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逐客书》一气呵成，情辞恳切，确实反映了秦国历史和现在的实际情况，充分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的深刻见解。秦王赢政读后，颇受感动，顿时醒悟，明白了利害得失，立刻废除逐客令，并派人把李斯追回来。当时，李斯基于对秦王赢政的了解与信心，一路慢慢地走。追回的命令下达时，他才走到离京师不远的骊邑（今陕西临潼县东北）。这也说明李斯性格的机敏及其政治预见性。
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李斯挺身而出，呈上《谏逐客书》，秦王是决不会轻易收回成命的。这一事件能否正确处理，保守贵族那闭塞的宗法统治能否被打破，对于秦王今后的事业能否成功，关系极大。正是因为秦王听取了李斯的正确意见，保持了这种政策的连续性，广泛地招揽外国异域贤士，使得当时各国的佼佼者都几乎西奔入秦，一大批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聚集在秦王周围。李斯、尉缭之类的“士”人自不必说，就是在歼灭六国中战功赫赫的王翦、王贲、王离、冯劫、李信、蒙武、蒙恬等武将，皆系异域之人。他们群集于秦国都城咸阳，呈现出“大略驾群才”的壮观局面。这期间虽然曾有一段荆轲刺秦王的插曲，秦王赢政本人几乎丧命，但一直未动摇他对外国异域人士的信任和重用。若无这些来自异域的文臣武将的协助策划，秦王要实现“六王毕，海内一”的目标是不可能的。李斯的《谏逐客书》，预示了秦国将要改变历史航向而一统天下的辉煌前景，具有深远的意义。
李斯的直言进谏既保住了客卿在秦国的地位，也为他在秦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秦王赢政也因此更加器重李斯，并很快把他提升为廷尉。廷尉是主管全国刑狱的长官，又是朝廷的所谓九卿之一，对国家的基本决策有重要的发言权。
计杀韩非夷灭六国
逐客风波平息后，秦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平定六国已被提到秦王赢政的日程上。李斯根据当时形势，认为地处天下之中，又正挡秦军东向之路的韩国实力最弱，应作为统一六国的突破口。以韩国之弱小，头一炮打响，不仅可以振奋军威，而且敲山震虎，还能从心理上慑服其他五国。李斯的贡献是根据时势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统一大业将水到渠成，不失时机地转入逐步灭亡六国的轨道。
秦军向韩国边境大举进攻，韩王安十分恐慌。李斯在这关键时刻亲自出使韩国，威逼利诱，迫使韩王安向秦称臣。在这种危急形势下，韩王急忙找韩非商讨救亡图存之策。
韩非是韩国的王室贵族，早年曾与李斯一同跟荀况学习，攻读刑名法术之学。韩非口吃，不善于演讲，但擅长思考和著述。李斯自以为才学不如韩非。可是，由于两人在人生道路上的选择不同，致使结局大不一样。李斯择地而处，择主而仕，效力于国力蒸蒸日上的秦国，依附于雄才大略的秦王，终能大展鸿图，飞黄腾达。韩非则念念不忘故国，情牵于贵族世家，一直为江河日下的韩国效力，希图挽狂澜于既倒。眼看韩国的国势日益削弱，韩非屡次上书韩王，要求运用法家理论励精图治，进行改革，但都不被采纳。对此，韩非感到痛心疾首，悲愤莫名。于是他发愤著书，先后写了《孤愤》、《五蠹》、《说难》、《内储》、《外储》等数十篇千古流传的著名文章，约十余万言，后人编为《韩非子》一书，集先秦法家理论之大成。韩非的行文风格峻峭、笔峰犀利，切中要害。他的书传到秦国，由于讲的都是“尊主安国”的理论，秦王读后连连拍案叫绝，赞叹道：“真是太精彩了！我要是能见到这个人并且与他交往，死而无撼！”不久，秦国攻打韩国。韩王考虑到韩非的学识和名望，便派他出使秦国，想通过外交努力使韩国苟延残喘。
韩非此时处于两难之地。作为一个深谙历史大势的思想家，他对形势的分析估计与李斯基本相同，即认为秦统一中国的条件已是水到渠成，不可逆转；但作为一个韩国贵族，他又不忍祖宗基业毁于一旦，自己还要为保存韩国作最大的努力。李斯也极力劝他前往秦国。韩非到秦国后，当即上书秦王：“如今，秦地数千里，雄师百万，号令赏罚严明，天下不及。臣冒死求见大王，进献计谋。大王诚能听臣之说，必一举而破天下合纵，亡韩，克赵，降服楚、魏，亲附齐、燕，使秦成霸主之名，君临四境诸侯。否则，大王斩臣示众，以戒为王谋划而不尽忠之人。”这话说得斩钉截铁，使秦王越发敬重韩非。韩非趁秦王高兴，上了一篇表面上为秦着想，实则设法保韩的奏章。韩非这篇上书的实质，就是劝秦王缓攻韩国。
秦王把韩非的计划交给大臣们讨论。李斯立刻上书，反对韩非的“存韩”之论。李斯说：“韩国对秦来说，好比心腹之患。别看它现在顺服于秦，实际上是顺服强力。一旦秦保留韩国而东攻赵、齐，难保它不与赵、齐、楚合谋，从后方夹击秦国。故韩非的话决不可信！”接着，李斯提出：“韩非是韩国的公子。现在正是大王扫平诸侯、兼并天下的时代，韩非当然忠心于韩，而决不会真心为秦效力，这是人之常情。大王千万不能为其言语所惑，要明察其心，若要放他归国，那就等于放虎归山，他会伺机报仇，给秦国留下无穷的后患啊！所以不如借故把他杀掉！”最后，李斯建议，由自己前往韩国，诱使韩王入秦。秦就以韩王为人质，胁迫其大臣俯首归顺。然后秦再发兵威胁齐国，齐也必然效法韩国。这样一来，赵人破胆，楚人狐疑，魏国不敢轻举妄动，诸侯便可蚕食而尽。
此书一上，秦王赢政马上下令把韩非逮捕入狱。不久，韩非在狱中服药自杀。与此同时，李斯出使韩国，失去主见的韩王眼见秦国大军压境，再也无计可施，只得交出传国玉玺，向秦国称臣。秦王赢政十七年，秦又借口韩国背叛，向其发动全面进攻。韩在六国中第一个被秦灭亡，李斯的战略首获成功。
从公元前230年灭韩起，至秦王赢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止，短短10年间，秦先后吞灭赵、燕、魏、楚、齐等国，结束了春秋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前的大统一，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统一大业之所以能如此顺利而迅速，除了当时所具备的客观历史条件——秦国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作为统帅的秦王本人的雄才大略外，作为秦王最重要谋士的李斯具体制定的一整套战略，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李斯无疑是秦王朝的开国元勋。
洞悉史患力驳分封
公元前221年，在中国大地上首次出现了一个以咸阳为国都的大帝国，其疆域东至大海，西至甘青高原，北至河套、阴山、辽东，南至岭南。面对如此辽阔的疆城，众多的人口，复杂的形势，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机构，采用什么样的统治方式才能把新帝国的政权巩固下来，秦王赢政并非成竹在胸。他只好数次召集群臣“议政”。许多人主张，仍沿用古代的体制和称谓。在此关键时刻，又是李斯，再度扮演了极为显要的角色。新帝国确立的政治制度和其它方针政策，除立帝号一项是李斯与王绾等人合提而外，其它均出自李斯一人之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深深地打上了李斯的印记。
秦王赢政志得意满，作为新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急不可待地要“更名号”。于是召集群臣“议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和廷尉李斯联合出面，盛赞秦王的功业是“上古以来未尝有，王帝所不及”。建议选用古代最尊贵的称号“泰皇”，天子自称为“朕”。秦王赢政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称“皇帝”，赢政为始皇帝。后世依次为二世、三世……传之无穷。从此，中国历史就有了“皇帝”及其它专用的一套称谓，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沿用下来。
战国时期，各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同一个字往往有几种不同的写法。文字的不统一，对于推行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和文化传播都是极大的障碍。于是，李斯以原秦国的文字为基础，整理出一种笔画较战国时期简便、写法一致的文字，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书同文”。李斯自己动手，写成范本，称为小篆，颁行全国。这就废除了其它异形字，有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书同文”成为联结整个中华民族的一根无形纽带，李斯对此有开创之功。
李斯的历史功绩，莫过于他在分封制与郡县制论争中所起的作用了。公元前221年，当秦始皇召集群臣讨论政治制度时，廷尉李斯与以丞相王绾为首的多数大臣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分别规划了两个不同的蓝图。王绾等人提出：“秦王朝国土广大，中央不宜都直接管理，应该在原燕、齐、楚等偏远地区实行分封制，立诸子为王。如果不实行这种办法，这些地区很难巩固。”
秦始皇把王绾的建议交群臣集议，文武百官多以为意见正确。唯独李斯力排众议，他力陈分封制的弊瑞：“周初分封子弟为诸侯，原来是想让他们保卫王室。但过了几代之后，他们彼此疏远，相互攻击诛戮，如同寇仇，连周天子也无法禁止。五百多年来，闹得天下沸沸扬扬，不得安宁，正是分封的那些诸侯葬送了周的天下。这个历史教训让人记忆犹新。”因此李斯建议：“现在依赖陛下英明，好不容易天下统一，应在各地区设置郡县，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员管理。至于公子王孙或有功之臣，国家可以用赋税收入多多赏赐，这样他们就容易被皇帝控制。实行郡县制，天子的意志可以直接贯彻到国家的每个角落，这才是安定社会的行之有效的策略。”
这一席话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打动了秦始皇。这位新皇帝终于果断地下了结论：“正因为过去诸侯割据，所以天下战乱不息，百姓受苦。现在天下初定，如果再行分封，那是重新授人以柄，等于又开动乱之源，天下将永无太平之日。廷尉李斯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这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郡县制就从此奠定了下来。
在李斯的辅佐之下，秦王朝分天下为36郡（后增至40余郡），派太守治理，都尉掌武备，御史行监督。这些郡县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地方行政单位，完全听命于中央和皇帝。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大论战，也是秦王朝建立后第一次大的政治斗争，终以秦始皇、李斯为首的坚持郡县制论者的胜利而告结束，而以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为主要特征的一套完整的封建国体、政体终于在中国确立。这种国体、政体为以后各封建王朝相继沿袭。可见，李斯是中国封建国体、政体的主要规划者。从此以后，秦始皇对李斯宠信有加，并擢至左丞相，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
巩固专政焚书坑儒
秦朝统治者除用严酷的刑罚对广大人民进行统治外，还加强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专政，焚书坑儒即是最为有力的措施，而这一事件的主谋者就是李斯。由于秦始皇是以法家理论为指导统一天下的，对这套理论的效用十分重视，因此引起了大批儒家学者的不满。他们往往采取借古讽今的形式，对秦始皇进行批评。
秦始皇三十四年，秦皇置酒咸阳宫，大会群臣。博士仆射周青臣当面颂扬说：“往时秦地不过千里，而今赖陛下英明神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如此彬彬之盛，可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周的颂词虽有奉承之嫌，却也大体合于事实。而来自齐地的博士淳于越颇不知趣，指责周不忠，并借话头重新要求实行分封制。淳于越进谏说，殷、周之所以存在千年，是因为它把天下分封给子弟和功臣。现在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没有封地，和百姓一样，万一发生了田常、六卿之变，又有谁来相救呢？最后，他批评秦始皇说：“凡事不效法古人，而想求得长治久安，我还从未听说过呢！”
淳于越的驳议，首先选错了历史根据，殷、周存在时间较长，决非因为分封子弟功臣。在人类历史的初级阶段，社会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因而必然历时长久。以周代为例，合东、西周共八百余年，但名存实亡的时间过半，比先前的夏、商两朝要短。而且，“田常”、“六卿”之变，不是分封子弟就可以避免的，这恰恰是在分封时代产生的历史现象。基于此，他得出的“效法古人”的结论无疑就缺少根据了。这必然导致颂古非今，走回头路。淳于越是以儒家的立场来看待秦朝政治的，要求恢复已经过时的分封制，说明了他们历史观念的守旧和迂腐，也说明了先秦的旧儒学与新的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格格不入。
秦始皇将淳于越之议下达朝廷，让他们评判周、淳的是非。丞相李斯对淳于越的复古倒退言论痛加驳斥。他向秦始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古时五帝治理天下的办法互相都不重复，夏、商、周三代也是各以其方略治国，互不沿袭。原因就在于时代和环境不同，不能盲目仿古。今天陛下开创大业，建成万世之功，您的英明之处，当然不是那些愚儒所能理解的。淳于越一味颂扬三代之事，何足效法！”当时李斯明白皇帝心思，认为淳于越之议是陈词滥调，不能答应。坚持郡县制，反对分封制，也是无可厚非的。假如李斯的话到此为止，也不过是以前出现多次的政争的重演。李斯却进一步附和秦始皇的独裁心理，不仅要求一统行政，而且严格要求一统思想。他变本加厉，大加发挥，提出了“焚书”的建议。他说：“以前政出多门，各种学派乘机招摇。现在天下统一，法令一统，百姓努力生产，游学之士也应专学法令，否则将会影响政局的稳定，有损于皇帝的权威。可当今儒生专门以古非今，扰乱人心。对皇帝的法令，总是以自家学说为标准来衡量取舍，议论诽谤，标新立异。长此下去，势必会破坏朝廷的威信。因此，必须严禁私家学派。”
李斯为使舆论一律，所采取的措施不免太极端：凡历史书籍，除《秦记》以外，一律烧毁；《诗》、及诸子百家的著作，除博士官所收藏的以外，其余的一律烧毁；有敢谈论或讲诵禁书的，公开处死；以古非今者，举族连坐；除了医药、占卜和农林园艺这几类书不烧外，其他书一律在命令下达三十日以内焚毁清除；官吏知情不报者，与违禁者同罪；严禁私人办学；凡欲求学者，以吏为师，研习法令。很显然，这是极端的文化专制措施。
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达了焚书的诏令。这样，从商鞅提出“燔诗书而明法令”的理论以来，直到秦始皇时才化为具体行动。中国大地上迅即出现了一次文化史上的空前大浩劫，使先秦时的无数珍贵典籍化为乌有。焚书的暴行进一步强化了皇帝的专制独裁，引发了坑儒事件。
秦始皇三十五年，为秦始皇炼长生不死药的方士侯生、卢生私议秦始皇“不德”，然后逃之夭夭。方士们的骗术自不可信，但他们所议始皇专横则是事实。秦始皇闻之大怒，认为他们是“为妖言以乱黔首”，派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转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史籍虽未明载此事与李斯有什么关系，但以其当时的政治地位和思想倾向看，他成为秦始皇的积极支持者当不会有什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