只得作罢。这一声叹中，该包含了多少复杂的情感！笔者无法用语言形容，只能尽力用心去体味。
高句丽王高元真的是倾心归降吗？很显然不是。十月，隋炀帝下诏令高元来长安朝拜，高元果然对此诏书视若无睹，哪里肯前来？隋炀帝大怒，准备再整兵马，征讨高句丽。此时隋朝国内已经大乱，各地起义军蜂拥而起，来护儿所预计的后果已经一一应验，对于老百姓来说，一次征召，尚可接受；二次征召，勉强应付；三次征召，虽有叛逃，但若能取得一点战果，也不枉在世上走一遭，但现如今仅仅过了半年，隋炀帝又准备开始第四次征召，他们会觉得自己的陛下在把他们当玩具耍弄，他们怎么会傻到再去为一场没有意义的战斗献身呢？经此一事，隋炀帝竟然在军国大事上表现得如此单纯，他做晋王时的城府去哪里了？只能说，被皇位、强权和利欲冲刷得一干二净。十一月，炀帝处斩了斛斯政，如同对待杨积善那样，斛斯政被烹煮，遭挫骨扬灰之刑。与其说炀帝痛恨斛斯政反叛，倒不如说他更恨高元骗了自己，他将自己的怒火，全部发泄在了可怜的斛斯政身上。
这标志着，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宣告失败。三征高句丽，发生在不恰当的时间和不恰当的场合，给隋朝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使隋朝政府承担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农田荒芜，农业减产，赋税加重，农民食不果腹，饿殍遍野，怨声载道，有许多史学家把隋朝末年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归结为征讨高句丽（白寿彝先生《中国通史》），亦不为过。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役，隋朝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失去了东亚霸主的地位。这个影响对隋的打击非常之大，大到隋炀帝险些为此丧命。
说起此事，时光要摇到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的八月。这一年，《隋书·炀帝下》记载：“八月乙丑，巡北塞。”这一条简简单单的史料饱含着多少信息！隋炀帝杨广在国家乱局还没收拾的情况下，再次巡游塞北，视察突厥。此行的目的何在？笔者认为，这无非是一次炀帝的自我安慰之旅。国内的乱局他收拾不了，国外的高句丽他也制服不得，他只能把目光投向漠北草原，也许，他是想起了当年启民可汗拜服在自己脚下的场景，也想起了突厥人民相隔十余里，就对着自己的观风行殿稽首的画面，那时的自己，是何等的荣耀！威服万方，君临天下。可如今，一个小小的高元都全然不把自己放在眼里。隋炀帝心中感到了莫大的失落感，诚然，这种心理落差没有人受得了，但是，又有谁让隋炀帝之前把自己标榜得如此神圣不可侵犯呢？是他自己罢了。隋炀帝希望通过再游漠北，能够重新捡回一点自信，能够再次树立起大隋的国威，不过，突厥方面对隋朝的态度早已改变。此次巡游，远没有隋炀帝构想的那样顺利。
突厥方面，启民可汗于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去世，他的儿子阿史那咄吉继位，是为始毕可汗。始毕可汗本也可与隋朝保持着相安无事的关系，但隋朝方面的一些举动激起了始毕可汗的不满——裴矩觉得突厥方面势力过盛，于是建议隋炀帝拜始毕可汗的弟弟阿史那叱吉设为南面可汗，以达到“分其势”的目的。始毕可汗听说后非常不满，对于他来说，这是隋朝政府表现出的极度的不信任。不仅如此，裴矩为了进一步削弱突厥的实力，诱骗始毕可汗的智囊史蜀胡悉说有一桩交易，请他前往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处理。结果史蜀胡悉一到马邑就被裴矩杀了。这两件事激怒了始毕可汗，他从此拒绝向炀帝朝贡，突厥政府和隋朝政府的关系，最终出现了裂痕。
笔者并非批驳裴矩的做法不对，因为裴矩有自己的政治思考，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隋炀帝对隋突关系的变化没有保持足够的政治敏感度，他知道史蜀胡悉被杀，但是他看不出这对突厥方面以及隋突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多大。在这样一个两国关系颇为紧张的时间节点上，炀帝还是选择了出游。始毕可汗听说隋炀帝车驾已到塞北，立刻亲率数十万轻骑出马，准备袭击隋炀帝。此时的隋炀帝正在车中，撩起珠帘，看着外面苍茫无垠的草原和天空，他多么希望远近都插满了飘扬的旌旗，旗下是拜倒的芸芸众生，那样的画面，曾经出现过，也就几年的光景而已，至今历历在目。突然，一阵风吹来，刮起一片小树叶，在炀帝的脸上轻轻碰了一下，炀帝这才从梦中惊醒，他又抬头向上望了望，今天的天空被云压得很低，偶尔有几只飞鸟悻悻地掠过，像是要有大事要发生。
有人来报：“使者求见。”炀帝强打起微笑：“快请快请。”他不知道，始毕可汗为他准备了怎样盛大的欢迎仪式，于是只能幻想，只能猜测。这时，使者急急忙忙跑过来：“奉义成公主之命，特来告知陛下：始毕可汗率数十万轻骑，径奔陛下车驾而来！请陛下快快离开！”这句话如一把利刃，直插隋炀帝的内心，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他的父亲杨坚开始，武力的征服与政治的扶持，早已让突厥对隋俯首称臣，但现在突厥却突然对自己亮起了弯刀，自己仅剩的一点帝国自信也荡然无存。或者说，他想到了这样的结果，只是不愿意对自己讲实话而已。
情急之下，隋炀帝下令，车驾进入雁门（今属山西省忻州市），暂且躲避。突厥骑兵轻装快马，弹指间便杀到雁门外围。始毕可汗见隋炀帝龟缩于雁门不出，为减轻本部伤亡，便令士兵将雁门围了个水泄不通，从外围慢慢向里推进，准备蚕食雁门。这就是隋朝史、亦是隋突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雁门之围。为了自身的安全，隋炀帝拆毁雁门民房，建造守城用的器具，但即便如此，也挡不住突厥兵来势汹汹。雁门下辖四十一城，三十九城须臾便告破，据《资治通鉴》的记载：“突厥急攻雁门，矢及御前；上大惧，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纵观隋炀帝一生，除了后来的江都兵变，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危险。彼时雁门只有十五万左右的兵、民以及二十多天的口粮，炀帝深知苦撑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听从宇文述的建议，准备率兵突围而出。但是老臣苏威和樊子盖坚决不同意，认为贸然突围太冒险。虞世基和萧瑀给炀帝提建议：“现在陛下已失信于天下人，应当先下诏，宣布停止对辽东的一切行动，然后再求救于义成公主和天下诸郡，我们做好防御工作，静待救援。”炀帝最终采取了虞世基和萧瑀的建议。他一方面亲自召集所有将士，誓师曰：
努力击贼，苟能保全，凡在行陈，勿忧富贵，必不使有司弄刀笔破汝勋劳……守城有功者，无官直除六品，赐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
雁门内的隋军将士大受鼓舞，拼死抵挡始毕可汗的进攻。另一方面，炀帝诏告天下，请求诸郡派兵相救，同时暗中与义成公主书信来往，请求公主帮忙。诏书一出，站出来一位大英雄——李世民。李世民（599——649），唐代开国皇帝李渊次子，大唐开国元勋，隋唐之际的著名军事家，后来的一代明主——唐太宗。李世民在隋末唐初的****中展现了其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大唐南征北战，立功无数。《资治通鉴》评价他“聪明勇决，识量过人。”李世民军事生涯的起点，可追溯到此次雁门之围。当时，李世民应募到屯卫将军云定兴帐下，他为云定兴献计：“始毕可汗之所以敢举大兵围困天子，一定是考虑到我们的援军没有那么快抵达。故此我们可用疑兵之计，白天多设旌旗，绵延不绝，夜间多设鼓钲，击打相应，前后相闻，突厥方面一定以为我们大军已到，便会自行退去，雁门之围可解。”云定兴对此计非常满意，下令立即执行，派兵前往雁门，救援隋炀帝。这一年，李世民只有十六岁。
另一边，义成公主作为隋突和亲的公主，自然还站在隋这一边，她接到炀帝的求救信，便对始毕可汗说：“北部边境出现战乱，请可汗大人速速回援。”始毕可汗一愣，心想：“北边有战事，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正巧，又有人来报：“来自洛阳和其他诸郡的隋朝援军已经抵达忻口（今属山西省忻州市）。”始毕可汗皱了皱眉，不过他想到此次围困雁门，已经让隋炀帝尝到了不少苦头，更何况他本来决定突袭隋炀帝车驾，就是为了打压一下隋炀帝嚣张的气焰，现在目的已经达成，便不再在此地多费时日。于是，这一年的九月，始毕可汗下令撤军，历时一个月的雁门之围得解。隋炀帝听说始毕可汗撤兵，赶紧派人出城打探消息是否属实，回报说：“山谷皆空，无胡马。”隋炀帝终于松了一口气，下令车驾返回东都洛阳。雁门之围虽解，但隋朝政府和突厥之间因此产生的裂痕却不能弥补了，《隋书·突厥传》记载：“由是，朝贡遂绝。明年，复寇马邑，唐公以兵击走之。”突厥停止对隋朝进贡，并且再次开始劫掠隋突边境一带的城市，虽然突厥军被李渊击退，但以隋朝为主导的东亚文明体系已经崩溃却是不争的事实。除此之外，回到洛阳后，炀帝并没有兑现此前对将士的承诺，克扣了许多封赏，并且再一次开始商议征讨高句丽的事。“高句丽”一词，几乎成为了隋朝军民的敏感词汇，大家谈“高”色变，加上封赏克扣，因此对炀帝越来越不满。隋朝此时的状况，真可以用“内外交困”来形容了。
更令人可悲的是，隋炀帝对这样的情况仍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面对国内的乱局，隋炀帝表现出来的情绪更多是恐慌与不安，甚至有一些异乎常人的举动。在这一点上，父亲杨坚的强势他没有继承下来，恐怕他只继承了皇族的高贵以及一些虚伪、带着面具的骗术。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隋炀帝出现了一些类似于狂想症的举动。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四月，城中一处宫殿发生火灾，隋炀帝却以为是起义军已经打了进来，大呼着跑了出去，趴到草丛里，哆哆嗦嗦不敢出来。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以来，隋炀帝常常做梦梦到义军推翻了自己的王朝，每到这时，他便从梦中惊醒，再也睡不着。这一症状发展到后来，以至于需要许多嫔妃一边摇着一边哄着，他才能睡着。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帝王！笔者读《资治通鉴》每每读到这里，常常对炀帝心生怜悯之心，但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炀帝咎由自取，做过什么样的亏心事，青史书卷知道，他自己心里也知道。
不过笔者认为，隋炀帝的恐惧，并非来自于软弱，恰恰相反，这一股恐惧来源于自信。隋炀帝内心的自信，是如同皇权那样神圣不可侵犯的。无论遇到什么挫折，他内心或许会恐惧到极点，但他永远不会低下骄傲的头颅。这也是笔者前文提到“恐怕他只继承了皇族的高贵以及一些虚伪、带着面具的骗术”的原因。笔者举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是年，隋炀帝有一次向诸臣问起天下起义军的情况。宇文述只会逢迎帝好，于是对炀帝说：“陛下请放心，现在起义军数量还不到之前的十分之一。”这一番话让一个人倍感尴尬——苏威。苏威不愿意听宇文述在朝堂之上胡言乱语，于是躲到了柱子后面去。隋炀帝很奇怪，赶紧叫他出来，问他缘由。苏威叹了口气，慢慢地说：“臣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义军，只知道他们离这里越来越近了！”隋炀帝更加不解，便追问下去，《隋书·苏威传》记载，苏威说：“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者近在荥阳、汜水。”《资治通鉴》所记更加详细：
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赋丁役，今皆何在！岂非其人皆化为盗乎！比见奏贼皆不以实，遂使失于支计，不时翦除。又昔在雁门，许罢征辽，今复征发，贼何由息！
苏威的意思是自王薄首义于长白山以来，整个中原大地迅速陷入战火，各地都有义军形成，国家收上来的租税越来越少，原因何在？很明显是少掉的那些人都去起义了嘛！当时在雁门，您已经承诺不再讨伐高句丽，现在却出尔反尔，义军的数量怎么会少！苏威这一番话把隋炀帝这两年做的傻事和盘托出，隋炀帝一时无地自容，但念及苏威有功，也不方便直接惩罚他，便直接宣布退朝。过了几天，端午节到了。百官按礼法，都向隋炀帝进献礼物，唯独苏威将一部《尚书》送给了隋炀帝。隋炀帝起初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苏威特地挑选了这么正经的礼物送给自己以勉励自己。事后有人翻开《尚书》，指着《五子之歌》对炀帝说：“陛下可曾知道五子之歌的故事？苏威此举，实为讽您失国！”所谓五子之歌，指的是夏朝太康的五个弟弟唱的五首歌。这五首歌皆是劝谏太康要勤政爱民，以国事为先，但最终太康还是因喜好声色犬马而失国了。因此才会有人借题发挥，在炀帝面前狠狠弹劾了苏威一番。隋炀帝非常生气，但这一次，他还是选择了忍气吞声。不久之后，隋炀帝又开始与苏威商讨征伐高句丽的事宜。苏威没有办法，只好给炀帝出了一条计策：“赦免天下诸盗，让他们去打高句丽，他们都是戴罪之身，走投无路才走上了造反的道路，如果遇赦，必然会全力一战，那时高句丽可平。”隋炀帝大怒，他是万万不能向这些打着反隋旗号的义军妥协的，在他看来，一旦妥协，颜面何在？天威何存？所以苏威一走，隋炀帝立刻就跟一个叫裴蕴的大臣说：“这老东西真是老奸巨猾，居然拿天下的叛军来威胁朕！朕真想命人狠狠打他几个耳光，念其年老，姑且再忍耐一下吧。”裴蕴立刻就明白了炀帝话语背后的意思，于是从河南找来一个叫张行本的平民，让他给炀帝上了一道奏章，陈列苏威的罪状：“威昔在高阳典选，滥授人官；畏怯突厥，请还京师。”这道奏章提到苏威在高阳选官不力，在雁门畏惧突厥，并且还执意要让隋炀帝回长安。这样的罪状最多只能算是事实陈列，更何况第一件“选官不力”还是无凭无据的“莫须有”事件，第二件“畏怯突厥”属于刻意夸大。雁门之围时，苏威只不过是反对炀帝贸然突围，当时他的原话是：“城守则我有余力，轻骑乃彼之所长，陛下万乘之主，岂宜轻动！”苏威只不过是为炀帝客观分析了一下情况，言语中没有露出丝毫的胆怯，至于第三件则更是荒谬至极。炀帝久不居长安，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指挥枢纽，是造成天下大乱的重要原因之一，苏威请求炀帝回长安并没有错，但却被张行本指鹿为马，硬说成是犯罪。于情于理，这都是一封非常不负责任的奏章，但炀帝也管不了三七二十一了，下令将苏威再次除名为民。
我们纵观苏威被贬为庶民的这一系列事件，会发现这一件件事，无一例外都戳在了隋炀帝的痛处，对他的自信是一种极大的破坏。隋炀帝不愿放下自己的尊严，表面骄傲而冷酷，内心实则恐慌而软弱。从小到大，隋炀帝尝遍了胜利，他战胜了南陈，扳倒了大哥杨勇、三弟杨俊、四弟杨秀，登基后又战胜了五弟杨谅，降服突厥，南巡北游，耳边充盈着“万岁”的高呼，一个习惯了高贵的人，是不可能接受失败的，这不是优秀，而是一种病态的心理。隋炀帝唯我独尊的心态使得他在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时变得不堪一击，当他心中的自信被颠覆成自负，自负又被扭曲成妒火，他只能把这些情感发泄在自己的臣下和隋朝的百姓身上。温室里长大的花朵呵，终究是受不了严寒与烈日的。扭曲的心理会推动人做更多疯狂的傻事，苏威被贬官不久，隋炀帝内心深处潜藏的恐惧便胁迫着他把目光投向了那片温柔而又熟悉的土地——江都。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七月，在宇文述的怂恿下，隋炀帝的龙舟再度起航，向江都进发。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巡游江都了。他到南方去，无非是为了躲避起义军和一股又一股的反隋声浪。内心长期堆积的恐惧已经让他失去了继续抵抗的勇气，无论是在关中地区还是在山东地区，隋炀帝都找不到任何依靠，只有在南方，在那片埋藏着他的根基的地方，他才能寻找到一点点心灵上可怜的慰藉。逃避，胆怯，如两个可怖的幽灵，终日缠绕在隋炀帝身边，所以当他来到江都后，看着温润的江南水乡，他该多么想醉倒在其中，不去管世间的纷扰，也不顾朝堂的争吵，就这样一醉不起，再不醒来。
他大概预见到了，自己与长安和洛阳的离别，将成为永诀，而此次下江都，将成为他与南方水乡的最后一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