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当着出席会议的人的面严肃地对黎元洪总统说话，他看来似有所动。他忙说他没有下令逮捕。于是我说，如果总统没有下令逮捕，谁能下这个命令？还有，既然代表总统行使职权的内阁也不知道这件事，我认为这样做是违法的。为了使总统和那些出席会议的人加深印象，我接着说，这个事将在国际上造成很坏影响。作为外交总长，我曾力图使国际上认为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是个法治国家。我说，既然总统、内阁和国会都应遵照宪法行事，那么我要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总统说他没有下令逮捕，究竟谁能下这个命令？我代表内阁很愿意听到有关这方面的说明。这时总统指着王怀庆将军说，是他的司令部下令逮捕了罗文干。王怀庆将军回答说：“不！我对总统说了，是总统指示我去办的。”总统说：“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告诉你吴景濂议长来信的内容，信里说这件事涉及奥国贷款。收到信件后，我确是把你叫了来，但我并没有让你逮捕罗总长。”……总统说是吴议长曾经口头和书面建议逮捕罗总长。于是吴景濂说，他只是把这件事报告了总统，至于决定是要由总统来做的。最后，总统说他没有逮捕罗的意思。顾维钧回忆录还为我们展示了北京政府讨论施政的过程，是多么随意，多么混乱，多么肮脏，完全背离起码的道德和程序。顾维钧在1923年王宠惠内阁辞职后曾以外交总长的主持阁务，在一次阁员会议上，财政总长张英华提出要把此前因参加欧战的对日借款的利息计入本金中。顾维钧不同意这个提议，理由是当年对日借款遭到举国反对，甚至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于是会议在高凌霨建议下，决定搁置提议，不再讨论。顾本人按计划打算在周六去北戴河休息。
可就在周五的晚上，顾还没有动身，吴景濂打来电话，劝顾不要去了，理由是得到消息，有人要在周六趁顾不在北京而召开阁员会议，强行通过那个搁置起来的提议。于是顾放弃了去北戴河，改为周六上午参加阁员会议。他大致按照通常的开会的时间走进会议室，不料会议主持者高凌霨告诉他说，会议已开完了；他询问会议内容，回答说是关于欧战借款问题，并说大家已讨论通过了。顾当即表示反对，并诘问说：“那一天我已阐明了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内阁应该非常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于是高凌霨又一次表示搁置决议，不再讨论。问答之间，隔壁电话铃响了起来，竟是日本工业公司的冈田打来的，询问内阁是否通过了借款决议。可见，政客与日商的利益，是多么诡异、神秘、无耻地勾连到了一起。
论政真的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吗？也不是的。《努力周报》的论政，既有绵绵不断的继承者，也有以“隔代发酵”的形式表现出的积极作用。1924年2月21日徐志摩致信胡适，谈到正在策划一本取名《理想》的杂志：“百里一来我们的《理想》又变了面目，前天在上海决定改组周刊，顶你的《努力》的缺，想托亚东代理，但汪先生在芜湖不曾见面，他们要把这件事丢在我身上，我真没有把握，但同时也狠想来试试，你能否帮忙……”此后，属于胡适“系列”的论政、启蒙类的刊物还有二三十年代之际的《现代评论》周刊和《新月》月刊以及30年代具有显赫地位的《独立评论》周刊。“隔代发酵”是说论政在当时没能明显扭转社会的沉沦，但所展示的知识分子以特有的方式干预政治的良知和勇气，却在或远或近的未来某时凸显出作用来。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公车上书”时代或更远。
20世纪20年代，康有为堕落了，梁启超落伍了，但改良主义者的批判现实的精神继承者却换成了胡适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很多知识分子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冲到论政的第一线，但《努力周报》的论政旗帜，会在很多人的心中长久地飘动，一旦判断机会成熟，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成为新的论政旗手。
40年代中后期储安平主持的《客观》《观察》所发出的熠熠光焰，殷海光和《自由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掀起的政治风潮，都是与五四、《新青年》、胡适及《努力周报》论政精神滋养分不开的。
论政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等于《努力周报》论政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拟采取的措施一无长处，毫无价值。宪政政府的主张，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公开、用人公开、有计划施政等主张，也是评判近现代政府优劣的起码的标准。联省自治的主张，作为一种新形势下巩固中国国家统一，扼制军阀专制，发挥地方积极性、能动性的构想，是可以讨论的，是有积极意义的。自秦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高度的中央集权的社会，这一方面确实对强力维护统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长治久安。政治更迭带来的社会剧烈动荡，军阀割据，农民起义，游牧民族杀入中原等，事实上二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分裂和统一的时间差不多一样长。在西方的分权和自治理论传入之前，中国始终跳不出统一和分裂，治和乱循环往复的圈子。在推翻清王朝、否定了皇权专制制度的环境中，在民国成立不过十年的背景下，面对着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军阀割据的局面，大概每一个负责任的中国人，都应该冷静、积极地思考根本的解决之道。胡适等人提出的联省自治和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用来推动新形势下国家的统一和长治久安，不失为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主张。《努力周报》为此进行的讨论，是负责任的和有意义的。在这样的讨论过程中，《努力周报》对军阀，无论中央的军阀还是地方的军阀，没报什么幻想，认识比较清醒。尽管在当时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但这与主张所具有的价值是两码事。社会条件是可以改变的，国情也不是亘古不变的。
实事求是地说，周报的论政之所以在当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除了社会积弊太深，周报存世太短等原因外，周报自身业务工作上也有一些可以挑剔的毛病。《努力周报》（包括《读书杂志》）兴办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总共发表的文章超过500篇（连载的分开计算，如一文连载3期，按3篇计），其中《读书杂志》发表47篇，《努力周报》约460篇。在《努力周报》本报上的460篇中，报社启事类共28篇，均为寥寥数行的短文，向读者传递有关报社的信息，如调整报价、出版《读书杂志》、暂停《努力周报》等。在政论文章中，占压倒性数量的属于褒贬时局的政治类话题的文章。这也不奇怪，原本胡适、丁文江等人“谈政治”就是奔着引导中国政局去的，而当时中国的政局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无休止的、纵横捭阖式的政治、军事斗争。谈国会、谈南北会谈、谈裁兵、谈教育界、谈财政公开、谈裁汰冗员，实际上统统都是“谈政治”的具体化。
这类文章篇数起码要占到总数的80%以上；若以篇幅长短计，应占总量的90%以上。周报既然定位于论政，就应该比较全面地干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施政，除了像周报已经做的那样大张旗鼓地、直接地评论军阀种种倒行逆施之外，还应比较多地触及、比较深入地分析由施政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端，使之形成对军阀政府的巨大舆论压力。周报显然也注意到了这方面的欠缺，也试图进行弥补，如揭露山西政局，揭露四川军阀统治下民众的苦难，但总体上说还是很不到位的。这或许与周报同人的专业背景有关，除了少数几位具有社会学、经济学素养外，多数人都是文史类的专家，难免选题畸重畸轻，不够均衡。我们看到，在30年代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杂志上，刊登了大量的经济评论和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章，专家阵容空前壮大，何廉、吴景超、张培刚、赵廼抟、董时进等一大批实力派作者参与其间，从而使杂志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此外，周报同人们的兼职性质，一方面自有其优点，即同人们的专业造诣会增强文章的感染力，也省去了通常非同人报刊的约稿、组稿、写稿、改稿等烦琐的程序，但另一方面同人们专职工作在肩，有时很难适时拨冗撰稿，即便勉强凑足版面，也难免匆忙之间的敷衍成篇，文章质量受到影响。1922年11月23日胡适日记反映的就是这方面的情况：“上课。今天《努力》缺稿甚多，作时评几千字。”
三、启蒙的成果
论政是直接对着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去的，要想速效是很难的。启蒙寄希望于多数人的觉醒，更要依靠慢工夫。那么，《努力周报》启蒙的工作奏效了吗？
恐怕很难简单地定论。启蒙包括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主要指思想意识领域的现代化，推进民主、宪政、人权、科学思想的传播；文学革命是指文学（艺术）的内容、表现形式的现代化，包括弘扬人性和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从事学术研究。我们这里讨论所谓启蒙有无成果，也就是指这两方面有没有标志性的、里程碑式的成就，对历史进程是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努力周报》对人权、民主、科学、信仰自由等话题一向热衷，但看来所产生的直接作用并不大。徐志摩，这位浪漫诗人的双脚似乎有意远离现实政治的肮脏泥坑，但他的内心就像一汪清澈的湖水，把丑恶的社会本质照得一览无余。
他在1926年时感叹说：“我们这里空气的沉闷，人道的腐败，生命的消残，的确是全世界没有比的。因此你一出国游历去，不论你走哪一个方向——日本，美国，英国，俄国，全是一样——你总觉得耳目一新，精神焕发，仿佛丹德走出了地狱似的爽荡……”就在《努力周报》进行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宣传中，1923年三四月间上海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刊登了十几篇关于文言白话争论的文章。张謇（张季直）这位前清状元、著名的实业家在《中华新报》上起劲地发泄对新文化的不满，情绪之激烈，令蔡元培感到有些像戊戌年间守旧派诋毁康有为。报上所载张謇写给黄炎培的信说：“又日厌憎礼法，毁弃道义。若非尧舜而薄汤武，犹不足以雄，非至灭天理而绝人伦，必不足以逞快。于是提倡男女平权不已，又提倡男女同学，提倡男女学生自由，提倡父子平权，提倡共产，提倡公妻，左提右挈，此唱彼和，必使人非人，国不国。而全国必尽用白话文之类，其小焉者，不知男子治外，女子治内，权未尝不平；父母并号严君，权未尝不平。其所谓不平者，独男可置妾媵而女不可置面首耳。
不知四五千年前，由禽兽而至于人之时代，圣人设为男女有别之礼教，盖尊人。而使成为人，以异于禽兽，必男女有别，而后人禽有别也……”于此也可看出，旧派人物在反对新事物的时候，不仅火气很大，而且有些不太讲理，喜欢强加于人，擅长捕风捉影的诛心之论。即便是王国维（字静庵）这位大牌学者，1923年时也对西洋科学的功效和前景持很深的怀疑，蔡元培日记：“看静庵。彼对于西洋文明很怀疑，以为不能自救（因我告以彼等已颇觉悟），又深以中国不能防止输入为虑。我询以对于佛学之意见，彼言素未研究。询以是否取孔学，彼说大体如此。彼以为西人之病根在贪不知止。彼以为科学只可作美术观，万不可应用于实际。”鲁迅1925年3月致徐炳昶信，针对报章上充斥“反对改革”的言论，街头巷尾弥漫的“祖传”“老例”“国粹”的鼓噪等深感忧虑，说了一段非常经典的话：
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绝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受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4月，鲁迅致许广平的信又一次谈到国民性和自己的立场：“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
鲁迅还表示绝不袖手旁观：“‘关起门来长吁短叹’，自然是太气闷了，现在我想先对于思想习惯加以明白的攻击，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但政府似乎已在张起压制言论的网来，那么，又须准备‘钻网’的法子——这是各国鼓吹改革的人照例要遇到的。”鲁迅的判断，毫无疑问是准确的。这一方面说明《努力周报》启蒙的效果还很不明显，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努力周报》启蒙的确很有必要。鲁迅与胡适在启蒙上的差异，大概在于鲁迅此时对文学革命已不感兴趣了，以为远水不解近渴，是关在屋子里“自囚”，但在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革命目标上胡、鲁大致是一致的：胡适偏重于倡导，力图给人们创造一个新的人生观；鲁迅更看重揭短，要让国人冷静地看待自己身上的丑恶。或许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两个人独到的作用也无人可以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