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故事模式的极度煽情乃至失实还是为人所诟病。《纽约时报》认为法律应该禁止普利策和赫斯特的报纸一贯采用的“反常新闻学”（Freak Journalism)的手法（斯旺博格，1989：274）。戈德金对美西战争中《新闻报》和《世界报》的表现提出严厉批评：“美国新闻史上没有报纸比本周的两家报纸的所作所为更为不体面的。彻底地歪曲、杜撰事实以煽动公众，肆意地利用前所未有的标题在全国煽风点火……罔顾战争的伤痛和损失。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公众的幸福或道德，而只是为了‘卖报纸’。……在任何一个基督教国家，黄色新闻报纸是通向地狱最近的路。没有比黄色新闻报纸更适合让一个年轻人彻底堕落的”（Bleyer，1927：377）。
尽管如此，黄色新闻在1898年还是迅速蔓延到全国，在1899－1900年间达到高峰。对1900年全国21个大都市的报纸进行认真研究后，莫特认为其中约有1/3显然是黄色新闻报纸。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和旧金山是著名的黄色新闻中心。《丹佛邮报》（Denver Post）、《波士顿邮报》（Boston Post）、《费城问讯报》（Philadelphia Inquirer）都是著名的黄色新闻报纸。但是，大多数报纸并非完全采用黄色新闻报道方法，他们只是采用了某些手法，譬如通栏标题和大标题。也有很多报纸模仿《新闻报》社论版的版式，采用比其他阅读材料更大的字体和更宽的栏；一些报纸也模仿《新闻报》将社论放在最后一版，像《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即是如此，将社论放在最后一版，并且大字体、大栏宽。这些技术最终都成了新闻业的常规程式（Mott，1962：539－540）。
与殖民地时期的报纸和政党报纸相比，采用故事模式的便士报赋予了新闻新的内涵。对于殖民地的编辑来说，新闻就是对几个月之前的伦敦报纸的剪贴汇编；对于政党报纸的编辑来说，新闻一直是“可敬的”读者认为“重要”的事件（Mott，1962：243）。对政客们来说，这种重要的事件主要是政治问题，其他就是重大的商业和贸易问题；对商人来说，重要事件是船讯和各种商务消息。格里利就曾认为施帕德博士（Dr.Shepard）创办零售的一便士报纸的想法很新奇，因为当时“一般认为日报是只办给商人们看的”（Mott，1962：219）。而故事模式的主旨即是新闻就是有趣和吸引人的事实。
二新闻是什么：“新闻是引发人们 讨论的东西”（达纳）
1868－1897年间担任“报人的报纸”——《纽约太阳报》编辑的达纳对新闻有一个颇为著名的定义：“新闻是引发人们讨论的东西”，“一个多世纪之后，这仍然是个很好的定义”（Leiter etal.，2003：30）。或许《纽约太阳报》的本市编辑约翰·伯加特(John B.Bogart)的那句名言更为我们所熟知，他教导一位年轻记者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Mott，1962：376）。在伯加特手下工作的阿瑟·布里斯班称伯加特是美国新闻业最好的老师，这位学生应该是得到了老师的真传，布里斯班曾先后担任《世界报》和《新闻报》的主编，他也有一句名言：“切记，如果你的第一句话不能打动读者，那么你就没必要写第二句”（Brisbane，1900）。这些著名报人对新闻的认定相当一致：新闻要能吸引读者的眼球，要有趣。
如果说这三人都曾在《太阳报》工作而可能会受到《太阳报》风格的影响，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尚有其他佐证可以证明此时报纸编辑们眼中的首要新闻价值标准即是有趣和吸引人。在1835年5月7日，《先驱报》的第二期上，贝内特表示他的报纸要力争为读者提供“人类本性和现实生活的奇异之处”（转引自Sloan，1991：125）。而在1872年，贝内特去世后，其长期竞争对手《论坛报》对他也有如下评价：“贝内特在新闻采集方面的成就引人注目。……他对于新闻能赚钱的价值有一种奇异的判断能力。他懂得如何在一天的纷纭事件中选取那些能够吸引最大多数人的事件，并以一种他们都能读懂的方式呈现。……”（转引自Bleyer，1927：207）。1870年，《太阳报》在其他报纸上做广告称自己报纸的“新闻是最新鲜、最有趣和最动人的时事，报纸不遗余力地提供大众所需”（Mott，1962：374）。而《世界报》也认为自己成功的原因在于：“《世界报》的腔调和感情与美国大众吻合”，它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所谓的“微风”风格。在其星期日刊销量达到10万的时候，《世界报》称：“这无疑表明东部的公众欣赏这类新闻：在总是诚实、热忱、真诚的同时又像微风一样轻松；它是一种每天辛苦努力满足对新闻的普遍需求而又符合正义的信仰”（Bleyer，1927：328）。约翰·盖维特（John Gavit）在1892年为《新闻记者》（Journalist）撰文称，新闻价值与“新闻报道的事件能吸引的人数成正比”（转引自Sumpter，2001：67）。据说，当时老到的记者向新手传授何为新闻时，会给他们一些极端化的建议，1893年，《报纸》（Newspaperdom）杂志有一篇题为《“记者”的固定词组》的匿名稿件即建议：“如果你能将一场袭击、一场狗之间的厮咬和一场入室行窃放在一则报道中，那么你就这么做，这样你还可以有一个不可多得的押头韵的题目‘犯罪狂欢’（A Carnival of Crime）”（Sumpter，2001：67）。
不仅是有趣、吸引人的事件特别容易得到当时报纸的青睐，有时报纸为了吸引读者注意力，甚至还自己制造新闻。最著名的例子当属1889年《世界报》派耐莉·布莱(Nellie Bly)周游世界，看她能否用少于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在他的小说《80天环游地球》中建议的时间作一次环球旅行。当耐莉乘船、乘火车、骑马、坐舢板周游世界各地时，《世界报》举办了猜谜比赛，吸引了将近100万人参加此项活动，猜测耐莉到达各地所需的时间。耐莉没有让她的报纸失望：最终，她以72天的时间完成了周游世界的旅行。在举国上下一片欢呼声中，耐莉乘坐旗帜飘扬的专车从旧金山回到了纽约。《纽约论坛报》的小贝内特也是制造新闻的个中好手，他的宗旨就是：“我制造新闻”（Mott，1962：416）。他制造了新闻史上著名的英雄故事，即派记者亨利·斯坦立（Henry Stanley）到非洲腹地去寻找失踪的传教士戴维·里文斯顿（David Vingstone），多年来欧美读者对于里文斯顿的下落一直深感关切，而贝内特认为寻找他会成就新闻方面的巨大机遇。最终，历经大半年的跋涉，斯坦立终于在非洲找到了里文斯顿。1896年，赫斯特将记者戴维斯和画家雷明顿派到古巴采访，1897年，雷明顿从古巴打电报给赫斯特，说那里不会有战争，他要回国，而据传赫斯特回电说：“哈瓦那，雷明顿，请留古巴，你提供图片，我将提供战争。W·R赫斯特”（埃默里等，2004：251）。
制造新闻过了头就成了捏造新闻。就拿《太阳报》来说，该报为了招揽更多的顾客，随时可以歪曲事实真相。1835年，该报有一位记者理查德·亚当斯·洛克（Richard Adams Locke）写了一系列文章，自称描写的是月球上的生活。这期间报纸的发行量增长了近两倍，《太阳报》自称销售量达19360份（Sun，Aug.28，1835，转引自Thornton，2000：94），耶鲁大学甚至还派了一个代表团去阅读论文原文。许多报纸，包括保守的《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和《信使问讯报》（Courier）都在报纸头版转载了这些报道。月球骗局败露后，公众反应温和，而《太阳报》亦不以为耻，尚宣称月球骗局“使公众注意力暂时远离那些伤脑筋、引起争论的事件，即废奴问题”（Mott，1962：226）。在1844年4月13日，《太阳报》仍以号外刊载爱·伦坡杜撰的氢气球骗局，记述一个有舵的氢气球在大西洋上飞了三天，仍吸引了不少读者。1874年11月9日，周一早上，《先驱报》头版整版详细报道了纽约动物园的野生动物全部逃出的消息，致使全市陷入恐慌。只有少数人耐心地读完了整篇报道，发现一段说明文字：“上述所载纯属虚构。没有一个字是真的……是记者脑海中幻想的情景。纽约究竟如何应对这一重大灾难呢？这种情形可能会发生在一周的某一天吗？……”（Mott，1962：419）。
将报纸新闻视为一种娱乐，这是19世纪30年代普通人的要求。怎样使新闻成为一个有趣的故事是便士报的主要职责，而公众对于报纸新闻的真实性也没有太严格的要求。关于这一点有以下证明：第一，布赖恩·瑟恩唐（Brian Thornton）对1835年8月－12月期间读者来信样本的时间跨度为1835年8月1日－12月31日；社论样本的时间跨度为1835年8月1日－12月1日。纽约的四家报纸——《晚邮报》、《信使问讯报》、《太阳报》、《先驱报》的读者来信和社论所做的内容分析。其中，《晚邮报》和《信使问讯报》是六便士报。在218封读者来信中只有1封谈到“月球骗局”；4份报纸69％（92篇中的64篇）的社论均宣称搜集和报道事实是报纸最重要的职责，尽管如此，但4份报纸只有23篇社论（25％）是关于“月球骗局”的，其中，只有10篇持反对意见，而且全部来自《太阳报》的竞争对手《先驱报》，《太阳报》自己亦登载了11篇持肯定意见的社论。实际上，大多数报纸是这两家报纸争论的旁观者（Thornton，2000：97）。瑟恩唐认为尽管读者在218封读者来信中有73封涉及新闻事业，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读者来信认为真实是新闻业的重要标准。和报人都认为报道的真实性对报纸很重要，但这与他们对待记者说谎的态度没有联系。历史学家安迪·塔切尔（Andie Tucher）认为“本杰明·戴十分成功的‘月球骗局’”不是“欺诈”而是精心设计的“花招”（Tucher，1994，转引自Thornton，2000：98），而有关的读者来信和社论也证明了读者是知道这是个花招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骗局败露后，读者的反应那么温和。据说当时的美国曾流传着这样的玩笑话：“最大的谎话或谣言就是‘我是在报纸上读到的，因此它一定是真的’”（Charles Bristed，1952，转引自Thornton，2000：98）。第二，说谎者洛克并未受到此事的影响，他在《太阳报》一直干到1836年10月，然后又为《布鲁克林鹰报》（Brooklyn Eagle）工作了几年（O'Brein，1928，转引自Thornton，2000：93）。而在今天，虚假报道毫无疑问会是报纸和记者一生的污点。第三，“月球骗局”给《太阳报》带来了高额发行量。
伯德和达登尼认为“故事”这一概念并不仅仅是存在于对新闻内容的软硬之分中，人们通常认为软新闻故事性更强，而这二人认为，实际上，“故事”就其本质而言是新闻的叙事结构，基于此，他们更倾向于将新闻分为“纪实”（chronicle）和“故事”（story）。新闻确实需要纪实，但是这样做往往会使得新闻不够“真实”，因为失去了可供理解的叙事。多纳霍（Donahew）曾做过一个实验来考察不同的新闻报道结构对于受众的影响，结果发现那些讲故事的方式比传统的客观报道更能显著地引起读者注意并使之态度发生转变（转引自Bird&；Dardenne，1997：342）。新闻是关于现实的故事而不是现实本身，约翰逊（R.Johnson）认为新闻叙事结构的意义甚至超过了文化建构，因为它们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其生活于其中的外在世界的基模（schema）（Johnson，1983，转引自Bird&；Dardenne，1997：347）。
伯德和达登尼观察到记者们在日常工作中，感到他们需要将事件“人情化”——写一个故事，他们会把引用以对话的形式展现，藉以表达观点，提供细节将统计数据转化为一种形象，比如失业矿工或者孤儿。当新闻采用故事的叙事方式时，它们可以被读者完全理解。塔奇曼也认为记者们报道事实和讲故事本身并不矛盾（Tuchman，1976，转引自Bird&；Dardenne，1997：3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