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乔木同志同样非常重视科研条件的改善。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长安街建起了第一座科研大楼，也就是现在的社会科学院办公大楼，建筑面积7.5万平米；先后建造了3000套约20多万平米的高层宿舍，基本上解决了当时社会科学院住房困难户的严重缺房问题。同时，还经过多方努力使社会科学院的科研行政经费增加十倍，尤其是设立了面向全社会的社会科学基金，这不仅解决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经费问题，而且对全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推动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一个曾经在胡乔木同志直接领导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过多年的老兵，我非常敬佩胡乔木同志对发展社会科学这样的热心、这样的负责和这样的富于远见卓识。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怀念乔木同志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功绩
任继愈
人生不过百年，百年中有一部分时间接受社会的培育，真正为培育自己的社会服务的年限并不多，长的几十年，短的也许几年，甚至更短。在近现代史上文化教育界涌现过许多重要人物。像章太炎、蔡元培两位知名人士，对社会影响很大。人们怀念章太炎的贡献，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与孙中山倡导革命，推翻清朝；一件是在苏州讲授国学，培养了一批国学家（实际上是文字学家），形成学派。蔡元培也是在早期参加革命，后来担任过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兼过北平图书馆馆长。他对社会影响大，有贡献，令人怀念的也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五四”前后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为新文化运动提供根据地，开一代风气；再一件是与宋庆龄等人发起保护爱国人士的运动，抵制了蒋介石的法西斯专政。古人也有类似的情况，唐朝的韩愈做过中央官，也做过偏远落后地区的地方官，按时间算，做中央官比做地方官的时间长得多。他任潮州刺史还不到一年。他的政绩在潮州留下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当地的文教事业。从他开始，潮州有了读书人，人们怀念他，江曰韩江，山曰韩山，连江山也打上韩氏标记。韩愈由潮州调到山阳，在山阳任期比潮州长，但山阳留下的痕迹不多。
胡乔木同志是新中国的理论家，他受过系统的现代资产阶级教育，他从旧营垒中走出来，投向革命阵营，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锻炼，使他成为新中国卓越的理论家。他一生从事理论工作，凡在理论战线共过事的同志都有深刻的印象，也有对他更全面的认识。我认识乔木同志是50年代初期，有直接接触、来往较多，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之后，他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短暂时间。他由于工作关系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来往又少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学部的规模不大，学科门类也不齐备，与新中国发展社会科学（按中国习惯，社会科学包括国际通认的人文科学）的需要很不相称。而且建国以来，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社会科学的系统研究并没有建立。“文化大革命”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部又是全国受“文化大革命”毒害的重灾区。处境艰难，形势严峻。在这种形势下，乔木奉命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他面临的是这种残败局面。乔木同志主持了全院的工作，组建了国家需要的、新的研究所，旧所则加以充实，培养了干部，制定了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科研规划，把全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纳入总体规划之内，设立了帮助科研重大项目的社科基金。他想方设法调动全国有关人员的积极性。
为了培养大量后备人才，建立了研究生院，招收研究生，为后来的科研工作培养了大批新生力量。今天各地大专院校都在培养硕士、博士，当时在全国培养研究生的只有少数几处，社会科学院在当时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能有今天的规模，并成为全国几个理论研究的重镇之一，基础是乔木同志领导社会科学院时奠定的。
在任院长期间，乔木同志的工作方法也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主持各研究所的工作汇报会，实际也是现场办公会。本院的职能部门也参加，各个研究所遇到的困难问题，凡是当时能够解决的，决不留到以后再办。
当时中国对外开放不久，有些国外学科发展情况我们了解得不多，乔木同志要求一些学科的专家定期及时向院的领导介绍情况，他也积极参加这类小型的学术报告会。虚心听取各个研究所反映的意见，上下之间没有隔阂。
在理论研究上，乔木同志善于联系实际，及时指出研究中的问题。在一次汇报会上，有一位研究经济学的同志提出，有些人认为自然科学攻关的题目好定、好找，经济学不好找，想攻关，不知道关在哪里。乔木同志当时指出，社会上到处有可攻的关，像北京市蔬菜供应，市民有意见、不满意，这里有生产问题，也有流通问题，像这样的问题就是关，值得攻一攻。
还有一次汇报会上，有人提到山西大寨有一句流行的口号：“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乔木同志说，大寨的做法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路，还值得研究。当时“四人帮”已倒。大寨这面大旗被认为是唯一的农业发展的典型。乔木同志较早地提出大寨的路值得研究，当时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乔木同志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把注意力局限于本院，而是随时随地考虑到新中国发展社会科学的全局，比如制订规划，与全国各地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协商，决定课题，分担任务，对全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起着模范带头作用。他还倡议、主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这是一部代表国家水平的大型工具书。为此发动了全国各行各业的专家参加，并从中遴选称职的各科主编。他定下了极高极严的标准，提出的要求是“请最合适的人写他最合适的条目”。现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已出齐，成为建国以来最有权威的大型工具书，得到国家的特别奖。而当年倡议、筹划者乔木同志已离开了大家，未能亲见此书的全部竣工。
乔木同志看到中国已走向世界，一方面我们要多了解外国的各个方面的情况，一方面也要正确扼要地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他倡议编辑一套《当代中国》丛书，如实地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各方面的成就，为祖国在国际上树立光辉、准确的形象，既可总结我们建国以来自己走过的路，创造和积累好的经验，也是对国内广大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说服力的活教材。这部丛书，有按行业门类从农业、工业、文教、科技、国防等各方面反映新中国的成就，又有按地区、行政区域的分省市的综合介绍，设计宏伟、纵横交织，构成新中国各个领域的新画图。这样的大规模文化建设也要调动全国各地、各行业、各民族共同的积极性，才能办到。这部大的丛书已陆续问世，引起国内外的瞩目，这是新中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阶段性的总检阅，可惜乔木同志也未能看到它全部完成。
国内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的偏重在哲学，有的偏重在历史，有的偏重在经济学，有的偏重在党的建设理论。学问各有专长，又各有局限性。但是作为有深刻造诣的理论家却要具备高度综合、概括的本领，能贯通多种学科，沟通学科之间的关系，而深刻造诣的理论家实在不多，应当说为数很少。乔木同志就是我国很少数的有通才卓识的一位。
作为理论家，一方面要有深厚的学力，另一方面也要有理论的天才。才与学相匹配，具于一人之身的并不多，乔木同志是才与学相副的一位。
建国45年，我国在科技、史学、文学、军事学等很多方面涌现了许多人才，唯有理论界人才涌现得不多。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危害人才成长的一个原因是有一度理论界被假冒伪劣者窃踞领导岗位，致使真正人才难以得到施展的机会。乔木同志在艰危中尽力发挥了他的才能，并使之化成精神财富，留给后人。如果我们国家有几百个，哪怕几十个、十几个真正的理论家出现，并得以充分发挥其潜能，新中国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将会比今天繁荣昌盛得多。像乔木这样的理论家太少了。
乔木同志从事理论工作几十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只有短短几年，在他全部历史中只占一小段，就这短短几年，他为中国社会科学作出的贡献值得人们长远怀念。
（原载《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良师·益友·同志——缅怀胡乔木同志
温济泽
胡乔木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也是良师、益友，特别是在我身处逆境的20年中，他始终把我看作同志。
我和他相知，是在1939年，在延安。那时候，他在中央青委做领导工作，我在中宣部当干事，同时受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委托编写一部高小适用的《自然课本》。他领导《中国青年》杂志，曾派人约我写科学小品。
后来我调到中央研究院，在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做学术秘书和研究员，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临时调到院党委工作。整风开始不久，中央研究院发动了反王实味斗争。王实味是中国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总题目叫《野百合花》的一组杂文，毛主席看了，托乔木同志代他给王实味写了一封信，指出文中宣扬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对同志进行批评采用冷嘲暗箭的方法，是错误的，是不利于团结的。此信写在康生插手反王实味斗争并把他错定为“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之前，批评是中肯的。我听说了这封信，也知道乔木同志调任毛主席的秘书，但是这时还没有同他见过面。
我和他初次相识，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1942年5月23日下午，举行第三次大会，在毛主席做结论之前，会场上就几个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作家要不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时，乔木同志站起来发言，他反驳了作家不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意见，那从容说理的态度，简而有充分说服力的言辞，引起很多人的钦佩。我就是在这次会上认识他的。
1943年初，我调到解放日报社，以后，又调到新华社，在报纸、广播岗位上工作了十五六年。毛主席交给中央机关报和新华社发出的文稿、新闻单位送给毛主席审阅的文稿，都要经过乔木同志，毛主席对新闻单位有什么指示，有些也由乔木同志传达，这样，我们之间的接触就渐渐多起来了，特别是毛主席、党中央在转战陕北之后进住西柏坡期间和建国初期。
1948年5月，毛主席、党中央到达了西柏坡，新华社也从太行山区迁到西柏坡附近。当时社长是廖承志同志，乔木同志兼任了新华社的总编辑。10月，乔木同志抽调了二十多个同志组成一个小编辑部，搬到西柏坡，及时编发重要稿件。当时正是解放战争的决战阶段，新闻报道工作十分紧张。除一般战报总编辑可以签发外，重要战报要送当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同志审签，有些还要送毛主席审阅签字后才能播出。每天晚上，小编辑部都要开一次会，由乔木同志讲解：头一天编发的稿件中有什么问题，在政策的掌握上有哪些地方做对了，哪些地方有“左”的偏差（如新解放城市的工商业报道中就有过这样的偏差），哪些地方有右的偏差（如优待高级战俘的报道中就有过这样的偏差），在写法上、语法修辞上有些什么毛病，当天和今后写稿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等等。当时我留在社里主持编发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每天播出的稿件，天天都听到乔木同志讲话的传达，深感受益匪浅。当时有些要由广播电台在对蒋军广播节目中播出的稿件，就直接送到我们口头广播部。我记得在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1948年11月23日至12月5日），就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和“刘伯承、陈毅将军”的名义，分别向蒋军黄维兵团播出过五次广播讲话稿，头两次讲话稿是毛主席亲笔写的，后三次都是乔木同志写的。当时我们把这些稿子作为范文学习过，主要是学习稿中如何针对敌军的心理状态“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用什么措辞更能体现政策和适合分寸。
建国初年，乔木同志担任新闻总署署长，直接领导中央三大新闻单位（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的工作。头年把，中央文件不直接发到这些单位，规定这三个单位负责人每两个星期到中南海乔木同志那里看一次中央文件。我在广播事业局工作，见到乔木同志的机会就增多了。他有时找我们谈谈话。有一次谈到“新闻背景”问题，他说，要学会运用新闻背景材料，打比喻说，就像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黑板就是背景，有黑板衬托，粉笔字就更加清楚了。又有一次，他讲到新闻单位负责人的把关问题，他说，你们要把好关，不仅政策关，还有文字关，审稿要仔细认真修改，不能像电车、公共汽车的售票员那样，不管谁上车，都卖给他一张票。他写文稿十分重视语法和词章修养，曾请吕叔湘、朱德熙先生写了一系列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要凡是动笔杆子的人都认真学习。还有一次也留给我深刻的印象，那是在1950年5月8日我们去看文件之后，乔木同志通知说毛主席要见见我们，他带着我们去菊香书屋，毛主席站在门口迎接，乔木同志一一介绍。轮到我时，他说，他不久以前在《时事手册》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原子弹问答》。后来乔木又对我说，你那篇文章写得很通俗，打的比喻很能帮助读者加深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