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潘忠党和考斯基对于在文本中起到组织与整合内容元素、链接象征元素的新闻架构（frame）的研究中，他们将新闻文本的架构分为四个向度，其中之一即是脚本结构（structure）。他们认为新闻报道通常被称作故事，讲故事的社会功能是帮助读者与超出了其经验范围的社会环境相联系。新闻话语作为故事被认知到的结构即是脚本。新闻脚本的存在意味着新闻故事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它包含一个事件的完整信息：有开端、高潮和结尾。它还使我们的注意力放置在戏剧化、行动、角色和人类情感上面。在这种意义下，记者写作新闻报道与作家写作虚构的故事并无二致（Pan&；kosicki，1994：60）。
从这些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将新闻视为故事，将新闻报道视为讲故事不仅仅为了满足人类听故事的原始欲望，究其根本这是根植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人们需要了解其他人的事，而当社会交往的范围已经超越了人际传播的经验之后，人们需要一种机构来告知他们其所身处的复杂的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状况，这就是媒体作为故事讲述者被长期需要的原因。
三故事模式的产生：“有什么能阻止报纸成为社会生活最伟大的代言人吗？”（贝内特）
(一）进入平等时代
为什么当时便士报普遍采用的是故事模式，而不是如今被作为新闻生产准则的客观模式，后者不就是致力于提供关于社会的“事实”的吗？普利策回答了这个问题。在1910年，即普利策去世前一年，他致信《世界报》总编查尔斯·林肯（Charles Lincoln）阐述其办报理念，其中有这么一段：“一般说来，要牢记大众报纸和阶级报纸的区别。在使用大众一词时，我是指所有的人。所有人，包括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读了我创立的报纸都觉得有趣，但我不会使我的报纸只成为大法官和其阶级的读物。我要使报纸轻松而又不失格调”（Bleyer，1927：349）。答案即是，便士报采用故事模式是因为发现了新的读者群，他们的读者是普通大众而不再是少数的阶级或阶层。
1824年，曾和美洲人民在独立战争时期并肩作战的拉斐德侯爵应詹姆斯·门罗总统之邀，重返美国。各阶层的公民们聚集在花园城堡，向这位昔日的战士表示敬意。但人群的一致却使拉斐德感到大惑不解。据报道，他当时问菲利普·霍恩市长道：“但是人民在哪里？”（兰克维奇，2005：82）。拉斐德的困惑道出了当时纽约社会最鲜明的特点：往日的阶级分化正在开始为一个更民主的社会所取代。1821年，在纽约举行的州制宪会议对有资格投票公民的定义做出重大改动。新宪法废除财产认定委员会，借此取消财产认定权以大幅度增加投票。新的文件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对白人选民而言，普遍授予几乎所有男子以选举权。选举权的扩大使政治不再像往日那样为绅士们所独占，宪法的变革将潜在的选民数量扩大了六倍。
而这一趋势是全国性的。从19世纪开始，各州相继废除自17世纪下半叶开始实施的对有关选举权的财产、宗教、受教育程度和居住期限的资格要求。新泽西州、马里兰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都于1807-1810年之间在普选方面取消了财产和纳税方面的要求。1815年之后加入联邦的各州中，有的州内所有白人男性具有普选权，有的则在纳税方面的要求极低。从1815年到1821年，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取消了在财产拥有方面的所有要求。1824年，选举团成员仍旧由六个州的立法机关选出。从1828年起，除了特拉华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以外，其他各州的总统选举人都由各州投票产生。1828年大选的—个重要的标志便是参与选举的范围不断扩大，“再没有比安德鲁·杰克逊那令人炫目的竞选过程更能凸显美国人的民主情结了”（美国新闻署，2003：211）。美国的许多史学著作将19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称作“杰克逊时代”，在一些美国历史学家看来，杰克逊1828年入主白宫，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是，普通人战胜了特权阶层，西部战胜了东部，民主战胜了保守，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即所谓的“杰克逊民主”（张友伦，2002：181）。在废除财产资格限制的同时，各州也废除了宗教和担任公职的资格限制。这样，到内战前夕，基本实现了白人成年男子的普选权。与此同时，开始出现选民直接参与选举。根据布尔斯廷的记载，19世纪30年代到美国的欧洲旅行者会在旅行中发现这个国家的民主氛围，而19世纪中叶美国人在衣着上的民主可能更使外国人惊讶（布尔斯廷，1997：166－174，133－134），所以也就难怪拉斐德侯爵会有如此一问。
与政治民主化相伴而生的是市场经济，在19世纪30年代原有的都市金融领导阶层被一群数目更大的新生资本家所取代。政治民主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得美国由一个贵族价值观统治的自由商人联邦演变成了一个倡导市场平等主义的民主社会（Schudson，1978：44－45）。在这样的社会里，金钱获得了新的权力，个人有了新的地位，追逐自我利益受到推崇，商业开始集聚统摄一切的能量。一些身无分文的美国人因为金矿油田的开采而一夜暴富，而一大批成功的经济人士后来又相继改头换面，成了政界要员。人们称这些人为泥腿子贵族（Robber Barons）。美国巨富洛克菲勒与卡耐基就是这样白手起家的典型。此时的作家霍雷肖·艾吉尔（Horatio Alger）描写了众多出身穷苦但最终实现美国梦的人物形象，人们将之称为“霍雷肖·艾吉尔式”神话。虽然“霍雷肖·艾吉尔式”的依靠个人奋斗最终发家致富的故事也许只是神话，但在那个时代它看起来一定会成为事实，或至少可能成为事实，人们就因这样的“美国梦”而充满希望。“在整个十九世纪，平等观念渗透到美国的生活和思想领域，他们的行为、工作、娱乐、语言和文学、宗教和政治，无不体现平等观念，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无不受这种观念的制约”（康马杰，1988：16）。
平等的时代需要并催生了平等的文化。在19世纪，理性、民主、科学观念使得美国社会形成了文化的统一，社会学家阿尔文·高尔德（Alvin Gouldner）将其称为“功利文化”（utilitarian culture），在这一文化中，现实主义取代宗教成了社会生活的指导原则，人们都将注意力聚焦于“事实”（Schudson，1978，121）。因为平等的文化相信人人都可以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以它需要并相信事实，而不相信价值。美国人正变得更加务实，他们“开始将眼光投向了更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不再是空泛的意识形态问题。衣、食、住、行已经彻底取代了宗教、道德、幻想的热点地位”（丛郁，1995：45）。
美国本土哲学——实用主义发轫于19世纪70年代，到了19世纪末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哲学体系。实用主义哲学是一种入世哲学，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或逻辑出发，主张通过考察其实际效果来检验一切理论和学说。这些主张不但符合美国人那种求实的价值观念和进取精神，也适应了那种复杂多变、不断开拓、剧烈竞争的美国社会生活的要求”，所以，实用主义“成为当时美国社会各种改革的理论基础”（丁则民，2002：375），迅速风行一时。
在史学领域，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Turner)1893年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美国历史协会上宣读了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的论文，系统论述了西部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它不但奠定了特纳“边疆假说”的基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史学的转折点：美国历史的研究重心开始从美国历史欧洲起源（“生源说”）转向结合美国实际，开始从北美大陆转向西部。用特纳自己的话说，美国就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与独特的地理因素接触”后相互作用的产物（丁则民，2002：381）。美国独立后的一个多世纪，多数美国历史学者认为美国制度不过是欧洲制度的延续，而特纳的“边疆说”则将美国具体而特殊的条件纳入研究视野。
在文学领域，现实主义已经取代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要求在创作中包容种族、社会环境以及作者所处的历史时代；一部作品的‘现实性’就寓于对独具地方色彩的细节的描写以及对与之相呼应的重大民族思想意识变迁的描写之中。现实主义创立的是一则崭新的、应时的信条。现实主义在处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时，不考虑两者之间的区别，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家不是创造性的艺术家，而是一名记者、社会评论家和心理学家”（丛郁，1995：46）。
哲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都在凸显现实生活的意义，而报纸也对此作出了同样的承诺。达纳对于美国现实给予了肯定，他反对美国报纸对于英国报纸的一味模仿，认为报纸应该契合美国的实际生活，“另外，美国人富于求知欲——热心而勤奋工作，急于致富，虽不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极端勤奋，但确实事务繁忙；可是同时他也是有着快捷的情感和十分热爱趣味。他厌倦冗长的社论、教诲，要求直接和尖锐并充满智慧和幽默的写作风格；并且，他还经常会要求对真诚之心的温柔触动”（Bleyer，1927：191）。布莱尔将达纳这番富于自我意识的言论视为美国新闻业的独立宣言。此时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外部世界可以被客观报道的观念（Schiller，1981：87），而记录外部世界成为便士报的基本职责。这也就是提供新闻在这个时代取代社论成为报纸首要职责的原因，因为新闻最能迅速准确地提供现实生活的事实，反映现实生活“有形”、“应时”的特点。
(二）平等时代的便士报
虽然此时搜集事实已被报纸自身认定为其首要职责，且相信事实，相信外部世界可以被客观反映是新闻客观性的假设前提（黄旦，2005：85），但自19世纪30年代便士报出现直至19世纪末，人们对事实真实性却没有太严格的要求，报纸主要采用的是故事模式，对于报纸来说重要的仍是怎样给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地区间的经济活动的增多，19世纪上半叶美国出现了第一次城市化浪潮。1812年战争以后，东北部地区的城市化就开始加快。19世纪40年代新英格兰地区的城市化已经颇具规模，在以后的10年间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的城市化也加快了步伐。内战后，伴随美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城市化也进入一个鼎盛时期，这突出反映在城市化的速度上。1790年美国联邦政府首次进行人口普查时，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5.1％，至1920年则跃增至50.9％，这种具有决定性意义变迁的高峰期恰恰出现在19世纪后半叶。1860-1900年间，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19.8％上升到39.6％，这一速度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城市的数量也有显著增长，其中10000到25000人的城市由58个增加到280个，100万人以上的城市由9个增加到38个（丁则民，2002：296）。而工业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工业取代农业成为就业的第一大市场，美国劳动力中越来越多的人一生都在工业中谋求生计。工业劳动力大军开始形成，并流向城市。
并且，19世纪还有大量移民来到美国。统计数字表明，1820年至1860年间，500多万移民来到美国——他们中大多数来自西欧。更近期的估计认为该时期的移民人数高达700万；实际移民人数可能更高（阿塔克等，2000：232）。在1860—1900年期间，美国人口总数增加了一倍多，即从3100多万人增至7600多万人。在全国人口增长中，外来移民占有很大的部分，仅在这40年间，就有1400多万移民涌入美国。1880年至1890年尤为突出，那10年总共有500多万移民进入美国，比以往任何一个10年增长了一倍。在1880-1900年的20年里，美国人口中一共增加了大约900万在外国出生的人，相当于1880年之前40年的移民人数总和。其结果是，1890年纽约市的报纸的读者对象有80％是在外国出生的或其父母是外国人；其他美国城市也有25％至40％外国出生的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