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族长与宗族成员变成理事长与理事、普通公民
以燕翼围为例，以前的大家长制正以另外的形式留在人们的意识中，这就是理事制。赖镜珊是村民小组的组长、燕翼围自治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是公选出来的大家认为办事公正的人，这些职务是没有收入的。他的主要收入来自从事农业劳动。赖镜珊的主要职责是和另一个负责人一起看守围门，收取门票费，然后将这笔钱用来修缮围屋。燕翼围会定期召开户主大会，在会上赖镜珊要汇报这个时期围屋的财政情况，每个年度财政收支要公开一次，资金使用途径完全透明。这样的做法他们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了。
关西围的徐显良更加纯粹地扮演着“家长”的角色，不仅调解纠纷，也担任“舆论领袖”。赖镜珊和徐显良所处的位置，正像是过去宗族的“家长”一样。虽然“理事”和“负责人”是选出来的，可是围民选的仍然是过去的家长。他们的确觉得这些人最可信赖。
这种家长制与传统形式之间的不同还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的家长制是通过宗族序列自然产生，今天的理事制则通过现代民主投票的方式确立，这种投票，以合法的方式对传统的家长制同时起着挑战和维护的作用。人们在心理上对家长制的留恋，可以看出是受到了围屋这种集体居住形式的感召，只要还住在围屋里，就希望有人“做主”。但是投票制的采用，则可以看做是现代社会秩序对传统秩序的冲击。
二、围屋公共利益与各家庭户的经济利益共存
以徐显良家为例，他有两份收入，一份是他在围屋“管理经济”，也就是收门票，围屋给他开的“工资”（提成），一份是他自己经营旅馆所得。两份收入不能混淆，徐显良的经营收入当然也不会分给同围屋的亲戚。门票收入的其他部分是围屋的“公款”，用做维修围屋等使用，公私之间的账目算得非常清楚。
再以徐显福家为例，徐显福想拿打工的钱修缮围屋。虽然围屋是公共财产，虽然徐显福是西昌围的嫡系，但是徐显福却没有权力、没有理由也没有可能要求全围屋的人集资修缮围屋，他只能自己掏腰包。徐显福说以前老围里也设过功德箱，希望大家一起捐钱来修围屋，但没有人来组织，围民的心不齐，最后不了了之。正像徐显良赚了钱没有人能跟他分享一样，徐显福花了钱，也没人跟他分担。
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清楚地看到，虽然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围屋中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主体。围屋的公共利益得到保护，个人的私利也得到保护。
90年代开始的打工潮席卷了赣南围屋并把一部分客家农民带到了广东，加剧了家庭人际关系松散化的进程。围屋农民离开世代居住的围屋外出打工，不但在事实上成为一个“孤零零”的个人，几年的打工生涯也使得他们自己做主的意识得以强化。市场经济将人们之间的关系打散，既然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生产和消费做主，小家庭的信息功能自然得到提升。
三、亲戚变成经济竞争对手
家庭经济功能的提升所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促使家庭开始担负信息功能。这里说的开始担负信息功能，主要是指某些信息特别是经济利益攸关的信息，开始只能在家庭内部传播，围民们不再愿意拿到围屋门口去共享。但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希望从外部得到更多的信息，搞好自己家庭的经济，这就涉及另一半的信息功能：从外界获取信息的功能。
以徐显福叔叔的女婿郑民胜家为例。郑民胜的经济状况显然比较宽裕，他的家庭收入靠经营木工生意。这种生意的客源主要来自附近的农村，人头熟有消息，生意才会好。这种信息，他显然是没有告诉徐显福的；而徐显福关于深圳打工的事情，也并没有完全与郑民胜共享。在经济利益面前，围屋之间、亲戚之间的信息渠道受阻，围屋的信息功能随着经济功能的下移变得越来越弱。
对信息功能变化及大众传媒角色的讨论
围屋中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是与集体居住模式相适应的。同一宗族、不同家庭的围屋居民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生活在一起，信息交流的场所就是围屋的门口。围屋里的人有一个传统的生活习惯，吃饭的时候，端着碗走到那里，去听一听和说一说今天有什么新闻。围民们关于婚丧嫁娶、农耕、经商、打工的消息大部分都从那里获得。更主要的是，集体经济使得围内各个家庭的经济利益维系在一起，个人在交换信息时就没有什么避讳。
市场经济、工业化虽然没有使集体居住模式瓦解，但家庭的经济功能和消费功能外移，使人际关系松散化。表现在，同一宗族的各家各户虽然仍然住在一起，但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亲密无间”。各个家庭在经济上独立，子女独立于父母，同围屋的亲戚之间，更是明算账。因此围屋承担的经济功能中，不得不引入了“契约”的因素，契约的主体就是个人和小家庭。这说明经济功能的主体从围屋移回家庭。这是家庭经济功能的变化，而不是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家庭信息功能发生变化。
我们所说的家庭信息功能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与经济功能相适应，围屋的信息传播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围门口才是信息的集散地，几乎任何信息都在全围屋的范围内流通和共享。现在，经济利益决定了有些信息只能在围民的小家庭中传播，不能传给外人，如经商和农产品销售的市场信息等。另一方面，同乡的互相介绍和带领虽然仍是围民获取外出打工渠道的主要信息。跟随同乡外出，结果感觉“受骗”（包括与同乡一同被骗、同乡与其他人合谋等多种情况）的情况的出现，使得围民个人和家庭越来越重视独立地从外界获取信息，有的围民觉得“看电视有一点好处就是每年出门不会上别人的当了”。
90年代末开始，以广播为首的大众传播媒介开始在龙南县发挥传播信息的作用，并在农村家庭中逐渐普及开来。1999年开始实施的“村村通”（村村通广播电视）政策，使围民真正意义上接触到大众传媒。然而，面对围屋家庭“独立吸收信息”的需求，大众传媒在这个层面上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尽管有的围民觉得看电视会少上当，但是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没有一位围民能够举出一个例子，说明某个电视节目提供的信息对他是有用的。
这种反差提醒我们，大众媒介在农民生活中担任的角色与农民需要它（或者需要某种渠道）担任的角色之间存在差距。有观点认为：大众媒介进入日常生活，是导致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的分析也试图说明：在观察大众传媒与农民生活的关系的时候，有时不应拘泥于“家庭结构”这个形式，而应该从“家庭功能”这个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角度入手。
本文的不足在于：未进一步讨论家庭功能变化有什么影响和意义；对社会转型这一背景的理解也停留在表象，对这一背景的分解有简单化的倾向，削弱了立论的说服力和深度。这是存在的问题，也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瞿明安：《近代中国少数民族家庭结构及其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29卷（总第143期）。
胡亮：《由传统到现代——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特点及原因分析》，《西北人口》，2003年。
潘允康、〔美〕约翰·罗根、〔美〕边馥琴、〔美〕边燕杰、关颖、卢汉龙：《住房与中国城市的家庭结构——区位学理论思考》，《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6期。
吕德才：《改革中农村家庭结构变动趋向的社区分析——前灌村个案研究之一》。
王跃生：《华北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研究——立足于冀南地区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江西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和江西省儿童教育心理学研究会联合课题组：《江西老区农村家庭结构和儿童身心发展的调查报告》，《中学教育教学研究》，1994年。
和少英：《东巴教圣地纳西族的家庭结构与社会生活——中甸县白地水甲村的田野调查报告》，《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第17卷。
和少英：《东巴教圣地纳西族的家庭结构与社会生活（续）——中甸县白地水甲村的田野调查报告》，《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18卷。
史习舜、郑英杰、金达莱、黄海燕：《福建省畲族的家庭结构和婚姻状况》，《福建医药杂志》，1996年第5期。
赵顺喜：《适应与变迁——工业化冲击下的中国农村家庭结构》，《浙江学刊》，1996年5月。
刘茂松：《论家庭功能及其变迁》，《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2月号。
陈铭卿：《对家庭结构类型的探讨》，《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6期。
何德宽：《家庭结构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教育理论与实践》，1986年第3期。
李双龙：《中国赣南客家农民的媒介接触特征》，《中国赣南客家居民的调查》，2001年3月号。
李双龙：《传播媒介农民的接触行为》，《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调查研究》，1999年第12期。
李双龙：《中国山区农村的传播生活》，日本武藏大学综合研究所，2000年12月。
万幼楠：《对客家围楼民居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