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指出，各个学科的一些最基本性的著作应该列入规划。他认为，文学史、哲学史等基本著作，与其在原来那个规模和水平上改来改去，不如另外走一条路，出10卷本、20卷本。他希望各个研究所都有雄心壮志，在十年、八年中间，写出多卷本的大规模的著作。其次，各学科的基本的工具书也要编写。他呼吁依靠集体力量尽快编出各科的大辞典，各科的百科全书。胡乔木还提出：希望各方面的同志能把各学科最近20年或30年中间，世界上的发展情况，能做一些比较详细的有论证的介绍和评论；还要求各学科把最基本著作的翻译工作列在计划里。他说：“我们需要把世界上一些最基本的社会科学著作翻译进来。”
会后，各所着手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社科院也同教育部筹备联合召开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会议，并于2月3日就此向国务院和党中央报告请示。
2.十二条“重要情况”和一百个选题对于拟订规划，胡乔木除了一般号召和宏观指导以外，还具体地考虑重要选题。他在对社科院《情况反映》特刊（只上报不下发）“近期要反映的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了需要向中央反映的重要情况17条，其中重要科研课题就有12条。它们是：中央编译局姜椿芳同志建议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附：关于各国大百科全书的历史和最近趋势）；摩尔根以来原始社会研究的主要进展（世界历史所准备）；信息论、控制论和认识论的关系（哲学所准备）；20世纪逻辑学的发展（哲学所）；现代西欧的马克思研究（哲学所）；几个外国研究中国的现状；几个外国关于苏联研究的现状；介绍“科学学”；外国经济学界对于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几种看法（世经所）；西方大公司怎样管理它们所属的企业（世经所）；介绍外国管理作物良种的“种子法”（世经所）；关于明清档案、满文老档和民国档案的现状和建议（历史所、近代史所）。
同时，胡乔木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一百个选题。动员会后，胡乔木把去年12月中宣部社会科学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上就已提出设想、会后一直在考虑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一百个选题，经同邓力群、于光远研究确定后，正式提了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报》1978年第一期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一百例》为题刊出，并报送中央宣传部。“编者按”说：“胡乔木同志在中宣部召开的社会科学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上说：“如果我们有一百部涉及中国、外国的现在和将来的著作，我们党内的思想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他和邓力群、于光远同志最近提出了选题一百例的一个草案，供制订科研规划参考。”中央宣传部也在《宣传动态》1978年第一期上以《胡乔木等同志建议组织力量下决心编写一百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为题刊登，供制订理论研究规划作参考。
这一百个选题是：毛泽东思想基础，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毛泽东的文化思想（艺术思想），毛泽东传，周恩来传，朱德传/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史，土地革命战争史，抗日战争史，解放战争史，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国工人运动史，中国青年运动史，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封建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世界史（多卷集、简编），世界经济史，世界哲学史，帝国主义史，现代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国，新中国与帝国主义，人民中国外交史中国与美国，中国与苏联，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中国与第三世界，中国与日本，亚洲史，拉丁美洲史，欧洲史，东南亚史，大洋洲与太平洋史，中国土地革命史，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史，中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中国的社会主义农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交通运输，中国的社会主义商业，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中国的社会主义科学与技术，中国的社会主义卫生、体育，中国的社会主义财政金融，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中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原始社会（本书和下列两书都要包括我国少数民族历史调查材料），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内蒙古自治区，新疆自治区，西藏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从井冈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妇女，人口和人口问题，大寨和学大寨运动，大庆和学大庆运动，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军事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哲学史，鲁迅传，鲁迅思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总论），唯物主义，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总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论无产阶级专政，论社会主义法制，共产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国际主义，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政策，道德学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党的建设，党的群众路线，党和国家和民主集中制，党内斗争和党的统一，党的干部政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近代与现代哲学思想，近代与现代经济学思想，近代与现代政治思想。
3.召开批判“两个估计”座谈会为了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消除“心有余悸”，调动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胡乔木把制订规划同批判“四人帮”结合起来。1978年1月制订计划与规划的动员会后，他就提出，《情况反映》特刊要有“‘四人帮’摧残社会科学院的一笔总账（要列举一些著名学者所受迫害，这些中央不甚了了）”。接着，提议召开社会科学院各学科知名人士批判“两个估计”的座谈会。2月14日，胡乔木在医院病房里就开好这次座谈会作指示，启发大家解放思想，大胆讲话。
胡乔木说：我们这次座谈会，除了必须揭发批判“四人帮”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破坏、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迫害，还得要提出一些建议，属于要害方面的建议。要启发大家在座谈会上一方面要控诉“四人帮”，一方面要提出好多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建议，来研究现实，研究外国，研究历史。他指出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说：共产党就是讲社会科学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党就是社会科学的产物。他又指出“四人帮”破坏的严重性：在“四人帮”控制下，要完全毁灭社会科学，他们公然下命令停止社会科学研究的业务工作。我们的自然科学受到很严重的破坏，但是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对待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是一股脑儿地根本取消，十多年停止了业务研究。
胡乔木要求大家消除“心有余悸”，大胆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率先示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尖锐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同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差距，表现了思想的解放和理论的勇气。他说：关于我国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很多人都讲过了。实际上，自然科学界的同志对国外的情况还了解些，我们社会科学界对国外的情况就很不了解，距离很远，远到不懂的程度，至多只能说些皮毛的话。这也是由于很多人不承认西方有社会科学。其实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就是西方的著作，而且现在他们对古代社会的研究早就超过了这本书。可是，我们早就没有人介绍这方面的书了，没有人再来翻译一本关于人类学、古代社会方面的新的研究著作了。他又说：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同资本主义国家有可比、不可比这样两个方面。在我们的理论、目标、方法等方面，他们是无法与我们比的，是不可比的。但是我们和他们的工作量、工作成果方面，是可比的，否则就无所谓落后。在这方面，我们是落后得太远了。胡乔木通过辩证分析，清醒地指出存在的差距，激励大家努力缩短差距，改变落后的状态。
胡乔木又简要地指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不重视。有一批人认为社会科学是可有可无的；二是许多东西被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其实，经济工作离不开经济学的研究；我们还要有政治学、社会学，我们还有社会问题需要进行研究和调查；有些政策性问题也还是要研究的，不能用个别的情况反映来代替系统的研究工作；三是研究工作缺乏条件。现在联系实际有很多困难，许多材料不能看，经济学、法学、社会问题都很难进行研究。要给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接触资料、提出建议和讨论问题的条件，否则社会科学很难发展。要创造研究的条件，有物质方面的，有政治方面的，这样社会科学才能繁荣起来。
此外，胡乔木说，还有一个属于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究竟是从事实的分析出发，还是从引证出发。他指出：“四人帮”搞篡改伪造，对他们揭发批判是必要的，但并不是要满足于“正确的引证”和由引证进行演绎。否则还是没有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这不但是哲学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科学的问题。如果把引证当做讨论问题的唯一论据，就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在这里，胡乔木针对“四人帮”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恶劣影响和存在的问题，鲜明地提出了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首先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要求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批判“两个估计”座谈会于2月20日至23日举行。与会的有文、史、哲、经、法等各学科专家、学者，老、中、青科研人员80余人。座谈会由邓力群主持。郭沫若给座谈会写了信，顾颉刚、侯外庐、邢方群送来了书面发言。周扬、于光远、许涤新、冯至、黎澍、夏鼐、孙冶方、陈翰笙、吕叔湘、尹达、翁独健、吴世昌、罗大纲、刘大年、任继愈、傅懋勣、韩幽桐、陈元晖、苏秉琦、黄绍湘、陈山、蔡美彪、王易今、仇启华、丁伟志、邢贲思、裘辉、李泽厚等发了言。座谈会深入批判了“四人帮”挥舞“两个估计”的大棒，全盘否定17年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打击、迫害、摧残哲学社会科学者，妄图搞垮科研专业队伍、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罪行。座谈会上大家满怀信心，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解放思想，解决目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紧迫的问题，如：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划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打破种种人为设置的“禁区”；搞好科研队伍建设，培养良好的学风、文风，开展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加强学术交流，加强图书、资料、情报工作等等，提出了很多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与会者畅谈了迅速把社会科学研究搞上去的决心，一些老专家、老干部回顾了受“四人帮”一伙迫害、与“四人帮”一伙斗争的历程，表示在有生之年，要按照有多少热发多少光的精神，奋发图强，勇于攀登，不断以新的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理论多添几块砖、多加几块瓦。
新华社发了长篇电讯稿对这次座谈会进行详细报道。《人民日报》以两个整版发表了座谈会发言摘要。
4.社科院1978年科研计划的制订1978年1月25日至2月1日，“北京地区经济科学规划座谈会”首先召开，胡乔木到会作重要发言。此后，院内院外，全国的和各地区的，全面的和分学科的，各种内容和形式的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陆续召开。还通过调查访问，听取全国各地学者对一些学科规划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1978年4月5日，胡乔木领导制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九七八年科研计划重点项目（草案）》由院科研局印发征求意见。
这个计划强调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头等重要的任务”，提出“要大力驾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学、法学、文艺理论等方面深入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思想体系，完整地准确地阐述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做好正本清源工作”。计划强调把“总结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问题”摆在整个研究工作的“首要地位”，深入调查研究，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回答新时期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计划还提出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和外国的历史遗产，批判地继承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计划要求加强各门学科的基本建设，提出“把有限的力量很好地组织起来，用在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要把个人钻研和集体智慧结合起来”，“首先保证完成列入计划的重大研究项目”。在计划安排上，“既有雄心壮志，又切实可行，既全面部署，又重点突出”。1978年的科研计划确定全院各所科研项目为481项，其中专著165项，论文91项，调查报告36项。确定列为院重点的项目56项，其中属于胡乔木提出的一百例范围的为23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