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三日夜演讲时，大雨如注，我讲了一点三刻，听众不散不乱。所以湖北学生界对我的态度，是很好的。”胡适日记称：“我在上文保留了一些妙论，并不因为对湖北学生界不满意，只因为有些话太妙了，我舍不得割爱。”实际上，青年人的批评很多都是善意的，当然言辞不免激烈，政治棍子打人的做法也不宜提倡，有些说法也有悖事实，如所谓“袒护”罗文干贪污奥款，实际上胡适从罗案一开始态度就很明朗：一切按正常的司法程序行事，不能无故抓人，贪污犯法者应受惩处。而后来事实已经证明，罗文干是清白的。实际上蔡元培从罗案一开始就谴责军阀政客，对罗表示信任，在1922年11月答记者问时他明确说，“余认此举为国会与总统之自杀，于钧任人格，一无所损。”或许中老年人大都对学生潜心读书的作用有着和年轻人不同的看法，蔡元培1922年在纪念五四的文章中，认为五四运动以后，“学生有两种觉悟是最可宝贵的：一是自己觉得学问不足，所以自动的用功；二是觉得教育不普及的苦痛，所以尽力于平民教育。”
蔡元培在1927年3月的杭州之江大学的演说中进一步阐释说：现在国内一般人们，对于收回教育权的声浪，皆呼得非常之高，而我则以为这个时期还没到。试问国立的几所少数学校，是否能完全容纳中国的学生，而使之无向隅之憾呢？中国目下的情形，是需要人才的时候，不应该拘执于微末之争。至于教会学校的学生，对于爱国运动很少参加，便是无爱国的热忱，这个见解更是错了。学生在求学时期，自应惟学是务，朝朝暮暮，自宜在书本子里用工夫。但大家不用误会，我并不是说学生应完全的不参加爱国运动，总要能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如此方谓得其要旨。至若现在有一班学生，借着爱国的美名，今日罢课，明天游行，完全把读书忘记了，像这样的爱国运动，是我所不敢赞成的。
总体看来，评论者之中大概除鲁迅外，多数人对胡适及《努力周报》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主张并没有否定，大都程度不同地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即便陈独秀这位共产党的领袖，也对科学与玄学论战的某些方面持肯定的态度。但的确很多人对胡适等人的论政主张不怎么看好，特别是青年人，如同徐志摩1926年说的，“《新青年》是他（指胡适——引者注）第一个时期，这狂飙期的结束是他的‘好人政府’主义，那好比是黄梅时节的天气，晴雨不得分明；他……太倾向妥协现状一派，这在大部分青年对他是失望的。”实事求是地说，青年人追求真理的意识更为强烈，同时也容易犯理想主义的毛病，萧伯纳说过，一个在三十岁以下的人看了现代社会的状况而不是个革命家，他不是个痴子，定是个傻瓜。当然，青年人中也有对胡适论政给予肯定和理解的。
郭一岑在德国给胡适写信说：“看见报上得知《努力周报》已经停刊了，为什么不肯继续努力下去呢？难道无须乎‘努’吗？抑是无‘力’可‘努’呢？在中国这种人心垂死之下，想求速效是很难的。其实现在谈政治既不是为要握政权而谈政治，亦不是因为学了一些政治，非来谈谈政治不可，乃纯是出于一种不得已的动机。我觉得虽不见明效，而潜在中引起同情者也一定不少。我希望先生不要性急，还得要重张旗鼓来干一下。我能力虽微，很愿意尽力来帮助。”不管怎样说，《努力周报》毕竟是存在了一年半之久的报纸，发行量达到8000份，续办之事商务印书馆、亚东图书馆都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甚至双方还在抢，后来亚东图书馆自感实力逊于商务印书馆而自动退出角逐。《努力周报》在社会上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是不消说的。
停刊与自身质量和读者群体规模都没有关系。
二、论政的得与失
《努力周报》的论政不应该被完全否定。胡适、丁文江等人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接受了非革命的渐进的改造社会的理念。他们年轻，充满激情，怀着对国家、社会和民众负责任的精神，面对着日趋败坏的现实政治，企图振臂一呼，批评政局，批评当政者，使国家政治局面能够有所改观，让国家逐渐走上已被发达国家证明为正确的轨道。尽管论政过程中难免暴露出这样那样的幼稚和缺点，但以他们渐进改革的立场上去看，总体上是不错的。在一个专制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敢于办刊物，敢于批评当政者的错误，批评反动的施政，需要的是勇气、良知，也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同时还需要付出属于自己的宝贵的时间、精力和薪水。苟且地活着，违心地活着，无声无息地活着，袖手旁观地活着，都是错误的，不可原谅的，也不符合胡适等人的性格和追求。挺身而出提出批评者，应该受到肯定。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的良心和智慧，不沉沦，不充当犬儒，黑暗的中国社会才会有几分希望的曙光。所以说，论政是知识分子对社会负责任的表现。
胡适等人信奉实验主义哲学，既不相信根本变革的暴力革命，又要积极干预社会，所以采取报刊论政也就是必然的。难能可贵的是，《努力周报》的论政，并不是一骂了之，而是有思考，有解决方案。这样的方案不被统治者所接受，并不证明方案不正确，只说明在暂时不具备实行方案的条件。任何事情的成功，总是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甚至表面上看起来过程结束了，但实际上可能还在继续进行，只不过隐性地包含在另一个事物的进行过程中罢了。如果我们从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周期去考察，有的种子看起来被风雪扼杀了，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萌动，并展示出更加强健的生命力，时间越长有的事情就越可能看得明白些。
论政过程中的最大败笔看来是“好人政府”，即便顾颉刚这样公认的胡适信徒1927年4月在劝阻胡适论政的信中也坦言：从此以后，我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吧。“好政府主义”这个名词，好政府主义下的人物的政治的试验，久已为世诟病。如果先生再发表政治的主张，如果先生再从事于政治的工作，无论内容尽与好政府主义不同，但是天下人的成见是最不易消融的，加之许多仇雠日在伺隙觅衅之中，横逆之来必有不能料者。顾颉刚当然是实话实说，但他回顾往事时也不自觉地受到了现实氛围的影响，因为当时国民党取得天下的形势已经为多数人所看好，而国民党党同伐异的氛围也阴森可怖，作为胡适高足和挚友的顾颉刚担心胡适不识好歹，继续谈论政治，反被国民党以勾结废帝、串通北洋军阀加以办罪。在这里，顾颉刚肯定是不自觉地夸大了“好政府”的负面反响。有一种现象人们好像没有注意到，“好政府”主张提出之始，固然反对者很多，但人们或批评其阶级妥协，或批评其不切实际的善良愿望，并没有形成滔天巨浪。
但自从胡适去见了溥仪和参加了善后会议后，人们往往新账老账一起清算，不仅批评“好政府主义”的频率提高了，调门也拔高了，胡适在一些人的眼里差不多等于军阀的走狗，“好政府主义”也不再是好心办坏事性质了。平心而论，这种上挂下联、大批判式的批评和声讨是不合适的。胡适是1922年5月30日受邀去见闲呆在宫中的溥仪的。据胡适发表在《努力周报》上的《宣统与胡适》一文所说，面晤进行了20分钟，所谈论的都与教育有关。溥仪说很赞成白话文，近来也在试作新诗。还说想出洋留学，并说曾做错了很多事，至今还在靡费民国的钱。胡适见面时给溥仪行了礼，与溥仪相坐而谈，溥仪称胡适为“先生”，胡适称溥仪为“皇上”。公平地说，溥仪的表白有的可能是做出的进步姿态，但未必全是假话；胡适的“鞠躬礼”算是一种礼貌，没有自损人格。“皇上”的称呼不合适，因为溥仪毕竟是被革命所推翻的专制皇帝。胡适显然在为自己辩白，说17岁的溥仪很“寂寞”，想找一位也算是“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除了《晨报》《京津时报》的相关评论还算“不错”“平允”，其他报章则差不多均为“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评论了”：说胡适为“帝师”，胡适求免“跪拜”等。胡适分析舆论界热衷于此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
胡适责怪人们不该把“这一件很有人味儿的事”，非要弄成是大是大非的君臣性质。坦白地说，胡适的行为的确没什么越格之处，既然溥仪是自由的，胡适也是自由的，礼节性的见见面似乎也没什么。但胡适见溥仪之前可能低估了人们从政治高度审视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料到他自己会伤害那痛恨清王朝的一大批人的感情，因为毕竟绝大多数人受的不是胡适那种“实验主义”的教育。胡适参加善后会议遭人诟病更多，但胡适有自己的一套理由，1925年1月17日的日记：“我是不怕人骂的。我此次愿加入善后会议，一为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二为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三为看不过一般人的轻薄论调。”胡适当天的日记还记载说，陈源和他讲现代评论社聚餐时请来了汪精卫，汪精卫说他自己主张国民党也加入善后会议，而且孙中山“也有此意”。客观地讲，冯玉祥主导的北京政变发生后，中国政局已陷入极度的混乱状态，冯起初威风八面，不久却被段祺瑞、张作霖联手所制；孙中山既接受冯的邀请北上商讨国是，又与皖、奉系军阀存在着同盟关系。
当时曹锟被冯玉祥推翻，段祺瑞充任临时执政，所谓善后会议实质是几个军阀集团的一次分赃的会议，他们既要摆出重视民意的姿态，又要操控会议为本集团攫取最大的利益，并抵制当时有很大影响的国民会议主张。以胡适的人格和政治立场而论，他参加善后会议当然不是要为军阀抬轿子，他是觉得善后会议可以提供影响政治的舞台，他不想放弃这样的“尝试”机会。但野心极度膨胀而且翻云覆雨的军阀们，早就在民众中丧失了公信力，胡适最终一无所获，还弄丢了不少好人缘。不过，社会上也不尽都反对胡适参加善后会议的举动，1930年时还有人给胡适写信（信刊登于《中国晚报》），认为见见溥仪“没有什么要紧”，出席善后会议“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到相关的政治集团实地看看，就好像到跑狗场看狗，到赌场看赌博一样，无非是多了一点做文章的材料。但写信人却对胡适为梅兰芳出洋送行大为恼火，认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未写完，不该给男扮女装的“戏子”捧场。世人对胡适的“好政府”的批评，有些也瞄错了靶子。胡适的本意并不是单相思地寄希望于王宠惠、罗文干等人，也没有痴情地把王政府当做理想的好人政府。胡适的“好政府”是有特定含义的，是指有计划、财政公开、实行宪政的政府。做到了这些，才是好政府。王宠惠、罗文干加入内阁，并没有使政府变“好”，责任不在胡适，也不等于说好政府主张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好政府标准的提出，本身就是在否定军阀政府一向的恶劣做法。难道否定军阀还错了吗？
无须辩白的是，周报的论政并没有使当时中国的丑恶肮脏的社会和政坛变得干净些，对此胡适等人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北京政府一意孤行，蔡元培辞职愤而辞去北大校长，着实震动了胡适，令他感到“反动势力之卑污，真出人意外，使我们感觉不但不愿与为伍，并且耻与为敌对！”以《努力周报》极力呼吁的“公开的政府”“宪政的政府”为例，可以说当政者完全没当回事，一切按官场的老规则行事。据顾维钧回忆录，罗文干被逮捕，身为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突然之间阁员被捕，会令中国国家形象大受损害，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利于开展外交事务。他经过了解得知，罗文干因为财政吃紧，经奔走联系成功向奥国贷款，可又怕内阁开会被否决，于是拿着贷款文本绕开内阁跑到总理王宠惠家里找王签字。顾的意思是，罗、王的做法不符合行政程序，但绕过内阁的逮捕行为更是荒唐。顾找到了总统府，敦促放人。黎元洪一味推脱自己，声称自己只是要求调查是否有回扣隐情，并未下令抓人。但直接布置抓捕的北京卫戍负责人王怀庆等人却连呼自己冤枉。
真是个一笔糊涂账。以下是顾回忆录相关内容，读来令人啼笑皆非：我来觐见总统的目的就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谁下令逮捕罗博士的，以便确定责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