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德国学者施密德（Alex Schimid）调查研究发现，在美国与英国分别有高达90％与80％的人认为新闻传媒的过多报道是引发恐怖活动的原因，其中美国与英国分别有78％与60％的公众认为它是引发恐怖活动的重要原因（Alex Schimid，1992）。美国著名反恐政治学家兰奎尔（Walter Laqueur）甚至在他的著作《新恐怖主义》一书中引用了这样的观点：记者是恐怖分子最好的朋友，因为记者会把恐怖分子的行为最大化地曝光（Walter Laqueur，1999）。
1995年美国人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在俄克拉荷马炸死了168人。
据报道说，他之所以选择把炸弹安放在穆拉联邦大楼，是因为大楼周围很空旷，有可能拍出效果出色的新闻照片和电视镜头。由于大众传播具有的教育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恐怖袭击的方式方法，从而为更多的恐怖袭击提供了帮助。研究发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劫机恐怖事件的大量发生，与新闻传媒的宣传报道有很强的关联性。这样的个案很多，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1971年发生的库珀劫机案，当库珀索取20万美元赎金的劫机事件经新闻传媒铺天盖地地宣传报道后，一周之内就发生了5起模仿库珀索取巨额赎金的劫机案，此后类似的案件更是络绎不绝（Grant Wardlaw，1990）。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显示，60%的人认为新闻报道会增加将来发生恐怖行动的可能性；对于现场电视报道对恐怖主义的作用，有93%的警界领导认为传媒对恐怖主义起了鼓励作用，即使是在新闻界，这一调查的比例也分别为高达43%（报纸编辑）和35%（电视新闻编导）（Donna M Schlagheck，1988）。也就是说新闻业界也认为媒体鼓励了恐怖主义。鲁道夫·莱维（Rudolf Levy）列举了媒介由于报道恐怖主义而产生的几种不良影响：“（1）媒介鼓励形成了一些新的恐怖组织。战术运用和媒介利用的成功让恐怖分子从以前的恐怖活动中受到鼓舞，并在新的恐怖行动中进一步提高水平。（2）媒介使得恐怖组织的名字在公众中间尽人皆知，而公众恰恰是恐怖分子采取行动的无辜对象。（3）媒介使得一些不是很成功的团体或个人再次进行胆大妄为的恐怖活动。（4）诱导一些以前受到某种肯定报道的恐怖分子试图进一步利用或左右媒体。”（鲁道夫·莱维，1985）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大众媒体对恐怖主义的集中报道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恐怖主义的发展，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发达的现代媒体是恐怖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后迅速蔓延并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引起媒体的关注，恐怖分子不惜采用更为残忍的犯罪手段，甚至为达到政治目的而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肖欢，江心学，2004）。西方传媒热衷于对恐怖事件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报道，对恐怖事件的本身到有关的背景分析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尤其热衷于对血腥的暴力恐怖场面、恐怖活动的预谋策划与实施过程、恐怖行动的武器与技术方法等细节的渲染性报道。西方传媒的这些做法产生了广泛的不良后果。第一，沉溺于宣传恐怖主义的暴力对潜在的恐怖分子具有教唆犯罪的社会作用，会加剧恐怖主义的传染。根据现代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证实，恐怖分子的行动基本上是模仿多于创新，特别是当一起恐怖活动取得成功后，更容易产生传染与模仿效应。第二，导致恐怖主义活动的升级与泛化，使恐怖主义活动越来越残忍，越来越指向无所不在的无辜“软目标”。第三，忽视对恐怖分子所受惩罚的宣传报道，削弱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以儆效尤”作用。与热衷于报道恐怖事件的行动细节与暴力场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传媒对于恐怖分子所受惩处的报道则少得可怜，有时甚至根本不予报道（胡联合，2004）。
对于西方媒体有意无意所给予恐怖主义的便利与支持，成为当下反思恐怖主义危害的重要内容，也正是由于大众传媒对恐怖活动的广泛报道，已经形成了一种谈虎色变的“媒介恐慌”，这种恐慌甚至使恐怖分子不需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只需要向记者透露信息或者放出风声，就能够通过大众传媒实现社会恐慌的目的。
第三节大众传媒在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由于恐怖分子重视大众传媒的价值并期望得到媒介的广泛报道，而西方传媒在恐怖主义的发展历史中又给予了重要的帮助，所以规范媒体的行为，不为恐怖分子所利用，合理进行客观、安全的报道，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打击、遏制恐怖行为。因此，发挥媒体在反对恐怖主义、维护社会安全中的作用对于打击恐怖主义的非传统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反恐活动中，媒体的立场是毋庸置疑的。恐怖主义作为21世纪人类重大利益的根本威胁，无论其采取何种表现形式，都没有好与坏之分，而是一种永恒的绝对的恶。恐怖主义威胁的不是一国一地，而是全世界的安全，全世界的媒体要共同实现媒介安全，以应对越来越全球化的恐怖主义。
联合国公开表示：“我们强烈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无论其由何人所为，在何处发生，为何目的而为，因为它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因此，必须把恐怖事件摆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对立面，把社会公众的注意力引导到有利于恐怖事件解决的正确方向上来，在正确引导中维护社会稳定，这是媒体的最高伦理准则和核心价值观（张满生，刘晚梅，2005）。
世界各国和各类国际组织都普遍重视大众传媒在反恐安全中的重要作用。2005年10月19日，各国议会联盟第113届大会一致通过第18号决议：《议会和媒体以公正、准确、可核实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信息的作用，特别是以此方式提供关于武装冲突和反恐斗争信息的作用》。各国议会联盟明确了媒体在保护民众安全、打击恐怖活动中的积极作用，该组织第18号决议强调：确认防止恐怖主义根源的形成与打击恐怖主义一样重要，各国政府和议会应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媒体也应间接地发挥作用……各国议会对其人民负责，需要根据其评估向人民转达在恐怖主义或武装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各国议会能发挥重要作用，帮助确定有关要素，据此允许自由新闻社和媒体报道关于恐怖主义和武装冲突的新闻，确认媒体在国际和国内能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决策者和议会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作用……确认鉴于当今信息的传播在社会和民主生活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媒体除拥有法律权利和义务外，还对公民社会负有道德责任。重申媒体可以是非暴力对话的一个公正的论坛，是一个有效交流的渠道，确信各国议会和媒体能帮助增进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合作，促进不同文明的对话、容忍和理解，从而帮助防范和应对武装冲突和恐怖主义。为了避免被恐怖分子所利用，媒体有可能不报道恐怖事件么？回答显然是否定的。要让西方媒介不报道恐怖事件，在西方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没法做到。
这是由于恐怖事件具有足够的新闻价值；恐怖事件与每个人有关（安全）；恐怖事件掩盖不住；西方媒介的竞争关系使得任何一个媒体都不会放弃报道此类事件；报道恐怖事件可以增加发行量或提高收视（听）率（邵志择，2006）。
既然报道恐怖袭击本身是必要的，而且无法避免，那么如何报道恐怖事件，就成为实现媒介安全的重要途径。“9·11”恐怖袭击爆发以后，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在经过短暂的混乱后很快捐弃门户之见和商业利益，始终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同仇敌忾，把恐怖主义作为美国利益的头号威胁者，通过各种手段调动起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报纸头版大幅标题多为“美国遭受攻击”、“恐怖主义袭击美国”等，电视充分发挥画面的煽情功效，反复播放大楼倒塌的画面，满足了公众对危机事件的知晓欲，极大地激发起美国公众的爱国情绪。媒体在潜移默化中把公众对危机的感性体验，统一到这样的理性认识上：美国遭受了袭击，我们需要团结对外，一致打击恐怖主义是当前头等大事（高世屹，2003）。正是由于美国媒体发挥了非传统安全的功能，美国民众才没有因恐怖袭击而恐慌或骚乱，反而是自发地团结在一起，响应政府的号召，共同谴责恐怖主义的反人类行径。
新闻工作者避免成为恐怖主义帮凶，实现媒介安全，需要记者自愿遵守一些由媒介从业人员或专业的媒介组织提出来的报道原则：一是强调新闻人员对恐怖分子及其帮凶利用和操纵媒介保持警惕；二是禁止出版可能妨碍政府处理危机的信息；三是限制播出对恐怖分子的采访；四是要求媒介在政府人员和恐怖分子或其代表进行敏感谈判的时候，淡化处理一些可能引起更大范围恐慌或者过分扰乱公众情绪的消息；五是号召记者一定不要成为恐怖事件的参与者（温卡特·艾伊尔，2006）。
在恐怖主义来袭时，新闻工作者的冷静和专业，是实现媒介安全的重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