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对“内在超越”的探讨，无疑让长期以来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界对中国当代儒学的发展刮目相看，更让汤一介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刚刚开放的中国大地哲学界一位当之无愧的开拓者。
“内圣外王”作为儒家思想最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之一，向来存在争议。近代梁启超、熊十力及牟宗三对“内圣外王”的诠释也常常遭到非议。汤一介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和《我的哲学之路》著作中，以大量的历史实例，详尽总结出了“内圣外王”理论的正面意义和价值，这无疑亦是汤一介在中国当代儒学研究中的又一个突破。因此，景海峰先生说：“……应该是中国哲学的宝贵资源，对矫正世道人心和构建和谐社会均大有裨益。”景海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对新时期中国哲学的贡献》，选自《探寻真善美——汤一介先生80华诞暨从教55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94—195页。
6、探索中国解释学
汤一介开始关注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在完成了《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后，汤一介指出：“也许我不是一个能把某一‘哲学问题’讲深讲透的学者，但我却是一个可以不断提出新的‘哲学问题’的人。本来我打算对‘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问题’写一本书，但是由于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以后，我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文化问题’讨论上了。1998年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学人》杂志约我写一篇‘学术笔谈’，这促使我又来考虑‘中国哲学’问题了。西方‘解释学’（Hermeneutics）又可译为‘诠释学’或‘阐释学’，已经传入多年，已有不少学者翻译了西方学者这方面的书或者出版了这方面的著作，并且也在研究哲学、文学、宗教、艺术等等学科上运用了解释学的方法。这时，我想西方有解释学，中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那中国是否也有中国的解释学，或者我们可以借鉴于西方的解释学而建立中国的解释学？于是我写了一篇短文《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这篇文章主要是把问题提出来，希望引起大家讨论。”
紧接着，汤一介又撰写了《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四论中国解释学问题》、《“道始于情”的哲学诠释——五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以及《释“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等多篇文章，对“中国解释学”的创建问题作了诸多方面的探讨。这些探讨，不仅对创建“中国解释学”起到积极引路的作用，更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虽然由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特点给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目前创建“中国解释学”还仅仅是一个设想，但是从汤一介开始关注中国解释学开始，无论是他倡导把西方的解释学理论运用到中国经典的现代诠释方面，还是他归纳总结中国经典解释史的特征和规律方面，无一不表明，为创立中国自己的“解释学”，汤一介首先身体力行，著书探讨，并为“中国解释学”今后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这是汤一介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的又一贡献，亦是汤一介强调哲学的民族性，文化的多元性之难能可贵所在。
7、国际间的“文明对话”
这一时期，汤一介又带动国内一批文化学者，围绕“文明共存”展开了国际间的“文明对话”。这一活动起源于1993年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之长文后。
亨廷顿这篇文章的中心论题即是，今后一个阶段，世界的形势将继续以“冲突”为主旋律，而且根源是由于文化的不同引起的。文章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意识形态和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击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亨廷顿认为，新世界冲突的根源，将主要发生在“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而这种“异文明间的种族暴力冲突的升级最危险，也最可能成为导致世界大战的原因”；“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
《文明的冲突》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海内外广泛的讨论。汤一介立即以及大的关注在1994年发表了《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对亨廷顿明显地宣扬“霸权主义”的论点进行了批评，此后中外许多学者都对亨廷顿的理论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讨论或者提出了批评。这就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围绕“文明冲突”与“文明共存”展开国际间“文明对话”的一件文化大事。
后来亨廷顿和一些持同样观点的西方学者又相继发表公开宣扬崇尚军力，扩张的“霸权”思想的文章，这无疑又引起巨大争议。这种形势下，汤一介又以高度的热情和敏锐观点写出了《“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等文章。
关于《“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一文，汤一介曾在2004接受采访时就此文作了如下谈话：
我刚写了一篇文章，准备在清华（大学）演讲，题目是《“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谈的。我是想，它（人类各种文明）必须共存。世界上现在主要是四种文明：东亚、南亚、中东、欧美文明，这四种文明都有非常长的历史，而且覆盖面都有十亿以上的人口。你怎么能不共存呢？从历史上讲，有那么长的历史，你怎么消灭它？从它有十亿以上的人口，你怎么去消灭？不管美国怎么称霸，它没法消灭伊斯兰文明啊。特别是‘二战’以后，殖民体系瓦解，民族复兴，建立自己的国家，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建立自己的文明，区别于别国的文明。比如马来西亚建国，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定马来语为国语，其他语言不能是国语；以色列也是一样，希伯来语本已经不是一种通用语言，但它复国以后，把希伯来语定为通用语言。语言和宗教是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所以西方中心论破产以后，不可能建立一个东方中心论，只能共存。
亨廷顿的思想是有所发展的。他后来写了一本《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观点有所改变。他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有两大问题非常难解决：一大问题是原来的少数民族越来越膨胀，特别是黑人和墨西哥人；第二大问题，就是‘二战’后独立的国家越来越多，这些独立的国家都在学习西方的工业化，但却不要西方的价值观，他说这是不对的。他的希望是：不仅你要接受西方的工业化，也要接受西方的价值观。
这是做不到的，伊斯兰教怎么能全部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呢，中国也不可能接受西方的全部价值观。所以前途只能是共存、互补。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你必须互相吸收，假如西方的民主好，我就吸收民主这一部分，伊拉克、阿富汗都是这样，但是它的基本信仰不可能改变。”
在当时全球化时代文化问题日趋复杂和文明走向明显呈离散化状态的形势下，汤一介发起的这一国际间的“文明对话”，不仅促进和平，为世界带来和谐，而且将中国儒家文化的丰厚资源引入到当代文化的环境中，从而开辟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和未来发展的路径，推动了中国儒家文化走向世界进一步得以发扬光大。而作为此次大规模“文明对话”引领人汤一介，其学术大师和学术领袖的形象，愈发享誉中国乃至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