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多元化、多样化的消费时代，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后精神需求也相应需要提高，其中也包含娱乐需求的提高。有人指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娱乐盛行的时代。网络、报纸、电视、广播，娱乐内容充斥。从‘梨花体’诗派到‘国学辣妹’，从网络电影《雷锋的初恋女友》令人瞠目结舌，到邱少云纪念馆变成娱乐场所，进而随意浏览一下媒体，‘文化新闻部’和‘文化版’这样的称谓，80%已被‘娱乐部’和‘文娱版’所替代。
娱乐化已蔓延到各个领域。”如果说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娱乐化是戏说历史、消费历史，那么，政治的娱乐化就是解构政治，道德和伦理的娱乐化则是降低人的品位和修养。娱乐风潮的兴起为急功近利、浮躁的心绪推波助澜，最普遍的娱乐需求体现在铺天盖地的说谎、煽情、刺激、搞笑、水煮、大话和瞎“折腾”。正如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所预见的：“我们的文化将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成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的灭亡就在劫难逃。”
显然，时下的娱乐风潮，其价值立场已经转向了凸显日常生活表象意义的视觉效应，有意模糊了精神审美与生理快感的界限，使得传统艺术理论对于这种方兴未艾的娱乐风潮失掉了阐释能力。
娱乐性从美学价值来看，具有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的双层组合结构。从表层看，是受众获得感官快感，但从深层看，系指受众的心理效应所产生的情感与思辨的冲撞，以及由这种冲撞所引起内心世界变化的真伪、善恶、美丑、爱憎等等复合意念。这就是说，娱乐性作用于观众时，人们不仅感受到它表层的魅力，同时要研究在受众的内心世界产生的动态变化，研究其提升了还是降低了受众的思想道德修养。日常生活娱乐之中，也需要注入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
与电视剧领域这种娱乐之风相伴，近年来最能体现娱乐精神，最时髦、最流行的语汇莫过于“山寨”。除了“山寨”明星、“山寨”教授、“山寨”话剧、“山寨”春节晚会，“山寨”电视剧也不甘落后，独领风骚的要数《丑女无敌》。这部“山寨”《丑女贝蒂》的弱智电视剧，却挡不住收视率的攀升。“山寨”现象不仅进入到网民大众的视野，也受到学界与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
在通俗文艺领域，现代文学史上的鸳鸯蝴蝶派着墨最多的是言情小说。所谓言情，就是写“才子＋佳人”，又以哀情、艳情最为泛滥。哀情一般都是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常能博取社会上多愁善感的受众抛撒几滴廉价的同情泪雨，而艳情却有白日梦的功效，能够替代地满足人的某种欲望。因此，历史戏说剧、武侠剧、青春偶像剧的某些作品汲取了这种通俗文学中屡试不爽的招数，迎合观众娱乐的需要。
至于武侠剧，民国以后，就曾风行一时，当时几乎占了小说出版数量的大部分。像《江湖奇侠传》、《血滴子》打着彰侠义、惩顽恶的招牌，颇能投合人心，取宠于读者。而早期中国影业公司在寻找“艺术”与“卖座”之间关系的途径中，也特别钟情武侠，以《火烧红莲寺》为代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影坛出现乃至迅速崛起的武侠电影，一系列手指白光、口吐神剑、腾云驾雾、飞檐走壁的超级英雄作为历史文化与复杂现实相互交会的产物，反映的却是20世纪初期以来处于内忧外患的民族情状以及势弱无助、渴望解救的精神诉求。显然，20世纪90年代一度火热的青春偶像言情剧、武侠电视剧，汲取了通俗文化中迎合观众的主要元素，借助于现代高科技“制假成真”的手段，兴起了这样的一股娱乐风潮。
至于大话、水煮、恶搞一类的电视剧，除了依然存在上述通俗因子，还吸取了西方大众文化的经验，表现出一种后现代解构的异趣。如《武林外传》水煮武林英雄，2008年播出的《落地请开手机》也是密切关注“后新生代”娱乐趣味的另类作品。这类创作，代表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市场经济背景中生长的新兴的生活理想、新的浪漫精神欲求，即以后现代姿态出现的“后新生代”的审美趣味。在这样的娱乐风潮中，我们见到的是对崇高美学精神的躲避消解，看到的是极端刺耳的“愚乐”叫喊。
从理论上看，这股低俗、媚俗乃至恶俗的娱乐风潮泛滥，与不能清醒地认识和科学地分析观赏性有关。本来，注重电视剧的观赏性，是对忽视大众审美趣味、孤芳自赏的“象牙塔艺术”的匡正；但一味追求观赏性，就为娱乐风潮开了后门。尤其是不恰当地把观赏性和思想性、艺术性并列起来，提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这就错误地把本来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与本来属于接受美学范畴的观赏性放在同一范畴推理，造成了逻辑上的混乱，给人以存在一种“不讲艺术性的观赏性”的错觉。符合逻辑的推论，娱乐风潮鼓噪的床上戏、多角恋、凶杀、打斗便在“观赏性”旗号下堂而皇之地泛滥开来。语言学和逻辑学规定：只有在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的概念，才能在同一范畴里推理，从而保障推理的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的逻辑起点是作品自身的品格，而观赏性的逻辑起点是受众的接受效应。这正如男人、女人的逻辑起点是性别，而农民的逻辑起点是职业，不能作出“男人、女人与农民统一”的判断。实践已经证明：理论上的失之毫厘，必然造成创作上的谬以千里。片面追求观赏性和不科学的“三性统一”给娱乐风潮洞开后门的教训，值得记取。
第二节 电视剧艺术创作中的非审美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了娱乐化倾向之外，电视剧艺术创作中还出现了一些非审美现象，其中之一，便是在先进人物形象塑造中的非英雄化倾向。
从先进人物形象的创造来看，理想性格应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所阐释的：一要有鲜明的质的规定性；二要呈现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三要有情致的始终如一性。但电视剧艺术的先进人物形象塑造中却出现了一种为表现性格的复杂性而损害质的规定性的非英雄化倾向，以致在这类人物形象身上，既有崇高、优美的一面，同时又有丑恶、卑下的一面，美丑互渗、善恶融通，正价值与负价值彼此消融，往往给艺术接受和艺术评判造成混乱，导致观众接受中审美情感错位，陷入道德困境。
这种人为地把先进人物形象的复杂性简约化，把复杂化性格理解为一种缺点和优点的杂交，甚至把缺点加以刻意地涂抹和渲染，尤其是在表现先进人物的情感世界时，为呈现复杂性而描写他们在情感处理上的暧昧态度还不如普通人决断，甚至达不到一般的市民道德水准，在处理情感上既忽略了他们精神世界质的规定性，也不符合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道德要求。新版《敌营十八年》把深入虎穴的江波写成一个在三个女人之间周旋的“帅哥”，为的是迎合低俗的情感趣味。先进人物作为崇高美的体现，是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民族英雄形象。
在优点或缺点杂交这种配方下创作出来的先进人物形象，不能给人以崇高美，不能使人产生景仰、赞赏，不能激起人们昂扬的奋斗精神。
电视剧艺术创作中的非审美现象之二，是反面形象的强势与正面形象的简单化。
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是艺术形象，其审美化是艺术表现的正常现象。而且，由于“文革”对现实主义艺术的庸俗化理解，英雄人物形象塑造陷进了“高、大、全”泥淖，导致“把英雄写成超人，把领袖画成神仙，而反面人物则近妖。”把反面人物写得生动和具有审美价值并无不妥之处，反派人物的审美化也并非美化、欣赏反面人物。把反派当人来写，写出他们人性中真实的一面，也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艺术审美是从总体关系上把握艺术价值取向这一基本规律。如果正面形象苍白无力，反面形象丰富生动，就会造成审美失衡，就会给观众欣赏带来负面影响。
《黑冰》在构思反派人物时采取的是“如果他不是罪犯就是个优秀人才”的策略，电视剧通过许多回忆镜头表现了这样一种思想观念：聂明宇是一个富于心计但做事稳健、受过“文革”许多磨难的反面人物，如果他不去犯罪会生活得更好。他有过不幸的童年，曾经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少年、青年，他爱自己的妹妹和亲人，他所创办的龙腾公司是当地知名的大企业，他在私生活上也很严谨。这些优美的人性如果不和他从事的暗地里走私行为一同思考，很容易让观众对他产生同情。因为与走私相关的那些绑票、杀人等恶行，表面上看似乎都是他手下所为，而事实上他是幕后的操盘手。观众常常容易忽视他这种人对社会公平、对法律的践踏，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危害，以及对百姓利益与生命安全构成的巨大威胁。由于过多地表现他的人性化的一面，冲淡了对这种人物的危害性认识，加上正面人物形象单薄，使得反面人物反倒成了思想的主要载体，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相反，先进人物在一部电视剧中，尽管也有常人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但他们的弱点不是一种有意为之和故意放大的标签。先进人物更应该成为体现审美创造价值取向的典型。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剧在描写正面形象以反派身份打入腐败分子企业内部或黑社会中时，过多地依照反面人物的逻辑来表现他们。
《生死卧底》中的朱阳光、《危险旅程》中的国际刑警丁国庆、《黑冰》重案队队长强民，应该说他们都是深入虎穴的舍生忘死的英雄，他们都有打进敌人内部或黑恶势力内部的经历，如何表现他们得到这些黑社会组织的信任和他们的游刃有余？这些电视剧在刻画这些英雄时都把他们当做黑社会的老大来写，朱阳光作为昆赛集团的老四，电视剧真实地表现了他的言行上的“黑”，他不仅懂黑话，还深谙黑道，如果不是卧底的身份，他俨然就是昆赛集团的老四；丁国庆参与了“蛇头”林姐的大大小小的战斗，还要极力避免陷入林姐的感情漩涡；强民面对黑社会的严刑拷打表现出的干脆就是一个地痞无赖，甚至不惜编造恶名把自己说成一个强奸犯，用谎言和无赖的行径获得敌人的信任。这种按照反面人物的思维逻辑、行为逻辑和情感逻辑塑造英雄形象的做派，很难让观众领略崇高的美学蕴涵。这种英雄形象的反面角色化中批判精神的缺失，导致了艺术创作中美学悖论的出现，消解了崇高，颠覆了艺术理想。
之三，电视剧艺术创作中的非审美现象是对权力关系的倚重。
重大社会问题剧中的先进人物形象，常常代表执政形象，无论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中都存在对权力关系的倚重。关于权谋文化，历史剧如《康熙王朝》、《孝庄秘史》等所表现的猜忌、弹劾、笼络、倾轧、斗争等种种权谋手段，揭示了“权谋文化”的主要精神内涵。
在现实题材电视剧中，也存在“权谋文化”兴盛的现象，某些重大社会问题剧中存在的权谋文化夸大了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一些反腐电视剧的故事围绕的主题也是权力，各色人物行动的基本线索也是围绕“黑社会＋腐败＋争权夺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沦落为工具关系，它以争夺权力为最高目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以阴谋取胜，是一种对权力的非理性追求。人的普遍本性和社会的基本生存法则被弱肉强食的生物规则取代，其反人文主义色彩非常强烈。权谋文化满足了人们探知政治内幕的需求，也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秘而不宣的权力运作的好奇心。但是，权谋文化所体现的玩弄权术、收买、利诱、威胁、暗杀种种手段，影响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形象认识。写官场，写权力斗争，写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权术韬略、阴暗心理，如果缺乏大局意识，不能正确处理好揭露批判社会丑恶现象与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的关系，就会对观众的审美接受心理产生负面作用。
一些电视剧在处理人物关系时，还存在权力关系庸俗化的趋向。这种庸俗化体现在权力关系与伦理关系的混杂，各级各类组织关系演化为一种特殊的具有血缘、朋友、同学以及个人关系的存在，造成权力场上的亲密景观。对权力的膜拜落实到现实的权力关系网络之中，一些电视剧人物关系的设置常常以权力织成的各种裙带网结构故事，导致审美低俗化甚至非审美化。如《黑洞》中，聂明宇是当地大企业龙腾公司的总经理，其父亲是当地的常务副市长；《新星》中，古陵县委书记顾荣和省委书记顾恒是亲兄弟，李向南的父亲是中央的干部；《蓝色马蹄莲》中，凌若风和常务副市长关系暧昧，凌若雨和腐败分子周天宇是恋人关系……在这种种社会伦理关系与社会权力关系的编织中，权力关系演变为一种伦理关系，尽管有利于表现情理冲突，但也庸俗化了社会的权力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