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李素清
离乡数十载,浓浓的漂泊感和思乡情交织着,成了一张心网,笼着我所有的思绪。长科1950年离家,我1957年离开,因着特殊的历史原因和政治因素,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才得以再次与故乡亲近。
那是1973年,巴西一如既往的炎热。一日,偶然在广播里听到中国政府欢迎海外华侨回国探亲的消息,乍一听,浑身一颤,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一定要回去看看。
长科和永松已经去了美国,中美还没有建交,长科没有办法陪我,他担心我发生危险,极力劝阻我,让我再等等,再看看。可我像是发了疯一般,到处打听回大陆的消息,一定要回去,无论多难。离家十六年,家里的公婆、妈妈、亲人到底怎么样了。还有出来时一路上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他们过得如何,我要去看看他们。
要回中国,就要先办中国的护照。当年从香港到巴西,我是拿着黄焕之先生帮忙办的“中华民国”护照出来的,并没有中国新政府的合法护照。如今身份资料去办回中国的手续,直接没有通道可选择。签证官解释说,巴西是与中国建交,要从巴西获得签证到大陆,就得先成为巴西公民。
我已在巴西居留多年,要入籍巴西,缺的是一次公民考试。心里打定主意要回去,我也顾不得许多,考就考吧。考试材料拿回来,傻眼了,全是葡萄牙文。虽然来巴西十几年了,可一直是忙于生计,葡萄牙文都是日常生活中积累,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说,勉强过得去,读写都是问题。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股子劲儿,硬着头皮上。一天十多个小时看书。皇天不负有心人,一个多月后,我居然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秋天,在中国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团圆的时节。1973年的秋天,我带着五岁的永达,由巴西搭飞机到美国加州洛杉矶,再转机到加拿大温哥华,随后取道台湾,在台湾与表姐陆秋蓉碰面,商量回国探亲的事儿。表姐提出大陆交通不便,情势也不明朗,小孩子去恐怕不好,要我将永达留在台湾。我心里也着实没底,便接受了表姐的建议。
从台湾搭机到香港,与香港的亲友匆匆一聚,大家告诉我,要尽量把要用的东西都在香港买好,大陆是什么都缺。在华侨商场买了棉被、枕头、蚊帐、衣服、日用品……一应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满满三大旅行袋,继续上路。这次改搭火车,火车经深圳到广州。十六年前,如果不是开旅社的余太太出手相救,我和永松,也许当时就丧命广州了。到了广州,我一路直奔当年余太太旅社所在地。物是人非,旅社早就关闭,眼前只是破旧的楼房,挤挤挨挨住着一群毫不知情、毫不相关的人。
出来在街口看到一间中药房,推门进去打听,柜台的老先生淡漠地告知,余太太早年就已经去了澳洲女儿家了。心中怅然若失,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好人好报,既然早早离开,应该没有受到大陆这场政治运动的冲击。
我的中国签证只有一个月的期限,不敢多做停留仔细打听。从广州直接搭飞机到了南昌,再到杭州,最后停留在上海。一路上都有军人装扮的人紧跟着我,颇为不适应。为了低调行事,我特意买了灰色的人民装换上。可一路上,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侧目。究竟我跟他们哪里不同呢?是我烫过的短发不够直,还是我的口音已经不一样了。路上偶遇一个大胆的年轻小姐,跟我说:“你不是这里人吧?”我疑惑:“我也穿了一样的衣服,怎么就跟你们不一样呢?”一番试探,才知是忘了取下的耳环漏了馅儿。
曾经的十里洋场,大上海,萧索冷落得很。旅馆里根本没有客人,服务员的冷漠和空旷的旅馆一样让人瑟缩。“这里没东西吃,只有饼干,你就凑合凑合吧。”服务员给了我一只杯子,一个水瓶,就似乎不愿意再多搭理我一句了。
隔天饿得不行,走出旅馆找吃的,看到很多人在排队领东西,我也跟着排,轮到跟前,发放的工作人员问我要粮票。
“粮票是什么,我没有啊,哪里可以买?”
“你住哪间旅馆,就在哪里拿。”
我赶紧折回旅馆申请。得到的回复是要等上面批准下来,我才能拿。没有粮票,就没有饭吃,只好继续饼干充饥。
第二天是中秋节,我想着买几个月饼带回扬州。一到店里,店员又说要饼票。到此时,我才清楚,我的祖国,那个年代的生活,是靠布票、粮票、肉票、米票……一堆票管制着的。
没有票,似乎寸步难行,可无论如何,我要回家,必须回家。
一路赶回扬州,想顺道探访几个亲友,无一例外,每个人都不情愿与我见面。“你赶紧走!”见了面的,也催促着我离开。访友一路,没有喝到一杯水,椅子边也没能粘一下。心里的沮丧难以形容。
按照计划,我还是兢兢战战地一路搭着渡船、巴士,往婆婆家赶。
“你饿吗?要不要吃点东西?”婆婆小心翼翼地问着,顿了好一会儿,又说:“家里没啥东西……厨房还有点白饭、青菜。”
除了婆婆孱弱的声音,小姑小叔无一个跟我说话,仿佛我是洪水猛兽,只是不好直接赶我出去。
等其他人都出去了,突然,婆婆压低了声音跟我说:“素清啊,你回来了。你呀,危险呀!没人敢来看你的。”
实难想象,政治运动中已经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这个样子。回来前我还想象着这许久不见,与庄子上的亲友说说笑笑,该是多么热闹的景象。可如今,我带着许多礼物,尽然连送出去的机会都没有。
隔天一早,我走了两个小时的路回娘家。临近家门,路上看到个熟悉的面孔,我兴奋地打着招呼:“这不是小弟吗?”
“不是,我不认识你。”他不肯正面看我。
回到家,只有母亲在。“你不要回来害我们!”母亲看到我的第一句话让我定在了原地。
“妈妈,你可不可以给我点水喝呀?”我差点哭着哀求着。
“没有水可以喝。你快点走。”母亲莫名的绝情推着我退出了家门。
转身,我眼泪再也止不住了,转出家里的墙角,嚎啕大哭起来,一路上的灰心丧气在这一刻已经压不住了。
那天晚上,扬州华侨办事处请我吃饭。中国与海外隔离的政策即将画上休止符,官员们提前获得了信号,我算是第一批响应祖国号召,敢回来的,官员们倒是极力示好。可我在饭桌上却没有心思应对,发了脾气。
“外边报纸不断刊登欢迎华侨回国探亲。我们回来了,妈妈不敢认,亲友怕牵累,避之唯恐不及,这算什么!”官员们忙着打圆场,说他们会安排、解释。
一顿饭吃得索然无味。
事情第二天有了些许转机。扬州电台广播了我回扬州探亲的消息,母亲、弟弟等亲友,听到了官方的肯定,终于敢来与我相认相见了。
华侨办的干部送来了两个月的粮票,我换成了各类物品,连同从香港带来的衣物,分给亲友。母亲和弟弟用小推车推了一车,欢天喜地回去了。夫家亲友对我带回去的东西样样欢喜宝贝,没办法,国内物资短缺。婆婆整天抱着我给她买的新枕头,念着:“这好暖和,我好喜欢。”
恐惧依然没有从亲友的心头退去,离别十六载,家中遭遇的种种不幸,亲人们不愿言述,我也不开口问。深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亲友相聚,只好聊一些十分表面的客套话。
晚上,婆婆要我跟她睡一起。她的眼睛已经看不太清东西了。一进房,蚊帐是破的,上面挂着一块块的痰迹。床底下塞满了脏东西,屋里臭气熏天,看了我心酸难过。第二天,我找来工人清走了旧物,全部换了新的。依着我的心思,是要直接将婆婆接到国外与我们同住,不过一辈子谨小慎微活过来的婆婆,还是不敢跨出一步。
在家呆了半月余,归期已至。
因为永达还在台湾,离开大陆,我要先办赴台的手续。没想到这个时候台湾方面不肯签了。理由是我才从“共匪那里出来”。我心下很气愤,与他们理论:“你们说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不自由,中华民国自由民主,我先到中华民国,再到大陆,共产党没话讲;现在我要从大陆到你们中华民国了,却进不去了?这到底算哪门子的自由。”经过多番交涉,最终台湾方面核准我入台,可入台后的每一天,都有警察近身跟踪监视我。
在监视的奇怪氛围下,我的第一次探亲之旅,画上了句号。所幸,终于因着探亲,与亲友们又重新取得了隔断十数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