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文章，称记者刊发的富士康报道系职务行为，《第一财经日报》坚决站在王佑和翁宝的背后，全力支持二人应讼并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同时，在就该诉讼案的一份公开声明中，《第一财经日报》对鸿富锦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查封王佑、翁宝二人的银行账户、房屋和车辆等个人财产表示强烈谴责，声明要求富士康尽快解封两位记者个人的财产。
8月30日，鸿富锦公司发表公告，表示将向深圳中院申请解除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财产的冻结，同时将《第一财经日报》报社并列为被告，并将诉讼标的由3000万元改为1元象征性赔偿。
9月3日，《第一财经日报》报社与富士康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发表联合声明。声明中《第一财经日报》报社对富士康科技集团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尊敬，并期待其未来为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作出更多的贡献。富士康科技集团对《第一财经日报》这份有影响力的财经商业报纸表示尊敬，新闻媒体对富士康科技集团的监督是善意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将一如既往地与国内外媒体建立良性沟通机制，尊重新闻工作者行使职责的权益，并对国内外媒体的关注表示欢迎。双方共同认为，媒体当尊重企业正当权益，企业应尊重媒体正当合理的社会监督职能。基于上述认识，双方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本着“和谐发展，善意解决”的精神，富士康科技集团同意自本声明发布日起即撤销《第一财经日报》相关诉讼案。声明最后表示，双方对该事件给对方所造成的困扰互致歉意；双方同意携手合作为创建和谐社会，并为增进劳工权益而努力。
随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富士康进行了实地调查[王刚、王寻：《关于“富士康事件”的实地调查》，《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9期。]，调查中发现富士康打工者们的生活依然如旧，他们仍旧每天拼命地工作，希望能够多赚一些钱。其中一位名叫张默（化名)的员工告诉记者，算下来，他一般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约58个小时，而每月加班总时间大约在80小时左右。但是，没有人希望多休息。“因为那样我们的收入会受很大影响。”
回顾富士康事件始末，需要质疑的问题如此之多：《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是否属实？为何尚未给出交代就结束了？地方法院及地方政府在与企业和媒体的角力中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富士康所在地深圳妇联和工会组织为何在此一事件中不见作为？富士康员工为什么在如此大的工作强度下仍然没有人希望多休息，等等。我们没有从中得到答案。事实上，富士康事件所指向的正是我国现今许多企业尤其是沿海普遍存在的劳工问题，无怪深圳市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主任刘开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不得不客观地承认，富士康存在的劳工问题并不是最为典型的，在与珠三角同类企业的比较中，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做得较好的。”通过对富士康的曝光，借以警示并推动劳工问题的逐步解决本应该是《第一财经日报》推出此报道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但在被报道对象反而将报社记者推上被告席后，媒介自身也成为除企业、打工者、政府部门外被报道的另一方，富士康报道由此不再是单纯的公共问题报道，而演变为一场公共媒介事件，其戏剧性变化正是很快引发一场一般性调查报道难以产生的巨大社会舆论风潮（富士康的部分妥协正是这一舆论压力的反应）的原因。
在未得到有效的澄清、化解、引导之前，舆论有时可能会转向地下，听似无声，但永远不会真正自行消失，而只是暂时化为暗流，当相似的情形再度出现时，舆论将爆发更大的冲击威力，这正是舆论所体现出来的一种韧性特征。“它与舆论客体的情况相关。如果人们议论的舆论客体与舆论主体的信念、价值观差距较大，或者说‘问题没有解决’，舆论是不会消失的；即使暂时被新的刺激物转移，一旦原有的问题再现，还会形成相近的舆论。”[陈力丹：《舆论——感觉周围的精神世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7页。]正如一位网友在其《十问“富士康事件”》[http：//www.ss30.com/bbs/showthread.php？postid=658043]一文所言：“‘富士康报道事件’受到国内乃至国外的高度关注，无数读者、网民和打工者给予了强烈声援，现在突然和解，是否对广大关心支持维护打工者合法权益的无数读者、网民和打工者构成了伤害？”伤害无疑已经造成，但我们要吸取的是，如何在下一个“富士康事件”时不再重复酿成伤害？千万个读者有理由对我们的传媒保持期待。
三、公共观念
公共观念是一种特殊的舆论客体形式，指的是人们对社会的一般性看法和主张。由于我国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社会现象与事物的复杂性，人们的思想及观念很容易陷入迷惘状态。这一议题的设置旨在通过人们彼此观念的公开交锋、理性争鸣，以激浊扬清，统一认识，推动健康、清明、积极的公共舆论的形成。公共观念与事件、问题有时也密不可分，往往某一事件或某类问题的发生和存在正是人们观念的一种反映和折射。强调观念形式的议题是为了突出其潜存于人们意识深处的主观特性。
关于公共观念形态议题的典型例子莫过于80年代《中国青年》在年轻人中展开的人生观大讨论。那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实际上是编辑部门敏锐意识到当时青年人在人生目标和理想上的迷失而精心安排的。讨论吸引了全国范围内广大青年的热烈参与，并改变了许多青年的人生理想与道路。这样一次极具意义的观念形态的议题设置为报纸如何利用公共空间进行舆论动员树立了一杆标尺。
公共观念议题可大至国家意识形态，也可小至人们的日常行为观念，可以说生活中议题无所不在。准确把握议题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议题不能违背国家意识形态，应当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认识原理；其次，议题不能与国家当前的大政方针相对抗，而应为国家各项建设谋求建设性建议；再次，议题的设置要考虑人们的思想认识阶段和接受能力，不能超越现实条件堕入空想，将舆论导入歧途；最后，议题要紧盯当前人们普遍关心却又尚未明朗的思想认识，重在释疑解惑，统一看法，以防猜测流行带来思想上的驳杂，逐渐滋生消极舆论。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既极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价值参照系统。置身于这一多维度的坐标中，人们的价值取向日益趋于多元化。新旧体制的转换交替，民族心理的传统定式，都加剧了公众内心世界的碰撞和冲击，心态难免表现得较为浮躁。“面对既精彩又无奈的世界，给公众一个心理支点，形成相对稳定而富有活力的舆论，大众传播媒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程世寿：《公共舆论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87页。]重塑观念的议题设置在化解人们的心头之结，防止消极情绪积蓄，提升人们的精神品格、凝聚精神斗志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议题设置形成公共舆论的基本环节
一个完整形态的议题设置的基本环节，是一个从议题的寻找和发现经由多道环节到让位于下一议题的过程。当舆论客体表现为人们的观念认识时，（4）、（5）等环节将被省略，在人们思想的彼此交锋中逐渐形成理性公共舆论；当舆论客体表现为公共事件或问题，在负向公共舆论形成前其合理化建议已被决策机关吸纳的话，则环节（4）被省略，公共舆论直接发展为正向；当负向公共舆论形成之前舆论客体没有得到任何改进的情况下，这时议题走完其全部环节直到客体改变，下一议题开始运行。
在上述环节中，核心环节为接收、刊登受众反馈意见直到正向公共舆论达成。由于接收、刊登受众意见很难一次便能有效促进问题的解决，版面空间也不可能一次容纳众多意见，因而这一环节持续时间较长，需要更多意见的参与和集中。由于设置议题主要是为了让受众参与进来，发表意见，贡献智慧，形成富于建设性的公共舆论以促使问题解决，因此在版面安排上，要突出“舆论”空间。在版面安排格局中，除编辑适度发言以引导言论，体现编辑立场外，主要空间要留给受众直接发言。在受众的各种表达中，要善于选择体现理性思考与认识的声音，是意见表达而不是单纯的情绪发泄，是观点交流而不是意气的相互怂恿，如此才能建构一个充满交流张力、富于建设意味的公共舆论空间，把舆论引向积极、理性、健康的发展方向。
在大众议论深入的同时，舆论客体可能会随之出现某种变化，采编部门要规划好舆论空间建构的整个流程。记者应随时跟踪深入调查，不断提供新信息、新资料、新情况。编采后方也要牢牢把握好引导分寸，善于及时根据情况调整引导策略，在意见的众说纷纭中，通过点评、小结等形式巧妙引领议题的走向，以平衡多方意见，汲取交流精华，提升讨论质量，防止舆论方向的走偏。此外，综合事件的性质、事态发展的状况、受众的意见反馈、事件背后可能的原因等多方面因素，传媒还需及时与有关决策部门进行沟通、合作，推动事件或问题的解决。以上议题设置的基本环节是公共舆论空间能否得以建构的基础性保障。
2007年三、四月间，一则“茶水发炎”的报道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为揭示医疗问题，中新社浙江分社记者联合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新闻007》记者假扮患者先后到10家医院就诊，并将茶水当尿液送检，结果有6家医院检测出茶水有阳性反应。该报道本可作为一例典型的公共问题类议题进行设置：针对广有民怨的医疗现状，选取某一点作为突破口展开调查性报道，由此逐步开辟一个供各方参与交流、探讨的舆论空间，深入分析、回答诸如从医学专业角度应如何解释茶水检测呈阳性反应，记者事先案头准备是否充分，被报道对象如何申辩，相关政府部门有何反应，对有关质疑记者又怎样回应，这一报道引发热烈反响的深层原因何在等受众迫切关心的问题。
但遗憾的是，由于报道推出后其他后续环节没有及时跟进，导致传媒再次眼睁睁丢失了舆论主导权。于是我们看到，社会舆论的走向表现为：舆论几成“一边倒”趋势，从起初“一边倒”的讨伐医疗部门，到后来又“一边倒”地讨伐记者，舆论间充斥的是情绪化、宣泄化的声音，理性、客观的发言被淹没。媒介没能及时为人们提供一个信息完全、表达及时、沟通顺畅的交流平台，仅凭单个的报道，缺少完整的报道与反馈链条，客观上造成了受众的“偏听偏信”。报道某种程度上成为媒体的单方发言，大众传播工具异变为小众传播者的工具。这是“茶水发炎”风波带给媒介的最大反思，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公共舆论空间建构对于舆论引导的重要意义。
〔曾英：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