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托着腮，站在方靖面前，想了一会儿。答案似乎简单得很，依旧是当时流行的话：心有余悸。唉唉，余悸，余年。一则是积重难返，一则是灯油将尽，这一对前世冤家，为何偏偏碰在一块，给我们当今的政治家们出了这样一道世界难题！
我苦苦一笑，转身到最里面的那间屋子去了。我到文史专员办公室是来当编辑的，办公地点便在那间与文史专员们同一个房顶的屋子里。屋子不大，办公桌不少，至少有4张桌子是溥仪、王耀武、范汉杰、廖耀湘用过以后剩在那里的。此外还有没有人使用的桌子：宋希濂到美国子女处定居去了，沈醉患冠心病呆在家中……我随意择定一个案头，缓缓坐下来。侧身之间，透过半掩着的门扉，又看见了端坐在隔壁的文史专员们。他们让我看见了他们褐色的寿斑，霜染的眉须，枯黄的干瘪的口唇，可是，他们之存在，他们那片即令是最薄最薄的生命的绿叶，能让我看见吗？
也许不行了。刚刚坐下的方靖突然抬起头，拖腔拖调地来了一句：“人老气力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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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有一根接力棒在光滑的桌面上传递，又如同有一条纽带在有限的空间里飘绕，方靖话音未落，坐在对面的董益三便张了嘴巴，“屙尿打湿鞋哩——”他抽着烟，烟雾把声音搅得瓮声瓮气的。杨伯涛坐在远离窗户的角落，虽然刚呷了口浓茶，嗓门还是显得有些沙哑：“心想屙远点嘛——”正在看报纸的文强，用不致分散精力的浅唱低吟，结束了这部原本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民谣的轮唱：“——越屙越拢来哟！”
鸦雀无声。看报的看报，喝茶的喝茶，抽烟的抽烟，抬头的抬头……我被这奇异的情景吸引住了。他们不知道隔墙有耳，我却只知道耳听八方。不过听完之后，细细想来，又觉得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我30才出头，若是活到他们的年纪，终究有一天会同等模样地跌进这汪无情岁月的流水之中，而且极有可能不如他们那样平静，那样从容。我会挣扎的，在绝望的挣扎里发出惊嘘和惨叫——呵呵，这是什么声音？尖厉的、凄楚的、撕心裂肺而又肆无忌惮的。莫非此间发生了这样的不幸：我的将来竟被李以的现在代替了？“我们广东人不这样说！”坐在办公室中间位置埋头伏案的这位原国民党第5军中将副军长兼独立第5师师长，蓦地掼落钢笔，“我们说，人老气力衰，打屁屎出来……”我稍觉心安。当然，我不会以为这仅仅是关于那首民谣的第二个版本。“老弟，你又视察到了什么哇？”文强弯下腰杆，从水泥地上拾起钢笔，笑吟吟地递到李以手里。淮海战役中，中等偏矮个头的李以的职务是“总统特派战地视察官”，而瘦高的文强则担任着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所以他们之间的关连，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看看再说罢”的传统的默契。
“昨天中午，我去政协机关食堂吃饭，”李以看见这样一幕，“打完饭，回头见一张餐桌还有个空座，就把饭菜端过去了。哼，我这一过去不打紧，坐在那里的两个机关干部一下子站起来，站起来干什么？端起他们大概刚刨了一口的饭碗，走啦……”
李以摊开双手，“老兄你说说看，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李某人屁股上有屎，把他们给臭跑了不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或者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文强淡淡笑道，“老弟，这该是一个常识性问题的。”“哼！”李以从鼻孔里发出的声音把鼻毛都震歪了，他盯住文强说，“如此说来，倒是我的不是了。也罢，也罢，从今天起，我打饭回办公室吃：讨来的饭嘛，还有当着主人的面吃的么！”“讨饭？哈哈……讨饭的还有办公室！哈哈哈哈……”文强放下报纸，靠着椅背，好一阵仰面大笑。开先笑出了眼泪，尔后笑出了鼻涕……我的心底的颤动却最终在这来自文史专员办公室的喧嚣中平定下来。不是么，当他们整日龟缩在“战犯楼”（这是“文化大革命”对他们居住的楼房的命名）里坐等黄昏的时候，不要说笑声，就连哭声也没有。红卫兵小将用脚踢他们，用鞭子抽他们，他们则因为当过少将或中将的缘故，没有吭一声。以致那些打软了手脚的红卫兵们在怏怏离去之际，要回首骂一声“死楼！”现在他们走进重新打开的办公室里来了，或喜，或怒，或哀，或乐，我所见到的简单的却是重要的事实是：他们都是活人！
呵呵，我是多么愿意再听听隔壁那恍若泉水叮咚、小河哗啦的喧嚣呀，可是正在这时，随着一个缓慢的脚步声的到来，我只听见了自己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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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依恃昔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的权势，或若凭借现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的地位，便可造成对文史专员办公室的情绪的影响，那几乎是荒唐的。杜聿明的力量来自他的自身，那浮着知足常乐的微笑的嘴唇，那嵌着能忍自安的雍容的皱纹，那事必躬亲的职责，连同那无事找事的勤奋……杜聿明从门外走进来了，过去患过脊椎结核，现在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人们没有去看他的脚——只要他比别人晚到一步，人们便会去看他的手，那双昔日沾满鲜血、此时却沾满泥土的手呵！
方才，他在文史专员办公室前面的葡萄架下，松了土，浇了水。这两株葡萄是当年在政协机关造反派的监督下，由他亲手栽种的。现在，监督早就撤销了，他也完全知道，可是，不知怎的，每当他站在葡萄架下，身后便隐隐约约地出现一个影子。今天他忍不住了，猛一回头，才发现那是阳光斜射之下他自己的身影。身影也愣愣地看着他，仿佛在问：大好晨光，你不进屋办公，还在这里磨蹭些什么呀？
杜聿明进屋以后，脚步并没有快起来，以致我从最里边那间屋子走出之后，与他没有相遇在他的办公桌前，而在与屋外仅隔着一条门坎的会议室里。
我握了握他的手，他拍了拍我的肩：
“你昨天给我商量的写回忆录的事，我想是想过了，总觉得既然要写，就应该把它写好。”“杜大哥还有什么问题！你那篇《淮海战役始末》，连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都竖了大拇指哩——”杨伯涛不知何时坐在了会议室的一张长沙发上。他在淮海战役中担任着国民党主力部队第18军少将军长，听得出来，他本人对“老长官”那篇文章也是倍加称赞的。
“你知道此事不？”杨伯涛扭头问我。
我摇摇头。
他摇着身子：“那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3年，嗯，不会记错，11月10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这些在京的获赦人员及其家属。周总理首先对杜聿明夫人曹秀清从美国回来表示欢迎，他对曹秀清说：‘你丈夫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有贡献的！’……”
杜聿明也在听。厚厚的嘴唇嚅动了一下，沾满泥土的双手却嵌然机械地垂落着。
“周总理说完，陈毅副总理站起来——”杨伯涛的嗓门突然清亮了，“他站起来对杜聿明说，‘你写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上的《淮海战役始末》，我看了好几遍。过去我们只晓得解放军方面的情况，对你们的情况晓得不多，看了你写的东西，才完全了解了你们当时为啥子要那样部署。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战役，双方动员的兵力有100多万，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战役。这次胜利缩短了全国解放的时间……’
“‘你这位战役最高指挥官写下的这篇东西，不仅在中国战史上是一篇重要文献，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篇重要文献！最难得的是由你亲自把它记录了下来，使得研究战史和历史的人，获得了最宝贵的资料！’”
杜聿明听毕，反倒显得平平静静的。稍有沉默，他转过话题，微微笑道：“可是‘文化大革命’当中，它正是我最无法辩解的罪证。当然，我不完全否认这一点。不过，要是文史资料的撰写工作都必须带上交罪认罪的性质，那周总理下达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又如何去完成得了呵……特别是，他已经离开我们，独自去了……”
杜聿明说完，头也不抬，侧身去了这间屋子左角上的厕所兼盥洗间。他在洗手。自来水开得很小，和他回身走到先前的位置一样，几乎听不见什么响动。我知道，他此刻是痛苦的，他的情绪仍在压抑之中，可是，他为什么要重新走过来呢？
“老弟，请你起来一下。”他轻声说。
杨伯涛站起身，愣愣地望着杜聿明。我却从杨伯涛身后那张长沙发上面，看见了一盘刚才被他垫在屁股之下的弹簧。沙发是褐黄色的，裸露在沙发外面从而在不知划破了多少条裤子的过程中被拉得直直的弹簧，像是漫漫荒漠里的一根芨芨草。杜聿明从中山服衣兜里掏出一根针，一根线，一块褐黄色的咔叽布头，然后倚着沙发扶手，慢慢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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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隔几天，一位河南口音的并非文史专员的两鬓斑白者，不偏不倚地坐在了文史专员办公室那张长沙发的补丁上。他姓董，加上一个竖心，便是懂得的“懂”。他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是学者型的知识分子，当然，他在这里出现，还在于他是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
今天是文史专员们的学习日。
学习组副组长董益三正在用他浓重的湖北话读报，抑扬顿挫地，摇头晃脑地。在参加政治学习方面，这些老人一直保持着过去在战犯管理所养成的高度的自觉性。
董主任知道这一点，懂得这一点，并为此深深地感动着。他曾经在他的办公室，对那些一参加政治学习便像闹山麻雀那样叽叽喳喳的年轻人吼道：“你们去前面屋子看看，看看文史专员们是怎样学习的！”可是今天，他的责任心通知他，需要用相反的办法方才能够表达他对这些老人的更深刻的理解了。“各位专员！”董主任朝四周拱了拱手“，如果你们愿意谈些报纸上没有的话，那么请组长把报纸收起来……”董益三摘下眼镜：“主任的意思——”“什么都可以谈！”董主任跷起二郎腿，嘻嘻一笑，“老婆，孩子，媳妇漂不漂亮，女婿能不能干……”“谈那些有什么意思！”郑庭笈正色道“，反正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搞拨乱反正，今天趁主任在场，我还是给文史资料工作提点意见为好——”
我坐在会议室的右角，迅速掏出笔记本，掏出钢笔，去追逐郑庭笈的声音，追思那业已白纸黑字记录在案的事实。是的，他言之有据：过去写文史资料，开篇就需要把自己狗血淋头地痛骂一通，结尾呢？又需要硬着头皮挺起胸膛信誓旦旦地保证一番，仿佛不是这样，便不是文史资料，更不是正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里所容得下的东西！
坐在郑庭笈侧旁的杜聿明频频点头。他没有说话，我从他紧紧闭合着的眼睛里听见了来自他启开的心扉里的叹息：唉唉，过去的事情，真是没得办法，自己那篇《淮海战役始末》的结尾，就是这样写的哩：“我悔恨过去、憧憬将来。我是一个死有余辜的人，党把我拯救过来，再生之德，图报莫由。今后只有进一步加强学习改造，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党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以有生之力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你说的是戴帽穿靴，我的整个身子都移花接木地被换了过去呢！”文强接过郑庭笈的话题，忿忿不平地说，“我在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时候，写过一篇《淮海战役期间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的文章，获赦以后才看见，这篇文章登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上，文章没有改，标题也没有动，可是我的名字却换成了‘文彬’两个字！有人要替我改名，甚至替我换姓，我都没得意见，这是个人的事；但是天晓得徐州‘剿总’指挥部哪来一个叫文彬的副参谋长呀？这是历史呀……”
“荒唐！简直荒唐！”董主任放平双腿，将手中的茶杯用力朝茶几上一搁，“这哪里还是文史资料！这是笑料！这是丑闻！这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才惯用的骗局！”
董主任点燃一支烟，缭绕的烟雾平息了他骤起的怒气“，……撰写史料，重要的是依据充分，而不是立场坚定，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才把历史自身和用什么观点去评价历史分成了两回事。我今天没有别的话可讲了，让我宣布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一个决定吧：凡是‘文革’以前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从现在起，通通进行一次认真的修订！”
掌声。并非爆发性的掌声。握了多少年枪杆子，尔后又握了多少年笔杆子，最后才痛痛快快拍出来的哟！它的旋律应该是热烈的，至少是整齐的。但是，多少有些遗憾，坐在屋子最角落的黄维没有拍——如若这样说不够准确的话，那么我亲眼看见他拍了屁股，然后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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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另外一次会议散场时的情景了。
那一次，黄维半句话也没说。他本是一位不多言语的人。可是这天，当文史专员中的一部分提出了撰写计划，会议室里开始荡起几丝晨雾般的蒸腾的气息的时候，他又以他那种很特别的方式，猛地从最角落里站起来，望了一眼正把目光扫视到他面前的董主任，然后不比平常地伸出手臂，像握着挡箭牌那样用力朝前一推：
“我不写！原因很简单：国家现在最需要的东西不是文史资料，我个人也有比写文史资料更重要的工作！”
干干脆脆的声音，清清楚楚的意思。在坐的人没有听不懂他的话的，包括我。我曾严重地怀疑过黄维的科研活动，尽管他在实验报告上开宗明义地写到，他将“由之取得免费的和无穷无尽的机械动力和电力为人类生产服务，首先为我国加速发展国民经济服务”，尽管他从淮海战役被俘那天算起，至今已经整整进行了30个春夏秋冬！唉唉，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重大项目哟？黄维把它称为“重力发动机”，在我看来，“免费”？“无穷无尽”？这不就是法国科学院早在18世纪便宣布过死刑的“永动机”么！
我自然不懂得什么，我是在中学物理课本上晓得这玩意儿的。但是，黄维是德国军事学院留学生，而且，很难说什么是办不到的事情，重要的是，我完全被这位80高龄老人那种不死的决心征服了！很快地，我成为他的精神的同情者，不，我公开的支持过他。上海《青年一代》杂志上那篇《黄维和他晚年的事业》，便是我一番不大不小的心意呵。
这自然是一对矛盾。作为一个编辑，我有义务和责任动员黄维写文史资料，当时在征集工作方面，已经提出了“抢救”的字眼。我应该全力以赴，我需要刻不容缓，所以，在黄维离开文史专员办公室的当天下午，我便赶到了他在永定门东大街的寓所。
叩门。进屋。坐定。久久不见黄维人影。黄维的老伴显然是他事业的支持者，直到我抽完一支烟，她才踮起脚尖走到3间屋子的连结处，轻轻敲了3下那扇紧紧关闭着的房门：“培我，有人会。”“哪一位呀？”从门缝里挤出的显得气鼓鼓的声音。“小王，文史专员办公室那个小王！”老太太是江南人氏，黄王不分。黄维却要分，分得仔仔细细，若是与他事业无关的人他是不乐意见的。现在黄维出来了，唉唉，即便像我这样支持过他的人，他也需要回身把房门重新关得紧紧的哩！
“你找我做什么？不是上午才见过面吗。”黄维穿一件扣得严严实实的衣袋上方印有“劳保用品”字样的工作服，手指头上沾满机油，那种透明的凝固的机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