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君民，教育为先。”中国向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官方提倡，民间响应，许多人信奉“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的古训，勤苦向学。流风所及，至今中华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民族。
要真正了解中国教育的现状，就要了解中国教育的历史。要深入了解一个地区的教育现状，则要了解一个地区教育的历史。陈笃彬院长和苏黎明教授热心乡梓，在出版《泉州古代书院》、《泉州古代科举》之后，接二连三，又完成这本《泉州古代教育》，使之成为地方教育史的完整系列著作。对一个地区教育史作出如此系统研究，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此三本书各自独立，又互为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教育史的内容必定包含科举与书院，因为已经独立出版前两书，本书侧重在官学和社学、义学等其他教育形式。但不可避免也会涉及书院与科举方面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看来作者是力图写出新的内容，尽量不与前两书重复或雷同。
众所周知，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局部的往往也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各个地方的教育史都有自己的特色，只要真正深入研究进去，必定会有独特的收获，而且多少总会折射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般特征。例如，作为历史上移民台湾人数最多的地区，泉州与台湾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本书清代部分，谈到了泉州教育、科举与台湾的独特关系，便既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也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写作最忌人云亦云，炒冷饭。只要有创意，即使是局部的创意，也具有一定的价值。整体是由各个局部构成的，因此局部的创新，对全局便有贡献，这也是研究地方教育史的价值之一。
中国帝制时代后期有一项防止官员徇私的重要制度，即地域回避制度。本地出身的官员一定不在自己家乡任职，在本地当官的人一定是外地人。因此，省级长官都是外省人，州级长官都是外州人，县级长官则是外县人。由于有这种政策的规范，一个地区的文化教育史上的人物和活动就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本地培养出来的名流显宦，如通过学校教育、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进士或举人，但他们一般都在外地做出政绩；二是籍贯是外地但在本地任职的官员，以及他们在本地文化教育上的建树。一般我们写地区教育史主要记述的还是第二方面的内容，而科举史则主要记述第一方面的内容。当然，若从本地考出去，在中央或外地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科举人物，本地教育史也可以带上一笔。本书写泉州教育史，若是某县出身的人物，在本州其他县从政，则更是完全属于泉州教育史的范围。如元代的卢琦是惠安峰尾人，中进士后曾任永春、宁德县尹，本书对他在永春县的教育方面的政绩便有所论述。
一斑可窥全豹，一叶可以知秋。通过一个地区的教育史，往往可以窥见许多全局性的事情。了解一些伟人成长的历史，往往也可给我们许多启迪。伟人最初与平常人没有太大的不同，任何全国性或世界性的伟人也都是出自一个很具体的地方。当我去参访一些伟人的故居的时候，便有这种感触，那些文化巨人最初与常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只是通常在小时候都具有良好的教育和教养，能够成就其伟业者，关键还是其日后的努力和机遇，即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
泉州古代的教育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从唐后期的崛起到宋代的鼎盛，从明代的繁荣到清代的相对式微。其中原因很值得探究，本书也作了不少分析。我觉得，明末倭寇之患和清初海禁政策，对泉州（也包括毗邻的兴化）教育事业带来沉重的打击。教育与文化具有很强的继承性，是一种具有很强连续性的事业。在各地人才的激烈竞争中，一个地区的文化接力一旦出现中断，后来要想再赶上或超过其他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很难。要想恢复元气，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清代不只是泉州地区，实际上整个福建都是如此。因为战乱等原因，清初福建乡试停过两科，人才辈出的链条中断之后，明代福建的科第盛况于是不再。明代福建不时产生状元等鼎甲人物，而清前期上百年时间都未出过状元，使得福建士人望眼欲穿，盛气受阻。直到清中叶以后，才出现“两眼开，状元来”的盛况。泉州古代教育的升沉消长也典型地反映出福建古代教育的变迁。本书对泉州历代教育的兴衰演变作了详细的叙述，对每个朝代泉州教育的特点作了概括，对全面了解泉州教育发展的过程，对其他地区教育史研究，都有参考价值。
本书也有一些值得改进之处。例如，在《南宋泉州的教育》一节中，说“贡院是科举时代地方考取秀才的专门场所。学政在贡院集诸生进行录取秀才的岁科考试称为院试，所以贡院又称督学试院，也叫考棚。但人们习惯上将府州一级的考棚称为贡院，而县一级仍叫考棚。”这里表述的是明代而非宋代的情况，宋代中央和地方的考场都称贡院，且学政是明代的官职，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当然，瑕不掩瑜，总体而言，作为一本地区教育史，本书已写得相当不错了。先睹为快之后，作者再三嘱我作序，盛情难却，因此草此短引，以表祝贺。
（本文为陈笃彬、苏黎明著《泉州古代教育》序，齐鲁书社2005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