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真的爱布哈林，他又爱你，你就和他结婚吧！”然后，语重心长地祝福女儿：“同布哈林生活10年比同别人生活一辈子都要充实。”
斯大林在和“反对派”斗争过程中，布哈林的地位节节下降。他虽然身为政治局委员，但斯大林把他视为潜在的对手。布哈林最后的职务是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总编，另外他还是苏联科学院院士。
1934年，布哈林在苏联作家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诗歌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口号式的“鼓动诗”过于粗浅，应当提高诗学。他的意见无可非议。他在报告中推崇帕斯捷尔纳克。
他的话惹起了部分自命不凡的所谓无产阶级诗人的不满。布哈林性格上有软弱的一面，怕得罪人、怕别人受委屈。当他得知有的作家对他的报告持反对态度时，他在大会上又向作家们道了歉。
20年代，联共（布）党内三次重大斗争部把他牵扯进去了，但权势很大的斯大林没有动他。30年代初，对“反对派”进行审讯时，几次提到布哈林，甚至把他作为一个案件，但悬而不定。
一天，报纸上宣布布哈林案件已经结束。很多同情布哈林的人松了一口气，信以为真。罗曼·罗兰从法国拍来贺电。帕斯捷尔纳克给布哈林写了一封贺信，他感到有责任向这位深信不疑的革命领导人表示自己的心情。信中说：“任何力量也不能迫使我相信您会背叛。”信中他还表示对国内发生的种种事件不可理解。
布哈林为信中的真情所感动，更为诗人的勇气所震惊。但同时他不能不为这位诗人的未来担忧。帕斯捷尔纳克在那风云变幻的时期敢于写出这样的信，表明自己不愧为人民的良心。
可是，斗争没有结束，步步加骤，列宁的战友们和老革命家们不时有人被捕，被处决。1937年初，社会上又传开布哈林被捕的消息。还说，布哈林一直拒绝交待自己的“罪行”，拒绝在为他准备好的供词上签字，他曾以绝食抗争，但都失败了。布哈林已预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他写下遗嘱，说明自己对党的忠诚与清白，让妻子记牢背熟。他希望用自己的死来保持革命家的荣誉，保全妻子与爱子的生命。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在为他编造的莫须有的“罪名”纪录上签下名字。
帕斯捷尔纳克与布哈林有过来往，对他比较了解。为营救被捕的文学界熟人他几次找布哈林，布哈林都尽了力。3年前，为营救阿赫马托娃的丈夫与儿子，两年前为营救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都去找过布哈林。1936年岁末，布哈林还以《消息报》主编的名义向帕斯捷尔纳克邀稿，请他为1937年元旦写首诗。他写了《我明白了，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如今，斯大林是比他更厉害的对手。布哈林被扣上“人民敌人”的罪名，成了法西斯的“雇佣人员”，帕斯捷尔纳克怎能接受这一事实？！他内心的痛苦又能对何人倾诉呢？
布哈林被宣布为“法西斯间谍”。两个月后，布哈林夫人同他的儿子和布哈林的父亲被迫迁出克里姆林宫，被安排在莫斯科河边的政府大厦中。当时，楼里半数单元已经空无人住了。
有一天，布哈林夫人收到一张房租单。她一看便气不打一处来，哪儿有那么多钱付房租啊！再说，这也是有意识整治布哈林的家属。布哈林夫人思考了一番便给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米·卡里宁写了一封信（这栋大厦隶属中央执委会管理）：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法西斯间谍机关没有向它的雇佣人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提供物质保障，我无法支付房租，现将未支付的收据送交给您。”
布哈林夫人顽强地活到了布哈林得到平反，洗清了他身上的污泥浊水。列宁关于布哈林的高度评价广泛地公布了，布哈林的遗嘱也公开了。
拒绝签字
1937年。
盛夏的一天，一辆小轿车卷着尘土，驰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别墅门前嘎地一声刹住。从车上走下一个人，穿过院落，直奔住房，求见房主。交谈之后，知道此人是奉命来征集签名：在要求判处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和埃德曼等人的死刑书上签名。
“要我签字，我需要了解他们，了解他们干过什么事。可是我并不了解。他们的生命不是我给的，我也没有权利剥夺他们的生命！”帕斯捷尔纳克说完之后，沉默了片刻，继续道：“支配人们生命的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帕斯捷尔纳克紧锁眉头，眼睛射出犀利的光芒：“同志，这不是签发剧场入场券，我不能签！”他的话很干脆，很坚决，也很明了。
季娜伊达看到丈夫如此拒绝上级要求，感到不安。她正在怀孕，为了保全未来的孩子，她希望丈夫签名为好，免得招来意外的麻烦。帕斯捷尔纳克一听火了：
“如果孩子是带有另一种观点的人生的，那么，我宁愿不要这个孩子，让他烂在肚子里好了！”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不能干那种卑鄙的勾当。
季娜伊达没有想到一向温柔体贴的丈夫，现在居然如此冷静坚决，但细细一琢磨，觉得丈夫说得有情有理，只能服从。
帕斯捷尔纳克在室内来回踱了一阵，对来者说：
“即使有所叵测，我愿和他们分享同等的命运。”说完，便把来人“请”走了。准备处决的三位军人当时在民间都是传奇式的人物。
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1918年参加共产党，从1934年起任国防副人民委员，对改进红军技术装备起过重大作用。
雅基尔（1896～1937）——1917年参加共产党，1930—1934年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埃德曼（1895～1937）——1917年参加共产党，曾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帕斯捷尔纳克拒不签名，与苏联作家协会形成了僵局，惊动了作协领导。作协负责人斯塔夫斯基把帕斯捷尔纳克叫去，给他做思想工作。当斯塔夫斯基知道自己无法说服帕斯捷尔纳克时，暴跳如雷：“您这种托尔斯泰式的装疯卖傻行为何时才能终结呀？！”
作协另一位负责人帕夫连科也三番五次登门拜访帕斯捷尔纳克，希望他再考虑考虑，劝说他不要拧下去，要看清形势，还是签上名字为好。帕斯捷尔纳克斩钉截铁地说：“我签了名，就等于扼杀了自己的生命！”
季娜伊达估计到这场争论的后果，只好给丈夫提前准备入狱的行囊。她夜里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等待黑色囚车带走她的丈夫。可是帕斯捷尔纳克却睡得又香又甜。这时，季娜伊达深感惭愧，她进一步认识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为人，他的高尚品格和不平凡的精神。
夜间没人破门而入，季娜伊达预期的灾难没有发生。过了不久，6月15日的《文学报》上刊出一封苏联作家群体的信《我们绝不让苏联的敌人活下去》，签名要求处决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名单中居然有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
帕斯捷尔纳克大为光火，当即去了苏联作家协会，找到斯塔夫斯基，便厉声说道：
“我什么事情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作家协会能干出如此卑鄙的勾当！”他沉默了片刻，又说，“没有人给予我权力去决定另一个人的生死问题！”他两眼盯着斯塔夫斯基的脸：“替我签名字，等于把我处死！”
斯塔夫斯基推委道：“可能是《文学报》编辑部弄错了。”
帕斯捷尔纳克要求书面更正。
《文学报》当然不会更正。
从那天起，帕斯捷尔纳克和苏联作家协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疏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