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则委员会（Code committee）：共15人，全部由资深编辑人员组成。任务是制订、修改《行为准则》（Codeof Practice，另译为《业务准则》、《行为规约》）。《行为准则》是PCC工作的基石，对报刊行为有极其严格的规定，范围涉及个人隐私、骚扰、儿童保障、新闻的准确性等，投诉处理严格以《行为准则》为依据。准则委员会根据新情况及社会各方意见，不断对准则进行完善。《报刊业职业守则》，其编辑的职业守则每年都要接受审查，并由公众社会和政府等提出修改方案。1995年后，PCC制定的《守则》被写进每一位从业人员的合同中，而且从业人员人手一册钱夹大小的《守则》，可以随身携带，一旦违反，绝无托词，严重者可导致解雇。这使得准则的实际效力得以强化。
报业标准财务委员会（The Press Standards Board of Finance）：它是机构内一个代表全国性和地区性报纸和杂志出版商的行业联合体，通过征收会员媒体的一部分销售收入来维持自我监管的财政。仿照广告业的自律体系设置，负责向报刊业界征收费用。对报界收取的费用是按照报纸的流通量计算的。这种安排保证PCC有充足的财政来源，同时保持投诉委员会的独立性，进行有效的新闻自律。11名成员主要是各大传媒集团的执行主席、总经理等。
约章遵守小组（Charter compliance Panel）：2004年1月开始运作，是一个独立的审计小组，有3名成员。该小组可以对投诉进行随机抽查，以监督PCC的工作。小组每年底提交报告，向委员会提出改进建议（李韧，2006）。
英国报业评议会的媒介安全集中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涉及国家安全的并不多，却和非传统安全的多个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英国报业评议会的门户网站上，我们可以得知评议会的职责是：贯彻由报刊行业制订并由报刊投诉委员会批准的《执业守则》（The Code）。该《守则》包括四个方面：准确性、侵犯隐私权、收集新闻及保护易受损害群体，包括由于针对某一种族的带有偏见或贬义的言词而受到不公正待遇或歧视的个人。具体分为16条：
·准确性
·回应机会
·隐私权
·媒体不能为获取信息进行长时间骚扰
·当事人遭受痛苦和惊吓时媒体不能打扰
·儿童保护
·性案件中的儿童保护
·医院新闻限制
·犯罪报道限制
·秘密措施
·性侵害受害者报道
·歧视
·经济报道
·机密来源
·不得在刑事案件中付费获得证人证词
·不得在刑事案件中付费获得罪犯信息
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每条原则下的细则都非常具体明确的规定。新闻投诉委员会将根据《执业守则》受理人们对主要面向英国读者的报刊提出的投诉，这些报刊也包括一些中文等其他语言的出版物。
委员会可以正式考虑对绝大多数（约97%）在英国发行的商业性报刊的投诉。在特殊情况下，如果一份报刊不在PCC的管辖内，委员会仍将尽量通过非正式的途径处理投诉。只要某出版物签署了《执业守则》并接受其约束，并且所涉及的材料属于《守则》的条款范围，PCC就会受理对报刊网络版的投诉。同时它也能够受理对于出版物网站上出现的音像和音频材料的投诉。PCC对于投诉采用更多的处理方法是调解（resolve）。也就是PCC对经过调查确认发表了有违《守则》的报道的媒体进行沟通，要它们采用诸如公开更正、公开或者私下道歉、保证不再重复等方式进行补救。
与司法体系相比，PCC的优点是投诉人不需公开露面，具有私人性；操作程序不像打官司那样麻烦。最重要的是，打官司是对抗性的，PCC则致力于通过调解，在英国报业培育出一种“安抚性”（conciliation）的报业生态。
PCC解决投诉的方式灵活多样。以2004年为例，投诉的解决方式有：更正（56宗）、澄清（75宗）、刊登道歉声明（48宗）、档案注释（43宗）、以个人名义道歉（67宗）、刊登信函（86宗）、做出保证承诺（38宗）及其他措施（27宗）（肖伟，2006）。
PCC《执业守则》（Code of Practice）2007年版在第5条“侵扰悲痛和震荡”中加了一项：“报道自杀时，应当注意避免过分详细介绍采用的方法。”自杀是一个全球关注的公共健康问题，近年来每年大致有85万人自杀，有超过1500万人企图自杀，传媒如何报道至关紧要，可能抑制也可能催发，本世纪初世界卫生组织（WHO）就曾为此向传媒发过指南。《执业守则》加上这一条当然也是有其针对性的。不久后PCC就收到一名女子的投诉，指一家报纸报道她的丈夫自杀，描述了他触电身亡的经过，她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会产生不利影响。委员会经过调查后认为这是新规定发布后的第一宗投诉，这篇报道会产生模仿的后果，决定采取比较严厉的方式即裁决（adjudication），公布在PCC的网页上，也要求受到裁决的报纸刊登，并作出相应的回应（魏永征，2007）。
在此以前公布的2006年《年度报告》中，PCC不无自豪地宣称它在这一年调解成功的事例达到428宗，是1996年的4倍，而需要裁决的只有31宗。
它现在可以处理97%的在英国出版的报刊的报道中的有关问题（魏永征，2007）。可见，随着媒介安全制度的不断完善，PCC的作用正在不断得到公众和政府的支持与认可。
PCC被认为是媒介自律的典范（Carole Fleming，2006）。一方面，保障了英国读者的知情权，避免了媒介失语现象的产生；另一方面，约束了英国报刊的媒介行为，同时也避免或减少了媒介恐慌，使大众传媒的报道更加人性化、更加具有社会责任感。由于平衡了媒介失语和媒介恐慌的状态，使大众传媒有效发挥了媒介安全的作用，使社会既不会因为信息不足而焦虑，也不会因为过多报道言过其实的危险而恐慌，所以PCC为媒介安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011年7月“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就是在PCC的监督下才一步步真相大白的。
三、BBC及英国广电媒体的媒介安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广播战胜了出版业，成为大多数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与之相比，BBC的最大改变在于如何赢得“话语战”（凯文·威廉姆斯，2003）。在媒介安全活动中，BBC非常重视所播放的音乐，在一份目录中列举了禁止播出的80位德国和意大利作曲家的作品。40年后，当英国和阿根廷爆发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期间，BBC也禁播了60多首涉及死亡和垂死内容的歌曲。
BBC的媒介安全功能也是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的。例如BBC传统的禁播音乐也是在历史上饱受争议的。在二战最初爆发的两个星期里，BBC播出了45集的《桑迪半小时》（Sandy's Half Hour），桑迪是当时著名的风琴演奏家，是BBC认为“安全”的媒介传播内容。可是，当时许多听众给电台写信抱怨，他们宁可让德国人打进来，也不愿意再听半小时的桑迪风琴演奏了（Hickman，Tom，1995）。
由于无法得到听众的认可，媒介安全功能和效果也大打折扣。听众送了BBC“大姨妈”的绰号。战争爆发一个月后，BBC的听众调查显示，35%的听众对BBC播出的节目感到不满意，而且有10%的听众根本不收听BBC。
而且《大众观察》发现，在媒体营造的虚拟战争中，很多人是不信任BBC的（Curran，James and Seaton，2003）。
二战中在提升英国的士气方面，BBC发挥了关键的宣传作用。BBC专门成立了“听众研究部”，还建立了特别咨询团，负责定期发布节目评价，核准新闻和节目中的安全内容，进行自我监督和管理。BBC为了实现媒介安全，在二战期间进行了两个重大的改变。第一个就是“新闻立台”，二战使新闻成为英国大众传媒最重要的传播内容，也因此改变了产业生态。1944年，BBC的发言人承认：“以前，新闻节目并没有如此重要。现在，新闻节目占据了黄金时间，而且赢得了不同背景的受众。”（Arthur Marwick，2006）新闻节目的收听率创下新高，日常也在30-50%之间。在诺曼底登录日，BBC的广播收听达到了英国家庭总数的80%以上。在英国国内新闻节目中，特别是9点的晚新闻节目中，BBC希望唤起英国民众为赢得战争而共同努力的目的，表现得最为鲜明（凯文·威廉姆斯，2008）。其媒介安全的作用也发挥得最为充分。第二个转变是BBC开始制作和播出更加流行的娱乐节目。BBC在战争初期就把娱乐视为“扫除心中对战争恐惧的”重要手段（Tim O'Sulllivan，1939）。BBC改变了早期的“大姨妈”风格。从1938年到1942年，严肃的古典音乐的播出量从17%降低到不足9%。而舞曲音乐却从1938年的4.67%增加到1942年的9.97%（Paddy Cardiff，1991）随之带来的变化是，BBC的收听人数大幅度提升，为实现媒介安全创造了条件。BBC为了增强国民斗志和提升受众的安全感，专门制作了一系列的广播剧。其中《我们为代表自己发言》（We Speak for Ourselves）展现了人民是怎样应对战争的考验和磨炼，以及愿意为打败纳粹而牺牲的决心。这部广播剧在1940年开播，成为“以娱乐的形式进行宣传的典范之作”。而到了1942年，战局相对稳定，人们对纳粹的恐慌不再那么强烈，许多观众改变了对这个节目的看法，收听人数开始下降（Paddy Cardiff，1991）。这也验证了本研究的一个观点，媒介安全是媒介对客观现实中的安全状况的反映，当恐慌降低的时候，媒介不能以加强统治为目的长期运用宣传手段来约束听众。
为了保证英国广播电视媒体的媒介安全，英国在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中，形成了一系列有助于媒介安全的广播电视监管系统。
在管理机构上，为了彻底去除旧体制中那些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英国政府将原有的5个对广播电视、电信、频谱进行分类管理的政府机构——电信管理局（OFTEL）、无线通信管理局（RCA）、无线广播局（RA）、广播节目标准委员会（BSC）和独立电视委员会（ITC）——整合成一个新的规制机构——英国通信管理局（OFCOM）。OFCOM的监管范围大到电信业、广播电视业及其技术标准，小到电子邮件、电视、电台广播以及互联网等所有电子媒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管理机构，这极大地便利了政府对日益融合的广播电视和通信领域实施较全面的规划和管理。其运行模式接近美国的F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