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认为，上帝花了七天时间创造了世界；藏传佛教认为，生死之间有一个中阴期，正好是七七四十九天。
一
母亲深度昏迷了七天，整整七天。七天中，我目睹着她的眼睛从清透到混沌，直至蒙上一层厚厚的翳，然后她对我们的声音不再有反应。这是一个生命从鲜活到枯萎的过程。
我看见监护仪上的氧饱和度跌破了临界点，他们告诉我，如果跌破这个临界点就意味着没有希望了。之前也有跌破临界点的时候，但总是很快又回升上来，但这次没有。我跑出去叫护士，虽然我知道，一切都已经徒劳。七天，母亲不吃不喝地躺了七天，同学、同事、朋友、亲戚都来看过她，每个人都试图对她说点什么来唤醒她，但她只是听着，没有回应。她一辈子都在笑盈盈地跟人们说话，此刻，她躺在那儿，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对于触摸也没有反应。他们问我：“还有谁没有来看过？”我想了想，说：“都来过了。”再想了想说：“还有县里的人没来。”
二十年前，母亲遵照父亲的遗愿，把他葬回县医院的后山上。父亲说，那里是他这一辈子待得最久的地方，算得上第二故乡。医院的后山上有一片松林和一片果林，被我们叫作“花果山”，那里曾经是我们一家人的“后花园”，有着我们这家人最快乐、最自在的记忆。那时，父母都还青春年少，而我才蹒跚学步。一年前，我回去给父亲扫墓，我已经十年没有回去看过他了。我离开了家，离他也越来越远。
县城里的人说：“把墓重新修整一下，顺便扩成合葬墓。以地方的习俗，在老人身体不好的时候为她修墓叫作‘冲喜’，这样她就会慢慢好起来。”这次我没有征求母亲的意见，做主把原来的墓改成了合葬墓。有一段时间，母亲的状况果真好转，她甚至出门旅游了。
那天下午，来了几个人，都是父亲和母亲在县医院教过的学生，他们都还记得我，说了很多我小时候的事。他们走后不久，氧饱和度便开始下降，跌破了临界点，再也没有升回来。
护士让我在外面等，我知道，他们要做最后的努力。我给林木打电话，他和舅舅在来医院的路上，我的声音在闪电、雷鸣、狂风、暴雨的背景音中显得十分平静，就像几分钟前的风和日丽。几分钟后，雷电和暴雨骤然停了，他们让我进去。
我和姓铁的护士一起给母亲穿衣服，他们说，这里的临终病人都由她来做最后的护理。“主任，我和你女儿一起给你穿衣服，你要配合啊。”她一边动手穿着一边念念有词。母亲的身体温暖、柔软，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就给她穿戴完毕。我坐回沙发，告别的人都在来这里的路上，这是我与母亲单独相处的最后机会，她躺在那里，不再疼痛。小铁拿来自己平时用的化妆品，说：“主任喜欢漂亮，要让她美美地走。”我的鼻子一酸，泪水流了一脸。
二
我坐在延龄的旁边，副驾驶的位置。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偶尔想起他小时候的样子，那时候，他还没有上小学，被带到省城，住在我家，我常对他行使姐姐或者城里人的权威，迫使他听从我的指挥。他是一个长相极为出众的农村孩子，就算在城里也属于招人喜欢的那种——大眼睛，虎头虎脑。他是父母在县城认的义子，他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几乎都曾是我父母的病人。现在，他都已经是一个十岁孩子的父亲，他儿子跟他当年长得一模一样，而他现在只剩下中年男人被生活压迫后的沉默，还有就是我不愿看到的颓然。
快到县城时，我和他的话开始多起来，县城是我们唯一的话题。严格地说，我没有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生活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两年，父母离开后，我与这里的联系原本就该结束了。延龄说：“姐，你多少年没有回来了，变化可大了。”他用“回来”这个动词定义了我与这座县城的关系。
我对这里的记忆不多，其中包括建在山腰的县医院，那里是县城的制高点，站在那儿能看到县城全貌。那是一座两进院的四合院建筑，据说曾经是县衙所在地，是当年县里最好的建筑之一。与县医院遥遥相对的另一个山头上有一座苏式建筑，灰砖的墙体稳定而又庞大，曾经是县委所在地，这座苏式建筑主要用来开全县大会，所以当地人都管它叫“大会堂”。除了召开全县大会，这里也兼做电影院，有时候也在“大会堂”前面的那块空地上放露天电影。1976年唐山大地震和举办毛主席的追悼会时，就把平时放露天电影的空地改建成了地震棚和临时会场。两座山之间有一条小路，小路被一条河分成了两半，如果雨季涨水，有人在河里垫上大石头，就能照样畅通无阻。白天，清亮的小河就是孩子们的天堂，我们在河里洗澡、嬉戏，学习游泳。这条路也是从医院到大会堂最近的一条，喜欢看电影的父亲从来不走大路，他说，走小路节约时间，省出来的时间，他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做手术，我不记得他还做过别的什么事。
那时县城只有一条马路，路的两边，百货商店、邮电局、供销社、兽医站、新华书店、长途汽车站和车站旁边的饭店一字排开。新华书店是父亲最常光顾的地方，即便是临时买瓶酱油他也会进去待一阵，而且一定不会空手出来，从《鲁迅全集》到《赤脚医生手册》再到《木工指南》，都被买回了家。
这是条土路，遇到下雨就成了泥浆路，如果遇到赶集天，人们照样在泥浆路两边熙来攘往地采购，一周的蔬菜和鸡鸭鱼肉基本在这一天备齐。赶集的日子是最快乐的，母亲带着我从街头走到街尾，好像所有人都认识我们，常常有人往我们的篮子里放进一点时鲜的蔬菜，而母亲总是在推脱不掉的时候给摊主留下一些钱。当然，我也就经常得到一把瓜子、两捧桑葚这类的好处。
县城的变化的确很大，大到几乎没有任何细节可以佐证我的记忆，除了周家坡的白家，也就是延龄的家。
三
在公鸡的打鸣声中醒来。年轻人上班，孩子们上学，女主人也出门采购去了。见大门虚掩着，我径直走了出去。
晨雾未散的寨子里只有鸟的啾鸣，偶尔有下地干活的男人女人对我行注目礼，村子里的常住人口多少都沾亲带故，他们自然好奇地多看我几眼。清早，透亮的空气和蓝天中变幻不定的云彩引领我呼吸着满是泥土和露珠的气息，此刻的安静和闲适点亮了记忆中关于县城的那个部分。路在村口有两个分岔，铺成柏油路面的通往县一中，再往上便到达原来的县委大院，那幢苏式建筑还方方正正地立在那里，灰色的外墙、巨大的体积是那个时代最鲜明的注脚。只是对面的县医院正在拆除，旧址上将建成全县最高档的住宅小区。我朝着还没来得及修的老路往前走。过去全县城都是这种碎石铺成的弹石路，汽车开在上面像在颠簸箕，这是我通往县城记忆的密钥。
以前，我抱怨过乡村生活的迟缓，在那种仿佛时间都已停滞的节奏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然而，现在却生出了几分眷恋。
四
回到白家的院子，里面已经人声嘈杂，男人们在院子里抽烟、逗孩子、闲聊，女人们在厨房杀鸡、切肉、炒菜，准备一会儿上山所需的食品。出殡是一个家庭中最重大的事件，比一个新生命的降临更为隆重。
一年中，清明和七月半是春节之外最隆重的日子。尤其是每年的七月半，仪式从七天前的“接祖”开始，整个过程中家里必须留人，确保一日三餐都有人供奉家里的“先祖”，仪式的高潮是第七天晚饭前的“送祖”。这一天，出远门的人都要赶回来，在家门口烧了纸钱，撒了浆米饭，家里人挨个给先祖磕了头，烧了写着详细的收件地址和人名的纸钱包裹，“送祖”仪式才宣告结束，然后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
我像个外人，哪里都插不上手，也接不上茬。
临近中午，年轻人和放学的孩子都回来了，院子里更加热闹，孩子们准确地喊着“二大爹”“三姨父”“表叔”“五婶”，可见了我便要停顿。昨天才出现在家里的这个人，对他们来说难免陌生。
到了山上，村里那位德高望重的法师和他的徒弟早已经在新修的墓地前摆开了阵势。父母没有儿子，便由延龄把母亲的骨灰抱上山，对乡下人来说，即便是义子也算是家里的男丁，很多事只有男人可以出面。而林木是女婿，始终只是外姓人，除非入了赘。
然后，晚辈们在墓前跪成一排，法师带着他的徒弟开始做法事，因为口音，也因为他们的语速，我一句也没有听懂，只是跟着延龄他们，在许多个间隙不停地磕头。仪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女人们开始张罗大家分食供在墓前的饭菜。这时候我才发现，墓地周围已经站满了人，许多我从来没有见过。杨宏毅说，那些都是他的学生，也就是父亲的学生的学生们。
据说，有一年他们中有两人在报考医生资格证前跑到父亲的墓前磕了头，求父亲保佑他们顺利通过。结果，两人都顺利通过，于是又来给父亲磕了头。他们俩现在已经是县里另一家医院的骨干。
不一会儿，大担小担挑上来的汤汤水水、饭菜糕点都吃得精光。大家又按顺序到墓前磕头，这是临走前的告别。女人们则在墓前焚烧纸钱，我也加入其中，她们要求我大声向父母喊话，如果不喊话，他们就收不到我的心意。
接下来的三天，每天早上都要上山给新墓“送水”，意思是不能让新上路的人路上口渴，同时也是再送他一程。新修的墓边特别预埋了一个小土罐，每天上山都要由我象征性地往里面加点水，这个工作一定要我来完成。
下山的路上，女人们把每个上山人的名字都喊了一遍，然后接着喊：“回去喽！大伙回去喽！”她们说，只要是上山的人，尤其是小孩子一定要喊到，否则他们的灵魂会迷失，找不到回家的路。一路上，遇到沟、桥、路口，男人们就停车，烧些纸钱，说是为新上路的人买通守在路上的小鬼，让他们不被为难。
新修的合墓比二十年前的气派了很多，墓碑上写着父母各自的生平，也有人们的怀念和对他们医术的称赞。墓碑上的字是母亲的另一个弟弟写的，他在书法上颇有造诣。我曾经跟着他学过几天写字，可惜，我生性懒惰，半路荒废了。只记得他说：“写好字，最要紧的是学会执笔，而握笔最重要的是懂得浅执，每根手指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把握不要过于用力，这样笔锋才能张弛有度。”
五
白家的大门从早到晚都敞开着，不论是亲戚、邻居，还是隔壁家的狗都可以随便出入。堂屋的方几桌上永远都摆满时鲜的水果或县城的特产。
晚上，橘黄的灯光下，全家人聚在堂屋里，有一搭没一搭、东家长西家短地闲扯，串门的客人总能随时接过话茬儿。小辈儿的在一旁沏茶倒水，主人也不刻意寒暄。有时，隔壁家的男人只是闷闷地抽完手里的烟便起身走了，竟连一个告别都没有。我在最靠里的角落坐着，这样可以看到屋里所有的人和他们的行动。年长的几乎都记得我，总是过来说几句关于父母的事迹，我便以延龄的辈分向他们问好，应和他们的回忆，回答他们关于北京的工作和生活的种种好奇。
延龄常驻邻县工作，这次专程到省城接我们回家。这些天，他几乎不在家吃饭，他是白家的长孙，回家一次总有不少表亲需要走动。因为身体的关系，他已经下决心不再喝酒，但这些天总免不了是醉着回来的。他从外面回来，坐下就一言不发地埋头抽烟，妻子泡了茶递过来，然后把剥好的核桃仁放在他手里。作为护士，她自然知道酒精的坏处，但她从不责备埋怨。
父亲按当地的规矩给这个义子取名昊鸥，没有儿子的父亲希望他终能翱翔天空，自在而高远。这个名字用隶书被刻在墓碑上，村子的伙伴也都叫他“老鸥”，倒是我还习惯叫他的乳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