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静
研究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2月28日发布的《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称，200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209407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0.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网。]最新GDP排名位列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带动了媒体的迅猛发展，据统计，1978年，中国仅有32家广播电台和93家电视台，而根据《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6年末全国共有广播电台267座，电视台296座，全国有线电视用户1.39亿户；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5％，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6.2％；全国出版各类报纸416亿份，各类期刊30亿册，图书62亿册。[同上。]除此之外，以互联网技术为载体的新媒体发展突飞猛进，新闻网站、手机报刊、移动数字电视、网络电视、网络广播等新兴传播载体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通过即时通讯、博客、播客、聚合新闻服务等业务领域，实现多渠道、全方位的新闻发布平台。自2003年，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跻身中国重要的媒体形态之列。
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成长离不开受众的倚重与支持。据统计，2004年中国的报纸发行量位居世界第一，日销量9350万份；[参见世界媒体实验室：《中国去年日报日销量达9350万份位居世界第一》，http：//media.icxo.com/htmlnews/2005/06/01/607347.htm。]2003年中国国民在工作日对电视的接触率在2个小时以上的占48.7％，休息日的接触率在2个小时以上的占66.2％；[参见《我国国民的媒体接触时间及其变化》，中国网。]截至2006年6月30日，中国网民人数突破1.23亿，网民平均每周上网16.5小时，同比超过多数互联网发达国家和地区。[参见穆一凡：《中国网民超1.23亿》，载《第一财经日报》。]可以说，各式各样的媒体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们越来越倚重于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获取外部信息，形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判断，也就是大众媒介的“现实定义机能”。
另一方面，随着政府职能由“政府管理”逐步向“公共服务”转型，政府日益注重政府行为和行政程序的“信息公开”，日益注重行政决策的科学咨询和行政过程的公众参与。尤其是自2003年“非典”以来，政府危机处理、危机传播的话题成为新的热点。与政府信息公开、官员问责制等一系列行政改革一起，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与传播获得了发展的“加速度”。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并要求“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程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随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治国方略的相继提出，在公共行政领域引发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热潮，也给我国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和空间。
根据中央民族大学高波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我国政府传播论》中的总结，我国政府传播的具体形式主要有：（1）领导人传播；（2）新闻发布会；（3）发布政府（新闻）公报；（4）听证会；（5）白皮书；（6）政府直办媒体；（7）政府公告栏（牌）；（8）官方论坛；（9）官方纪录片；（10）标语、口号和宣传画等；（11）有奖征集活动；（12）政府标志物；（13）短信传播；（14）政府广告；（15）旁听；（16）政府开放日活动。此外，还有电视讲话、“新闻记者万里行”、“文化大篷车”、电子触摸屏、编唱新民谣、创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种形式。[高波：《我国政府传播论》，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这些形式归纳起来，不外乎就是两大类：其一是本体性传播；其二是媒体性传播。所谓本体性传播，就是政府机关及其人员直接面对公众进行的传播；所谓媒体性传播，就是政府机关及其人员并不直接与公众接触，而是通过一定的媒介进行的间接传播。其中绝大多数政府传播是由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中介，政府机关及其人员并不直接面对公众，这就涉及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媒体在政府与公众的传播沟通中起到怎样的作用等问题。
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历来是争论的焦点，15世纪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中将群众视为“那些不明白的人”，并且主张通过手中的宣传工具来驯化那些在政治上“不明白的人”，传媒不过是政治的手段与工具。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两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而“国家具有教育和塑造的作用，其目的在于创造更高级的新文明”。葛兰西的政治理想暗含了媒体存在的必然依据，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传媒是否就只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到了李普曼这里就已经看到了媒体的双重性质，它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迫于政治“立场”，遵守政府的舆论导向；另一方面遵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需要，具有造就或摧毁政治秩序的力量。而纵观西方新闻事业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媒体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在整体上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近代报刊时期，媒体和政治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媒体政治化。媒体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始终依附于政治，报道的内容和形式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时期的媒体基本上都是政治媒体，也是西方各国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2）西方媒体大众化初期，媒体摆脱了因经济依附而形成的政治依附，走向相对独立，在新闻报道上标榜“客观”、“公正”，媒体对政治相对独立。（3）大众传媒私有化时期，媒体在商业化、私有化的背景下实现对政治系统的主导作用，即政治媒体化。这些主流媒体因私有化而打破了政治力量的束缚，获得较大自主性，对政治系统的诸多方面发生主导性作用。
也就是说，西方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发展到近二三十年，呈现出的一种极端形态即政治媒体化现象。政治媒体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媒体议程主导政府议程。在某个时期，媒体对某一问题的集中关注，带动公众舆论对这一问题的呼吁，致使政府议程迫于舆论压力和媒体压力不得不遵循媒体议程。媒体发动—受众关注—政府瞩目，成为这一趋势掩盖下的内在机制。（2）媒体报道主导政治事件的产生、发展和结局。一方面，它可以把一切事件非政治化，仿佛政治事件被媒体报道，这一事件才发生，而媒体停止报道，这一事件就结束了；另一方面，媒体也可以将非政治事件政治化：一旦那些被人们忽视或政府有意掩盖的问题被媒体挖掘出来，通过“媒体制造”易于成为世人瞩目的政治事件。（3）媒体主导政治人物的命运。美国媒体素有“国王制造者”之称，美国候选人习惯在电视媒体上做30秒钟的政治广告，迪克·莫里斯说：“当今，根本没有什么思想不能清楚明晰地在30秒之内向选民解释清楚。”同时，媒体又通过暴露政府的弱点，推动其政治命运的终结。如尼克松“水门事件”、克林顿“性丑闻”曝光。[唐海江、吴高福：《西方政治媒体化评析》，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2期。]这些，无不诠释着一个基本事实：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不同，当代西方媒体作用的日渐放大正逐步削减着政治的自主程度。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传媒业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长足发展。但同时，制约传媒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传媒体制改革不断向前推进。伴随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客观性、真实性这些曾被重视的新闻理念被扔进市场的熔炉，重铸出来的是经媒体精心策划的、有可能畅销的新闻商品。在这个过程中，传媒内容呈现出个人化、戏剧化和碎片化等特征，在政治相关议题的报道上具有同样的倾向，这对于政治传播的客观、真实性产生了不容置疑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大众传播媒介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倚重于媒体，并通过媒体勾勒的“虚拟现实”形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判断。与此同时，以政务公开、政府新闻发言人、政府上网和电子政务等为标志，中国政治传播日益受到重视，成为政府职能改变的重要风向标，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也越来越倚重于大众传播媒介。在双向传播沟通的坐标中，处于中轴点的媒体与传播者——政府之间的关系自然成为研究的焦点。近年来，随着媒体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一些追求利润最大化、迎合受众心理需求的媒体不良倾向日益明显，政治媒体化的担忧不仅仅在西方，也应在中国受到足够的重视，警惕政治自主性、媒体公共性遭到漠视和践踏。
研究意义
本文选取从广州“两会”报道框架看政治媒体化，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本论题所指向的“政治媒体化”是由美国学者蒂莫西·库克（Timothy Cook）在《治理新闻：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政治机构》一书中正式提出的。他在研究了美国政治与媒体的关系之后得出结论：在美国，新闻界远没有成为第四种权力，政治变得越来越受媒体操纵，媒体也越来越演变为政坛高潮迭起的“斗秀场”。蒂莫西·库克进而把制造新闻与政治治理的不可分割性，称为“政治媒体化”。中国学者在研究了美国政治媒体化现象后，也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如唐海江、吴高福在《西方政治媒体化评析》中指出，政治媒体化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出现，是媒体商业化和政治精英化“合谋”的结果，应借助于公众的力量规范商业化媒体；[唐海江、吴高福：《西方政治媒体化评析》，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2期。]徐国源的《“政治媒体化”：政治与媒体的双重逻辑》则从政治逻辑下的媒体和媒体逻辑下的政治两个维度探讨政治媒体化现象；[徐国源：《“政治媒体化”：政治与媒体的双重逻辑》，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王晓露的《政治媒体化向媒体政治化的演变——以黎以冲突中媒体的表现为例》则说明在战争这个非常态时期，媒体与政治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使常态下的政治媒体化现象逐渐回归到近代报刊时期的媒体政治化形态，并随着战争的开始而开始，以战争的结束而结束。[王晓露：《政治媒体化向媒体政治化的演变——以黎以冲突中媒体的表现为例》，载《青年记者》，2006年第24期。]
从以上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论者多是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且落脚点都是在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媒体与政府关系少有涉及。本文则主张，应将政治媒体化理论引入中国政治传播的研究中，并且通过内容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揭示中国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政治媒体化倾向，以求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
其次，“两会”一直以来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由于“两会”是政府与公众进行沟通的重要桥梁，在此期间，媒体的报道成为上传下达的重要工具，媒体报道的偏向也深刻地影响着公众对政治议程的理解。可以说，“两会”报道是研究中国政治传播的重要方向标，具有典型意义。同时，对于“两会”报道的实证性研究在国内尚属少见，笔者试图通过对“两会”报道框架的内容分析，为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开辟新路。
最后，选取广州三大主流媒体——《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对2007年广州“两会”的专题报道作为样本，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广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中国报业市场化变革的前沿。在这个领风气之先的城市中，省级党报的创新与实践、老牌晚报的辉煌与中兴、市委机关报的市场化开拓、新兴都市报的繁荣与兴盛、走全国路线的成功纸媒以及专业化媒体的细分与深耕，广州报人写就了一段段领跑中国报业的传奇故事，广州报业的发展模式及报道框架也成为全国报业的领头羊和模范兵。因此，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研究也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前瞻性。
（2）《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分别是广州三大传媒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和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的母报，在发展模式、竞争策略和报道框架上都各具鲜明色彩，能够代表广州主流媒体的行为模式。
（3）《广州日报》和《南方日报》分别是广州市委机关报和广东省委党报，《羊城晚报》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晚报，也是较早获得全国性影响的区域性报纸。这三大报在政治传播上无疑都具有相当的分量和影响力，对“两会”的报道力度相较都市报也都会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