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复礼
“克己复礼”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使之符合礼的要求，这就是仁。儒家不讲禁欲，主张顺民之所欲，使民众满足其欲望和需要。但为何又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呢？“礼”是什么东西呢？
周朝是“礼”最辉煌发达的时代，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为了周朝的发展繁荣、长治久安，为周朝奠定一个稳固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体系，从而进了“制礼作乐”的开创性工作，随之“礼乐文化”在周朝蔚为大观。“礼”不仅指社交礼仪，更重要的是指制定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一言以蔽之曰：礼代表着制度和秩序。礼的本义是合理，是符合仁道的行为及其行为规范。按孔子的说法，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仁要借助礼来表现出来。只有形式而无内容的礼是苍白的、虚伪的东西，而只有内容而无适当表现形式的仁则显得粗野，从而不为人理解和接受。“乐”就是音乐，音乐借助于声律以情感人，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因此，老板也十分重视音乐感染和陶冶人的情操的作用。礼乐文化对现代老板也很有启发意义，当今人们称之为企业文化的东西在本质上也就是“礼乐文化”的现代版。
“礼”在儒家辞典中占据突出地位，把“礼”与“仁、义、智、信”合为一体，称为“五常”，就是“三纲五常”中的“五常”。所谓“常”就是常理的意义，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是人类社会永远离不了的。在“三纲五常”中，我们认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这三条原则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已宣判为落后反动的道德教条，理应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同时，我们也认为，“五常”——仁、义、礼、智、信，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当发扬光大。在社会生活以及家生活中，我们都希望每个人做到文明礼貌，形成令人心情舒畅的良好社会风气。礼能起到调节人际关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孔子说过：“不学札，无以立。”一个人不懂得礼，就不懂得协调人际关系的规范，就不能立身处世，也就不能获得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为什么这样讲呢？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就是说，一味恭敬而不懂礼法就会烦劳，过于谨慎而不懂礼法就会胆小怕事，只知勇敢而不懂得礼法就会鲁莽惹祸，心直口快不懂得礼法就会尖刻伤人。所以“礼”是一个人或一个企业对外交往中必须具备的不可缺少的行为规范。人们在认识礼的本质和重要性的基础上，应自觉自愿地遵循礼法来行事，因而守礼首先应该是人的自觉行为。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人非圣贤，七情六欲蠢蠢欲动，私欲的膨胀导致种种非礼的行动。不尊重别人的权利，不爱护公物，不维护组织的利益，在社会交往中不文明、不讲礼法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需要“克己复礼”，克制个人的过分的欲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规定。
儒家向往和塑造的是模范型和良师型的老板。老板通过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反应，发送出的信息都代表了他的经营风格和水准。制定准则和严格执行这些准则，它意味着老板也必须像每一个员工一样去遵守。老板的行动准则是“正己正人”，首先端正自己的言行，然后才能积极影响员工，使其自觉自愿遵循有关准则行事。要成为一名卓越的老板和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准则，就需要精力和恒心。你必须始终与此相依存，并努力实践它，你也会从中得到许多回报，老板要在每一件事上严于律己。
在《论语·颜渊》篇中，孔子留给后人的关于仁德的一段完整的论述，多少年来一直为仁人志士所奉行，但在我国历史上也曾有过不只一次的在特殊时代背景下遭到的批判。重新全面认识这段话，对我们的企业、老板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想与道德境界的重建，对我们大家的人格成长、成熟都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
孔子此处的“礼”其实就是“理”——天理与合理。合理化是人类行为的指向，理性的合乎人类真正礼义的行动则每个人的人格将逐渐完美，礼对人一生的行为就因此具有了指导、节制、总合、仁爱、公平判断的作用，同时也使人际关系更臻圆满。孔子的这种“克己复礼”观也强调了个体与整体统一，他也强调从个人意志与个人自由出发。一个企业之事也好，一个国家的治理也好，只要个人的言行思想是遵循“礼”与“理”行事的，则这一切就有了“合目的”性，个人的行为就成了类行为的一种存在方式，天下也就会自然归于仁了，数言之间，值得每一个人一生一世的慎思与慎行：
克己复礼为仁，讲的是要克制自己的自私欲望，走上正道，遵循天理，遵循民众心中的“礼数”，就可以走到礼与仁的境界，就可以达成真正成功人生；一日克己复礼，即每一个人什么时候都可以幡然悔悟，开始“克己复礼”达到物我两忘的“天下归仁”的大境界。对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来说也就导入了真正仁爱公平公道的发展机制和环境，则效果可测也。
为仁由己，即仁的境界在于虔诚的内心修养，别人无法为你做到，只有真正地完善自己的人格理想，完全修行自己的美德与善缘，才可能志存高远，实现自己的、企业的、国家的价值。
非礼勿视，即要求每一个人从生活中的点滴做起，从视、听、言、动做起，严要求，勤实践，处处事事以“仁”、“礼”标准去顿悟终可以成功。
一个老板、一个企业如果不按仁德大道去追求名利和发展，他就不可能看到长远的未来，他就会为眼前的名利所诱导，他的行为就会愈益显示出非理性，加上社会环境本身令人对未来不敢抱信心，或者社会机制缺乏合理性，比如用人制度、对老板的回报与奖励制度等，甚至由于人的人格修养不高而社会又提供了成就其破坏行为的漏洞，因此愈益多的人的行为表现出短期化与非理性，导致了多少企业从辉煌走向寂灭，多少名流大亨走向衰亡甚至走进监狱。因而总结别人的成功与失败之案例，可以使我们的老板因“克己复礼”而实现人生的或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礼”与行为自控
儒家关于“礼”的内容十分广泛。《左传·隐公十一年》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荀子·劝学》给礼下了这样的界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记·曲礼》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在这些界说中，包含有社会的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容。儒家还把“礼”与“仁、义、智、信”相提并论，是因为“仁”是内在的道德意识，“礼”是仁德的外在表现，它起到调节人际关系，达到社会和谐安宁的作用。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不懂得“礼”就不懂得协调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就不能立身处世，就不可能获得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儒家认为，“人者，仁也”，人具有仁爱之心，而这种仁爱之心通过“礼”来控制人的行为，因而“礼”也是人的一种规定。《礼记·曲礼》认为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是“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人而无礼，就和禽兽没有区别。“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既然，“礼”是人的一种本质规定，是仁德的一种表现，学礼，按礼来行事，就应该是人的自学的行为。《礼记·曲礼》：“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取：趣也，治也”。即只能由人主动来遵循礼，学习礼；而不是相反，以礼去就人，强行人，教人。礼是要在人认识礼的重要性基础之上，由人自觉自愿地遵守礼和实行礼，而不是以礼的规定去勉强人遵守和实行。遵守“礼”应该是人的一种自觉的行为。
“礼”是人际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行为规范，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一定时代的礼的规定，是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的一种标志。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发展，更应该是如此，而不是相反。现在，在我们现实的社会中，由于私欲的膨胀，人性的异化，对传统礼仪的精华的全盘否定，人生价值的扭曲，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在社会商业交往中不文明、不礼貌的行为比比皆是。不少的人根本不知道应该有礼貌，当然就不可能有礼貌的行为，这是因为根本没有人教给他们在商务交往中，应该有哪些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如何待人接物。更不知道，“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本质规定，是仁德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中国之所以称为礼仪之邦，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很讲究文明礼貌。但是长期以来，把传统文化中的文明礼貌行为当作封建主义的垃圾大加挞伐，全盘否定了，因而使一些人进入一个洪荒的领域。现在，谁也没有把这个洪荒的领域当成问题而加以重视，因而在社会的有些方面失去了和谐与平衡，企业间与企业内的一些小小矛盾，有时就产生冲突，甚至犯罪。相反，即使一个人具有一种内在修养，但是，如果不用“礼”来调节自己的行为，也会走向反面，甚至出现不文明的行为。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即是说，一味恭敬而不懂礼法就会烦劳、忧愁；过于谨慎而不懂礼法就会显得胆小怕事；只知道勇敢而不懂得礼法就会鲁莽惹祸；心直口快不懂得礼法就会尖刻伤人。所以可以这样说，“礼”是一个人或一个企业对外交往中必须具备的不可缺少的行为规范。
人之所以需要“礼”，“礼”之所以是人的一种本质规定，是因为人有自尊的意识，同时也应该有尊重别人的意识。自尊和尊重别人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礼记·曲礼》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自尊心，而况富贵乎！”即是说，每个人要自己恭谦，尊重别人。因为人人都有自尊心，不论是社会地位高的，还是社会地位低的都是如此。在人际交往中，自我不能太大，要像水一样，水善利万物而不亢，故它无所不在。人要有卑谦的精神，向他人表示谦恭，人们就会向你表示谦恭，你就会受别人的尊重。只有尊重别人，别人才能尊重你。不自尊的人，也不会尊重别人。不尊重别人，也就没有自尊。
用礼仪来维护友情
许多人交友常常涉及这样的误区：好朋友之间不需要讲究客套。他们认为，好朋友彼此互相了解，亲密无问，如兄如弟，讲究客套太拘束也太见外了。然而，他们不知道朋友关系是以相互尊重为前提的，容不得半点干涉、强求和控制。彼此之间只有情趣相投、脾气对味则合、交、反之，则高、绝。朋友之间再熟悉、再亲密，也不能不尊重对方，不讲客套，否则，默契和平衡将被打破，友好关系将不复存在。
充沛的感情能促进和谐深沉的交往，这种感情不是矫揉造作，而是真诚的自然流露。中国自古为礼仪之邦，用礼仪来维护和表达感情是人之常情。
好朋友之间讲究礼仪，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过于讲究礼仪。一味打躬作揖，则更加糟糕。朋友间的交往要恰如其分，不强交，不苟绝，不面誉以求新，不愉悦以苟合。
朋友之间，在非原则问题上谦和礼让，宽厚仁慈，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则应保持清醒，不能一团和气。见不义不善之举应阻之正之，如力不至此，亦应做到不助之。如果明明知道有人在行不义不善之事，却因他是长辈、老板、朋友，即默而容之，这是自私的倾向。有时候，立定了脚跟经商，的确是会冒风险的，也可能会受到暂时的委屈，受到别人的不理解，但是这种公正的品德，最终会赢得人们的尊敬。
《说唐》里鼎鼎大名的尉迟恭是一名莽勇的将军，却不知在唐史里，也是一位以“和而不流”著称于世的君子。
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在朝间与吏部尚书唐俭下棋。唐俭是个直性子的人，平时不善逢迎，又好逞强，与皇帝下棋却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把唐太宗的棋打了个落花流水。唐太宗心中大怒，想起他平时种种的不敬，更是无法抑制自己，立即下令贬唐俭为潭州刺史，仍不觉解气，他又找了尉迟恭来，对他说，唐俭对我这样不敬，我想借他而诫百官。不过现在尚无具体的罪名可定，你去他家一次，听他是否对我的处理有怨言。若有，即可以此定他的死罪！尉迟恭听后，觉得太宗这种张网杀人的做法太过分，所以当第二天太宗召问他唐俭的情况时，尉迟恭只是不肯回答。反而说，陛下请你好好考虑考虑这件事，到底该怎样处理。唐太宗气极了，把手边的茶杯狠狠地朝地下一摔，转身就走，尉迟恭见了，也只好退下。
唐太宗回去后，一来冷静后自觉无理，二来也是为了挽回面子，于是大开宴会，召三品官入席，自己则主宴并宣布道：“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表彰尉迟恭的品行。由于尉迟恭的劝谏，唐俭得以免死，使他有再生之幸；我也由此免了枉杀的罪名，并教我以知过即改的品德，尉迟恭自己也免去了说假话冤屈人的罪过，得到了忠直的荣誉。因此赐尉迟恭绸缎千匹。”
唐太宗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公正”；同时，他也感谢尉迟恭。假使尉迟恭真的按他的话去陷害唐俭而致其死，又安知唐太宗肯“公正”起来，不治罪于尉迟恭呢？与朋友相处也是一样，如果是真心待人，就应该对他加以爱护，不但帮助他渡过种种的难关，而且也要帮助他克服种种弱点，天长日久，朋友们自然会了解你的为人和品格，包括自己的老板和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