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还指出，“另一方面，日共领导机关（现在的临时指导部）对于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必须采用十分慎重的态度，应该耐心地倾听他们的反对意见，其有可以采纳者则诚意地采纳之；其有错误者，亦应耐心地慢慢地加以说服；其一时不能说服者，亦可让其在遵守党内纪律的条件下暂时保留其意见，以待将来实践去证明。这就是说，日共中央领导机关必须仁至义尽地去团结一切诚实的但是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而不可急躁地采取简单的组织办法去对待他们。因为一切思想上的问题，都不是用简单的办法所能解决的。否则，就要加重党内的纠纷和争吵，妨害党内的团结，并被敌人和奸细分子所利用来分裂和瓦解党，而这是日共领导机关所必须避免的。”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态度还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
同上书，第85页。
但是，日共各派并未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劝告而停止党内斗争。宫本派认为，德田、野坂派的武装斗争方针和分裂主义完全脱离了日共的正确路线，破坏了党和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德田、野坂派也于1951年2月召开“第四次全国协议会”，通过了主张“发动以罢工和武装起义为主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方针》的决议。随后，宫本派成立“全国统一会议”，并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公开批判德田等人的解散党中央、分裂党的错误。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八十年》，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局，2003年版，第107页。
1951年4月，德田、野坂等人前往莫斯科，斯大林公开支持其武装斗争的方针，亲自拟定了《日本共产党的当前要求——新纲领》（即《51年文书》），指出“通过和平手段完成日本的解放和民主变革的想法是错误的”。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但负责意识形态的苏联领导人苏斯洛夫1954年3月仍然认为《51年文书》是“完全正确的”，不肯承认干涉日共及武装斗争路线的错误。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八十年》，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局，2003年版，第111页。
1955年1月，日共机关报《赤旗》发表了《党的统一与团结一切民主势力》的社论，表明了要“与一切极左冒险主义彻底决裂”，“加强党内团结和集团主义”。5月，日共中央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协议会”，初步清算了党内的极左主义，但仍然肯定斯大林的《51年文书》的“一切规定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党的分裂问题，只是日共从分裂恢复到一定团结的第一步。
此后，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也进入正常阶段，从而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两党关于日本革命问题的认识并未取得一致，这成为1960年代两党关系再次恶化的原因。
1953年6月德田因病赴北京治疗，10月14日患脑溢血抢救无效在北京病逝，但德田去世的消息至1955年才对外公布，9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3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刘少奇主席在德田追悼会上发表讲话，高度赞扬德田球一革命的一生，称他“不愧为日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忠实的儿子，日本共产党的杰出的领袖，不屈的战士”。“德田同志的死，是日本人民的巨大损失，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诚挚的可尊敬的朋友”。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关于德田的病情和迟发死讯一事，1955年8月31日，专程前来北京接运德田遗骨的日共中央委员志贺义雄在德田追悼会上表示，德田从1950年开始，健康就受到了损害，医生也曾屡次提醒他注意。可是，当时日本政府对全国的医院进行搜查，企图逮捕德田及其他日共中央委员。德田在日本国内无法安心治病，不得不到国外去。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充满国际友谊的援助，他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了现代医学最好的治疗。遗憾的是，由于日本“还存在着妨碍恢复中日两国国交的反动力量，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不能直接联系，所以关于德田同志逝世的详情，一时也无法知道。这次我们到了中国，得到了一切方便，因此，我们正确地知道了他的逝世的时日、病的经过以至临终的情况。”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9月16日，日共中央特发来贺信，称“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实行了集体领导和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从而取得了胜利，并且正以新的创造性的形式，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不断获得新的成就”。“由于日本人民逐渐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建设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友好的对外政策，不少的日本人民日益坚决地要求与中国友好，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外政策。”“现在，我们党以及我国许多进步的人们都以深切的关怀和热烈的期待注视着你们党的这次大会。”
同上书，第291、292页。
1957年10月，日共召开“十五中全会”，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50年问题》的总结报告。报告认为，德田、野坂等人1950年4月以后成立分派组织“是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第一步”，而德田等人“犯了解党主义的错误”。德田等人应负分裂党的责任。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八十年》，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局，2003年版，第124页。
日共“十五中全会”虽然明确指出了某些领导人的错误及其责任，但并没有对他们采取组织手段，而是最大限度地团结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维护党的统一。在此前提下，决定在1958年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大会。
日共“七大”之前，日共代表团（志贺义雄、藏原惟人）访问了苏联和中国。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以“家丑不可外扬”为由，不同意在“七大”总结“50年问题”。中国领导人也认为，总结会招致党的分裂，表示反对。代表团回国后向日共中央汇报了中苏两党的意见。志贺等人表示同意中苏两党的意见，反对在大会上讨论50年问题，但日共中央坚持独立自主的态度，不听从苏联和中国的指挥，仍然决定在“七大”总结“50年问题”。事实证明，武装斗争的理论在日本是行不通的。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八十年》，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局，2003年版，第127页。
1958年7月，日共“七大”召开，大会决定党的政治方针和建设方针是“和平、独立民主、提高国民生活”。大会报告中总结了“50年问题”，指出了造成党分裂的五点经验教训。但对国际方面的问题，鉴于与中苏两党的关系，直至日共“十大”之前未予公布。
1958年7月21日，中共中央致电日共中央祝贺日共“七大”的召开，电文高度赞扬了日本共产党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为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繁荣的新日本与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指出：“日本人民和日本共产党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它有中国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热烈同情和支持”。“日本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对于加强党的团结、对于进一步巩固全党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必将做出新的贡献”。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1页。
1958年8月1日，日共“七大”做了关于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决议，决议谴责了岸信介政府追随美国的态度，决议写道：“岸政府的这一态度无非是使美国在日本拥有军事基地、核武器、用核装备武装自卫队，事实上组成日、台、韩军事同盟，从而造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假想敌的完全为美国核战体制服务的态势。此外，这一敌视中国的政策还企图使日本国民为按美帝国主义意旨，制造两个中国的野心服务”。
1959年2月23日，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卒领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到中国访问，3月3日签署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会谈是在极其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在讨论和交换意见中，对于所谈的问题都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恢复中日邦交是日本和中国国民亟待解决的共同课题”。“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目标。”“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党间的兄弟般的团结，两党代表团认为，必须加强两党之间的往来，以利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9、430页。
“中日两国是近邻之邦，它们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两国建立邦交和进行密切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不仅有利于拥有近8亿人口的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维护远东和平”。
《人民日报》为这次日共代表团访华特发表了“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而奋斗”的社论。社论认为，“这是我们两个兄弟党之间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对进一步加强两党在为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的兄弟般的团结，以及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和合作，无疑将起到深远的影响”。
同上书，第431页。
毛泽东主席出席了两党共同声明的签字仪式并会见了日共代表团，毛泽东在会见时谈到，“中国共产党在‘50年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他还谈到，对日本共产党进行内部干涉，在《51年文书》问题上，斯大林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些都是事实。毛泽东还谈到，各国的运动，应该独立自主，犯了错误也应该是自己主动纠正，这也是中国革命中对苏关系的教训之一。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八十年》，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局，2003年版，第143页。
1959年9月底，以日共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参三为首的日共代表团访华，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两国共产党代表团讨论了中日关系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联合声明》中，日共代表团表示，“日本人民充分支持中国人民为解放自己领土台湾而进行的斗争。”对中国国内问题，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表示，“在中国访问期间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并且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很短时间内，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创了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从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表示钦佩”。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9页。
但是，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为导火线，中苏对立公开化。台湾海峡危机、中印领土争端、中国核试验、大跃进政策的失败等，导致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矛盾加剧。从批判斯大林到中苏论战，在两个毗邻的社会主义大国走向尖锐对立的过程中，以日本共产党为首的革新势力在对华认识方面也受到极大冲击。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在中苏论战到中苏对立的过程中，日本革新势力面对中国和苏联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变得无所适从；反映这方面内容的文章主要有：《中国与苏联有何不同：寄给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公论》1956年11月）、《中国：人民内部的矛盾》（《中央公论》1957年8月）、《革命12年后的中国》（《中央公论》1962年3月）、《中苏“决裂”与现代》（《中央公论》1963年10月）等。2. 由于海峡两岸的中国和台湾武力对峙，美国派出舰队支持台湾，而中国则表示不惜与美国决一死战的态势，动摇了日本对中国会走向东西紧张缓和的信心；3. 由于中国持有核武器，日本对中国构筑和平诚意的疑虑增加。主要文章有：《动荡的世界局势》（《潮》1964年12月）、《中共的核武装与日本》（《自由》1965年3月。总之，在这一背景下，在支持中国与警惕中国、推进中日邦交与邦交须慎重的保革对立中，左派阵营发生动摇，对中国的看法陷入迷茫状态。
“文革”前的1966年3月，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公开决裂，从组织上和理论上都给推动中日邦交的日本革新运动带来了深刻的分裂，甚至发生暴力冲突，事态发展到了异常复杂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