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惫，我觉得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渴望得到睡眠，我需要用一夜的安眠换得第二天的神清气爽。我告诉自己：“明天还要继续。”但躺在床上依然没有睡意，脑子里依然像一锅沸腾的水。
2012年5月3日
不再提安乐死的事
母亲不再提安乐死的事，照例正常进食，偶尔与我们说笑，可只要我离开，她就很不高兴。我坚持把她留给小月和护士照顾，晚上回家休息。我已经失眠快一周了。
2012年5月4日
高高兴兴地活着才有意思
下午去取活检报告，结果证明切下来的的确只是一块多余的肉。
在路上给母亲买了她爱吃的凉米线，走在明晃晃的太阳底下，四处都是夏天的绚烂与明快。
聊天。吃东西。看电视。来来往往的探病的客人。“能这样高高兴兴地活着才有意思。”小月停下手里按摩的工作，身体还趴在母亲的腿边，她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我，没人向她解释奶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她看来，每天都该是高兴的，虽然偶尔想家的时候她会哭一场，想到迷茫的未来也会伤心一阵，但这些不愉快很快就忘了。
很多人都建议我应该在合适的时间，与母亲敞开心扉地聊一聊，“她其实并不完全明白你的感受”。我当然知道，我们彼此都不能完全理解对方，但我认为即便是母女也没有必要百分之百地明白对方，维系我们的应该是爱，而不是理解。可我接受了这个建议，我在寻找或者等待合适的时间。
“今天怎么没有见到院长？”母亲一直在等院长对于安乐死要求的回复。实际上，我与院长已经达成共识——她并没有真正绝望到要提前告别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助她这一臂之力。我含糊其词地应付着，其实我想告诉她：“给死以尊严，是人生的大智慧，但并不只是选择以什么方式结束这么简单。”我没有说。我还是没有说。
2012年5月5日
时间对她还有意义吗？
早上去买了菜，做了炒菜心和回锅肉送到医院。母亲照例每道菜只吃一两口。
吃过饭，小月回家洗澡、换衣服，这几天一直是她在医院陪护。从我进病房起，母亲就一直闭着眼，偶尔睁眼看看我们，偶尔提一两个要求。小月走后，屋里更加安静，这会儿母亲看上去像是睡着了。于是，我拉上窗帘，高原的阳光总是毫不吝惜地把亮和热洒向大地和大地上的万物，然后，我躺在沙发上翻看前两天别人送给母亲的书——《活在当下》。作者是美国一位知名的心理学家，他在六十岁那年突然中风，于是开始了与疾病和衰老的漫长斗争，这本书记录了他对疾病、衰老，甚至死亡的思考。
“你也给我念念啊。”母亲突然说，语气中有种陌生的低声下气的恳求。
我走到床前，坐下来开始念，文字十分流畅，而且第一人称的叙述有很强的代入感。比起《西藏生死书》，这本书更容易被她接受，我想。“同病相怜”的经验或许比麻醉剂有用，比照中人们更能相互理解，生老病死前的平等，让“天涯沦落人”之间有了知遇的温暖，因而不再孤单。
我停下来，看着床上像是睡着了的母亲。我问：“你累了吧？继续念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对话只剩下简单的疑问句和祈使句。“你是不是念累了？我也听累了，停一停吧。”母亲喜欢使用第二人称的句式，这种把“我”放在次要位置的表达让她觉得自己处在“事事以他人为重”的道德高地。此时，在我看来，这句话最核心的部分在于“停一停吧”。我停止了阅读，而且从内心放弃了念书给她听的计划。其实，我本来是想借着书里的内容，能顺理成章地展开一段关于疾病、衰老和死亡的对话，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而且我们之间需要这样一次谈话。我再次放弃了。
重新陷入沉默，母亲仍然紧闭双眼，我回到沙发上，继续读刚才那本书。或许，此刻我们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生命和死亡，但年龄、辈分、人物关系、阅历、见识和生命的价值观阻止了我们之间可能的交谈，我们无法面对面地、平心静气地谈论它，我们只能独自思考和面对。
“几点了？”母亲再次打破沉默。
一天里，这个问题她至少问了三遍。“时间对她还有意义吗？”我被自己心里的这个问题吓了一跳——今天没有人来看她，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电视台也没有好看的电视剧。明天和今天有什么不同？
三点钟要吃一次药，这个作息表通常由小月来掌握和完成，她不在，母亲在自己提醒自己，或者是在提醒我。即便小月在，她也不会真的放心等小月提醒她。止痛药已经不只用来缓解身体的疼痛感，还被用来稀释等待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正在消逝的束手无策。总之，身体的感受难以言说，也无法分享。
2012年5月6日
似乎又看到了生的希望
吃过午饭，母亲说：“明天你把准备好的衣服也带过来吧。”我知道，她今天很不舒服。
院长就是在这个时候进来的。四天前，我按母亲的意思去找过她，我们之间进行了一次深谈。我们谈到母亲一生所经历的不幸，谈到母亲面对癌症的态度，谈到母亲对死亡的恐惧。院长最后表示愿意承担临终关怀的角色，虽然她乐观地认为，母亲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存活期。她甚至认为我应该回北京继续工作，而不是以放弃自己的生活为代价来面对这段日子。她表示，这家医院可以给母亲提供最好的服务。我婉拒了她，但我提议，找个机会我们一起跟母亲谈谈死亡，“只有直面它，我们才能更加坦然地接受”，这一点我们始终一致。
院长用母亲最乐于接受的“先进的”模式来启发母亲对自己身体的认识，这种时候，母亲总是显得开放、包容、积极、乐观。我觉得，某个时刻，母亲似乎又看到了生的希望。至少，在我离开病房的时候，她不再说“明天把准备好的衣服一同带来”。
2012年5月7日
没有人知道她正在翻腾着怎样的心绪
与院长的谈话似乎有些作用，母亲要求继续注射胸腺肽，还让我把石斛拿去给她吃，一周以来，除了止痛药她什么都不再接受。
一整天，她看起来依然很不舒服，除了疼痛，也没有任何一种体位能让她觉得舒服。她一直闭着眼睛，在细雨绵绵的夏日里始终无话，没有人知道她正在翻腾着怎样的心绪。
“今晚你别回去了。”电视里正在播一部医疗题材的电视剧，几天来，母亲最盼望的时刻就是这部连续剧的开播。我留了下来，小月也很高兴，她没有说自己这些晚上是不是有点害怕，虽然母亲说她晚上总是睡得很香。母亲入院的那天，我把实情告诉了她，她说：“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我不害怕。奶奶对我这么好，我要一直陪着奶奶。”
2012年5月8日
别走，你们别走
夜里一直都很安静，护士来了两次，母亲一直都在睡着，没有醒过。
六点起床，母亲还在睡，我把小月喊醒，交代她我要回家一趟。我打算以后就自己陪夜，小丫头睡着了打雷也醒不了，在这里没有什么大用。
洗了澡，把换下来的衣服扔到洗衣机里，我打算利用洗衣服的这段时间睡一觉，昨晚又失眠了。以后在医院陪床，睡眠一定好不了。刚躺下，电话响了：“阿姨，你快点过来，医生要给奶奶用一种新药，需要你来签字。”挂了电话，我穿衣服时，电话又响了：“阿姨，院长说，让你快点来。”小月的声音这次更加急促，我听得出来，这么着急地催我过去不只是用药这么简单。“到哪儿了？”电话第三次响的时候，是院长的声音，我已经坐在出租车里了，从家走到医院只有两三站地的距离，平时我都走路过去。一进医院，我就看到小月站在楼道尽头的窗户前，逆光的剪影里，是一个成熟少女的侧影。我被医生拦在走廊里，被直接领进办公室，院长和几个熟悉的医生都在，院长看着我的眼睛，说：“你母亲之前就向我们提出过，弥留之际不接受任何抢救。”我点头，我知道这个情况。“现在，你需要在这里签个字，这是必需的程序。”我照办。我只想尽快回到病房，我只想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但他们觉得，此刻签字认可比告知病情更重要。
病房里多了几台机器，除了监护仪，别的我都不认识。他们撤走了母亲的枕头，她闭着眼睛躺在那里，还戴着那顶白帽子，如果在平时，她一定会说没有枕头不舒服。“你尽快通知需要通知的人吧。”院长说，她的声音是那种见惯了生死离别的冷静。
我把母亲留在病房，开始打电话。甄叔叔说他马上赶到。林木在西藏五千米的哨所采访，昨天出现高原反应，这会儿正在医院输液。他会乘最近的一班飞机过来，估计傍晚时分能到。其他人是我擅自通知的，我想母亲不会拒绝见到舅舅。还有小谢，她走时一再说，要赶来送母亲最后一程。所有人都在路上。而我能做的只是等待和守候。
这时我才想到小月，她一直站在窗前，我看到她在哭，但没有声音。我走过去，想要抱抱她，可她躲开了。
下午，人陆续到了，舅舅在母亲的耳边喊她，她睁开眼看了看，眸子依然清透。林木来了，也附在母亲耳边说：“妈，我回来了。”母亲再次睁开眼睛看着他。“别走，你们别走。”她说。我看见她的眼角有一滴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故去
护士不停地和她说话：
婆婆，给您穿衣服，
弯弯手，再弯一小些，
侧个身，好，坐起来。
我却有些呆，只是
小心地将母亲的手
从衣袖里慢慢拉出，
温热的手已经转凉。
母亲突然间就走了，
漫长的煎熬结束了。
我们呆呆地看着她，
没有哭，也没说话。
此后七天，我们将
她火化，送下乡，
按规矩安葬了她。
也就那么一小会儿，
新的一天随之而来。
从此，我们将独自
迎接自己的生和死，
而一切仿佛都乱了。
疲倦如鲜花般盛开。
树荫下，荡秋千，
看花池里邻居们
里应外合地跳着舞。
舞蹈欢快，甚至激越，
超出了他们的年龄。
我们也无一丝悲伤，
只是茫然得无所适从。
林木 2012.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