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德利对英国的要求不予理会。他对特德说，特德所要求的“差不多正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英国人至少是暂时平静下来了，并且同意尽力为华盛顿通过一项联大决议，以此作为继续进行军事活动的政治指南。 英国和其他7个友好国家一起，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呼吁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以保证整个朝鲜有一个稳定的局势”，在联合国主持下选举一个统一的政府，并立即撤军。该决议案于10月7日通过，47票赞成，5票反对，7票弃权。
在此问题上，艾奇逊头脑发热，忘记了做律师的常识。艾奇逊（和他的下属）决心得到联合国对三八线以北军事活动的认可，因此在措辞上极不严谨，在以后的两个月里，这一错误给美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该决议谈及了建立“稳定的局势”。但1945年以来，北朝鲜俯首帖耳地处于共产党统治之下，不就已经存在着这种“局势”吗？北朝鲜政府过去一直对联合国置之不理，甚至拒绝允许联合国的代表进入该国，为何联合国现在又期待与之合作呢？如果北朝鲜果真拒绝的话，那么联合国愿意采取的保证“稳定的局势”的“一切适当的措施”又是什么呢？决议对此只字未提。
艾奇逊后来对此有所解释，尽管并无说服力。他认为1947年联合国关于进行朝鲜统一选举的决议已被苏联的军事力量所阻止。“北朝鲜人民军只剩下一些散兵游勇。我们希望，对那些发动这场侵略的势力加以围剿或者让他们投降。这将使联合国决议得以贯彻执行……并且……尝试统一整个国家。”“如果仅仅是韩国军人要在这个极北的荒山秃岭的国家建立某种程度的秩序”，那么，“可以相信”苏联人和中国人都不大可能进行干涉。
正如艾奇逊所说，使他灰心沮丧的是，麦克阿瑟“立即剥去了这一决议……模棱两可的外衣，并对它肆意解释，这种解释是联合国大会通过这项决议的大多数所不能接受的”。艾奇逊特别谈及了麦克阿瑟10月9日要求北朝鲜投降的广播讲话。这位将军援引了联合国的决议并宣布说：
为了执行联合国的决议……我……最后一次要求你和你指挥的军队……立刻放下武器并停止敌对行动。……除非你立刻做出响应……我将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来执行联合国的命令。
艾奇逊说，麦克阿瑟的这番话，使人们再也不怀疑他已经准备好用他“可怕的利剑”在整个朝鲜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政府”了。第二年春天，麦克阿瑟被解职后在参议院作证时，简明扼要地定义了他的使命：“横扫整个北朝鲜，统一并解放朝鲜全境。”尽管艾奇逊感到沮丧，但麦克阿瑟的解释绝非信口开河。联合国10月7日决议的前言援引了过去三个呼吁统一朝鲜的决议（1947年、1948年和1949年），并指出这一目标还未实现。根据这些条文，加上10月7日决议的执行部分含糊不清的措辞，麦克阿瑟将得出结论，认为联合国的确希望他统一朝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柯林斯将军所指出的，在下达给麦克阿瑟的“任务中，从未包括统一朝鲜的命令”。
柯林斯的话是对的，但总的来说不全面。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眼睁睁地看着麦克阿瑟在准备北上，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撤回给他的命令。他们没有这样做。如后所见（在第十一章），中国不断警告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话，它就要进行干预。所有有关人士——杜鲁门、艾奇逊和麦克阿瑟都对这些警告嗤之以鼻。甚至10月下旬中国志愿军小规模参战以后，给麦克阿瑟下达的命令也没有任何改变。杜鲁门和艾奇逊都深信，由于美国无意进攻中国领土，因此中国人应该相信他们的动机。然而，中国人并不相信他们。总之，杜鲁门政府（总统、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所犯的错误的程度，与麦克阿瑟不相上下。对于接踵而来的大溃败，杜鲁门的辩护士们不公正地谴责麦克阿瑟。然而，华盛顿也必须分担责任。
仁川胜利后，麦克阿瑟精神大振，即便阿尔蒙德将军未能向沃克将军的“铁锤”提供粉碎北朝鲜人民军的“铁砧”，也未使他有所收敛。他现在面临的只是一个溃不成军、士气低落的敌人了。10月初，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便准备挥师北上。
华盛顿的红色间谍
不幸的是，麦克阿瑟的北上计划受到了妨碍，因为共产党人对麦克阿瑟的部队所受到的限制（特别是禁止除南朝鲜人以外的联合国军队接近鸭绿江边境地区），以及华盛顿对在三八线以北采取任何行动是否明智的不安心理了如指掌。这一情报的来源渠道是三名埋藏很深、在英国政府中身居高位的苏联间谍：派驻华盛顿大使馆任情报官的“金”·菲尔比、使馆二秘盖伊·伯吉斯、伦敦英国外交部北美司的唐纳德·麦克莱恩。这三人都是英国权势阶层的产物，他们在30年代上大学时就皈依了共产主义；当他们在官宦途中步步高升时，又同意充当苏联的情报人员。菲尔比的职位尤为有利。他在华盛顿日理万机的工作包括与中央情报局保持联系，他还与国防部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们频繁交往。
尽管菲尔比身居要职，但美国的反间谍机构对他并非完全放心。二战期间，英美安全方面情报的若干次重大泄露都被查到是出自英国使馆，菲尔比当时就在使馆任职，他是受怀疑的对象之一。因此，当他1949年年中返回华盛顿时，联邦调查局便把他置于不甚严格的监视之下。尽管如此，菲尔比仍然以职务之便获得经由使馆的所有情报，包括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和战略计划的详细情况。
菲尔比漏掉的情报会经由盖伊·伯吉斯之手，此公是安全官员最为头痛的人物。他是一个酒徒和同性恋者（他在言行中对这两个特点毫不隐讳），在其他国家任职时劣迹昭彰，派驻美国是他的“最后机会”。使馆的很多人都不希望与这个贪杯好醉的乡巴佬打交道，因为他的反美激辞（在朝鲜以及其他问题上）常常使他们窘迫不安。英国和美国的反谍报机构都认为他是安全方面不折不扣的危险分子。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当他打探与其职责毫不相干的朝鲜问题时，居然无人对此表示怀疑。伯吉斯的借口（实在不足为信）是，他希望得到他能够找到的关于朝鲜战争丑闻的所有情况，以及“麦克阿瑟这个大笨蛋是怎样把我们拖入战争的”。
伯吉斯打算利用的一个内线人物是华盛顿的对外政策协会这个私立研究机构的一个官员。伯吉斯对这位官员表白说，他在英国使馆的工作是分析美国远东政策的动机和趋向，他不仅要了解官方的观点，也要了解美国公众的看法。在这位人士看来，伯吉斯似乎“躁动不安，激动不已”，并且执意认为美国是“在劫难逃，因为它……陷入了东方事务而不能自拔”。伯吉斯看上去“对俄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颇为宽容”。
伯吉斯是一个吊儿郎当的间谍。他可以一口气喝干六杯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而面不改色，但四处活动时却蓬头垢面，指甲不洁，甚至在冬天也不愿把他的敞篷车顶篷拉上。他认为，国会对国务院中同性恋者的调查是“对个人的公开冒犯”，他真的如此慷慨激昂，以致对外政策协会的那位官员得出结论（十分准确地）认为，伯吉斯本人就是一个同性恋者。然而伯吉斯的确对一些资本主义的舒适生活方式羡慕不已：有一次，他居然打听要参加极具排他性的华盛顿大都会俱乐部。
伯吉斯和菲尔比的最后一道屏障是伦敦的唐纳德·麦克莱恩，所有来自驻华盛顿使馆的电报他都要过目。麦克莱恩像他的老朋友伯吉斯一样，也是贪杯之徒和同性恋者。在过去几年里，他一直在接受严格的心理治疗，但是美国和英国的安全机构都未对他产生怀疑，他日复一日地抄录经过他手的重要文件。
据中央情报局一位前反间谍专家说：“由于二战期间和战后英国在我们安全领域中造成的问题，我们在与他们打交道时不得不假定，苏联间谍仍然身居英国人的外交部和秘密情报处之中。然而，美国政府别无他择，只能与一个我们在大战中的盟友，并且事实上派兵参战的国家共享大量的秘密情报。”但是中央情报局的确实行了一种限制，它没有向菲尔比通报针对中国大陆的秘密隐蔽行动，尽管他还是被允许得到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搜集的大部分情报。
菲尔比等人传递给他们苏联主子的情报有多重要？多年之后，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说：“最为重要的关于美国政府的推论是，美国真的想要遏制这场战争，我们没有打算再跟苏联人接着较量30个月。但是，政治决定都会通过事态发展露出蛛丝马迹。任何人只要阅读公开的新闻报道，观察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推断出华盛顿意欲何为。尽管如此，我倒是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换取三个这样的间谍为我做事。”
然而，事实却表明有一个重要的不解之谜。美国已经告知英国使馆和公众，它不打算进而反对中国，但是在1950年10月和11月，中国人对麦克阿瑟北上的反应似乎是他们就要面临着美国的入侵。这里有几种可能性（只能这样称呼它们）：首先，苏联人并不相信他们的间谍提供的情报，认为它不足为信；其次，苏联人宁可不把这一情报告知他们貌合神离的朋友中国人；再次，中国人得到了这一情报，但却置之不理。
在这些可能性中，第二种最为可信。把美国拖在朝鲜的一场代理人的战争中，让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去承受牺牲，这是苏联人最乐于见到的。战争使中国更加依赖苏联，它阻止了中国成长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而苏联人则可以坐山观虎斗，并确信美国不希望发生全球性冲突。这便是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间谍组所收集的情报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