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是为了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引导对方与自己同心同德去完成既定目标，其本质是一种与人为善的美好行为。但有的人怀着一片诚意苦口婆心地进行沟通，到头来不仅不能说服对方，反而激化了矛盾，其根本原因是在沟通的过程中犯了大忌。周恩来用实例告诉我们如何破解忌讳，使沟通皆大欢喜。
全面周到
不同情学生，就难以在学生中引起共鸣；一味附和学生，就难以提高学生运动水平。两个方面都顾及到了，就使两种观点的学生都能接受。
做协调工作忌讳之一是顾此失彼，这样很可能使两方面都难以信服。如何破解这一忌讳？周恩来的做法是：面面俱到。
带着寻求拯救中华真理的宏愿，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在上海搭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前往欧洲，1921年2月中旬到达法国。这里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正在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斗争，斗争的原因是：华法教育会当时突然宣布中断与留学生的经济关系，对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停发维持费。这一部分学生占学生总数的2/3以上，一停发维持费，就使这些生活本已十分困窘的学生顿时陷入了绝境，而且又传出华法教育会职员大量侵吞国内汇来救济勤工俭学学生款项的消息，学生更加感到忍无可忍。
2月间，蒙达尼学校当局以拖欠学费为名强制学生退学，促使学生采取激烈行动。2月28日，4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在蔡和森等人的领导下，来到巴黎中国驻法使馆前请愿示威，高呼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的口号。他们要求由政府发给学生津贴来解决入学问题，里昂中法大学和比利时中比大学应该任学生自由入校。请愿时遭到法国警察和马队的驱赶和毒打。
对于这个事件，留法学生中产生了分歧。
蔡和森、王若飞、李维汉、向警予等人认为，应该继续坚持斗争，直到取得胜利；赵世炎、李立三、陈公培、刘伯坚等人则认为，勤工俭学学生应该坚持到工厂做工，用劳动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并通过做工来接近留法华工，进行工人运动。
这两种不同意见影响了斗争的发展。只有说服学生消除分歧，团结对外，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刚从英国回到法国的周恩来看到了这一点，他立刻对这次事件的前后经过进行详细的调查，并展开了工作。
他首先找到了蔡和森、向警予。在天津时，他就知道蔡和森和毛泽东都是湖南学界的领袖人物，他们是1920年年初到达法国的。
周恩来认真地听取了蔡和森关于斗争情况的介绍后，真诚地说：“你们辛苦了！在这次斗争中，你们的勇敢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然后周恩来话锋一转，问道：“你认为这样一直斗争下去会取得完全的胜利吗？”
这里周恩来并没有直接否定蔡和森的做法，而是通过恰当的提问，给对方以思考的机会，并使他们自己做出结论，自己说服自己。
果然，蔡和森思考了一下说：“难说，我们面对的情况十分复杂，我们面对的敌人也十分强大，留学生的人数是很有限的。”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们要求由政府发给学生津贴来解决入学问题，要求里昂中法大学和比利时中比大学任学生自由入校，这只是我们的愿望，对方是不会随便答应的，所以大家要斗争；但是，斗争如果不能达到一定的影响，对方还是不会答应的，而凭我们目前的力量还不能迫使对方答应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如果要蛮干的话，只会适得其反，造成更多的流血事件，还有可能一无所获。”
蔡和森觉得周恩来的话有道理，但他认为如果就此放弃斗争的话，这不符合革命者的个性。他坚持认为：“反正不能就此罢休，否则岂不前功尽弃了吗？再说，要斗争，就会有流血，绝不能因为流血而放弃斗争！”
听了蔡和森的话，周恩来笑了笑说：“同志啊，难道非此即彼吗？我的意见并不是要大家放弃斗争，而是要大家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节，不要盲目行事，不要提那些意气用事、不切实际的要求。”
刚才还固执己见的蔡和森也笑了起来。
接着，周恩来在巴黎的地下室见到了王若飞。他们在蒙达尼见过面，王若飞热忱豪放，善于言辞，详尽地向周恩来介绍了“二二八”事件的全过程。
“当初进工厂勤工，原想养成劳动习惯，把性磨定，把身炼劲，以此作为达到求学之一种方法，并实际考察法国劳动真相，未料，现在吃饭都成了问题。”
王若飞的脸上泛出一丝苦涩的笑：“在日本时还未遇到过这种惨状哩……”
“你到过日本？什么时候？”周恩来浓眉一展，问道。
“1915年，我曾随舅父东渡日本考察教育。1917年，贵州第一次派遣私费留学生，第二年3月，作为自修生，我进了明治大学，‘五四’运动后的第四天，即‘五七国耻日’，愤而归国。”
“1918年，我也在东京，我们怎么无缘相见呢？”周恩来有些遗憾地说。
“哦，这么巧？”王若飞笑道，“那时，我尽力搜读社会主义刊物，还有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和无政府主义的着作，思想可谓庞杂。”
共同的留日经历，共同的政治追求，迅速拉近了两人的心，接下的谈话更是让两人相见恨晚。
“如今，社会是罪恶的，人民是悲苦的，我们要能耐劳，不畏难，战胜罪恶，战胜悲苦，创造一个理想世界。”王若飞脸上的忧郁渐渐隐去，“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不是某一个英雄人物能完成的，要组织群众。”
“说得好，”周恩来赞道，“不仅要组织旅法的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还要组织国内各阶层的民众。”
“但是，斗争是要讲策略的，蛮干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周恩来话锋一转，谈到了“二二八”事件。
周恩来仔细地分析了斗争的形势，说得王若飞连连点头称是。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找了赵世炎、李立三谈话。
赵世炎、李立三因为主张勤工俭学学生应该坚持到工厂做工，用劳动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学习而被李维汉、蔡和森等人骂为胆小鬼，心里正一肚子委屈没处说。
周恩来十分理解地说：“我知道你们的想法是从勤工俭学学生的现状考虑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学生不去做工，而是他们没法做工；不是他们生来就爱斗争，而是他们不得不斗争。他们连起码的‘生存权’和‘求学权’都没有，他们怎能不斗争？！”
这样，周恩来一方面对参加斗争的学生的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同时也非常善意地批评学生们提出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和做法。
这就体现了周恩来沟通艺术的妙处。不同情学生，就难以在留学生中间引起共鸣；不加分析地一味附和学生的主张，就难以提高学生运动的水平。周恩来认识到了这些，他两个方面的工作都做到了，而不是顾此失彼，这就使两种观点的学生都能接受。
实践斗争教育了大家，周恩来的工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于是在法国的几支革命力量深深地感到要消除隔阂，团结起来。
开诚布公
“听了周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一席坦率诚恳的谈话，张学良茅塞顿开，欣然与红军达成了协议。
做沟通协调工作，忌讳之二是不够坦诚。如何破解这一忌讳？周恩来的做法是：开诚布公。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21名红军将领发出了给张学良等东北军全体将士的公开信。信中在揭露蒋介石内战及排斥东北军的种种毒计后，要求东北军起来联共抗日。2月下旬，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去洛川与王以哲进行预备性磋商，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复交通、发展贸易等口头协议。张学良对这个口头协议表示同意，并愿与中共领导人就联共抗日问题直接会谈。
在获得张学良的上述信息后，中共中央经讨论研究决定，派周恩来前往国民党、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与张学良进行直接谈判。
1936年4月上旬，周恩来、李克农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延安同张学良进行秘密会谈。
4月8日下午，周恩来、李克农等于约定时间到达了延安以东0里的川口，当时雨雪交加，电台联络失灵。直到第二天上午，张学良才自己驾驶飞机，带着他的军长王以哲和中共党员刘鼎二人飞抵延安。这时，周恩来一行已经前进到延安城东约10里的桥儿沟，直到天黑才赶到预定的地点——天主教堂。
当周恩来带着一行人到来时，张学良看到走在前面的是一位神采奕奕、目光炯炯并蓄着一大把长胡子的中年人，便本能地向前跨了两步，紧握着大胡子的手，高兴地说：“你是周先生！久仰！久仰！”
“张将军，你好眼力啊！”周恩来深情地打量着面前这位年轻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东北军统帅，幽默而风趣地说。
“谁不知道共产党里的美髯公啊！”
两人对视着哈哈大笑起来，房间里顿时充满了欢乐、友好、和谐的气氛。
双方介绍了随从人员后，周恩来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哦！”
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
周恩来很奇怪，问张学良：“怎么，张伯苓也是你的老师？”
张学良说：“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是听了张伯苓劝告后戒除的，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并说：“我和你同师。”引得大家都笑了。
会谈就是在这种亲切而轻松的气氛中开始的。
一开始，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问张学良：“张将军，我想听一听你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依我之见，中国的前途有两条。”张学良很坦率地说，“一条是走共产党的道路，另一条是走国民党的道路。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回国，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因而竭诚拥护蒋介石做领袖，实行法西斯专制，领导全国抗战。现在看来，这条路未必走得通，如果不停止内战，国内的抗日力量彼此抵消，两败俱伤，什么时候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呢？”
“张将军这样开诚相见，请允许我就这个问题直率地谈谈我的看法。”周恩来见张学良的态度是坦率诚恳的，所以他也开诚布公地说：“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它把资产阶级统治最后的一点表面上的民主都抛弃了。我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主张。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便发动广大群众的潜在力量，这种群众力量是伟大无比的，只有靠这种伟大无比的群众力量，中国抗日才有胜利的可能；如果看不到这种群众力量，就不会树立真正的抗日信心，也绝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调动起千百万人民群众抗日的力量，取得抗日的最后胜利。而法西斯主义是不要群众的，是不讲民主的，是与群众站在正相反的地位的，就国际上讲，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他们都是同日本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的。因此，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讲法西斯只有投降帝国主义，不能抗日。”
周恩来的这一说理是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展开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对此，张学良是非常折服的，他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曾经欣赏和提倡的法西斯主义的荒谬和幼稚。他默默地点了点头，接着又问：“周先生，假如东北军和红军实现了联合抗日，那我们下一步应该如何来对待蒋介石呢？”
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曾经听李克农汇报过，知道张学良的看法与共产党有分歧，于是周恩来谨慎地询问道：“张将军对蒋先生的了解如何？”
张学良说：“我自认为对蒋先生还是了解的，而且他抗日也是有诚意的。”
对此，周恩来是持有怀疑看法的，他说：“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广田三原则’是怎么回事？”
张学良肯定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我担保蒋先生决不会接受。”
周恩来稍作思考后，真诚而虚心地说：“张将军，坦率地说，我党是主张反蒋抗日的，因为大革命失败以来，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系列冷酷的事实教育了我们，此人是不可信赖的，不过，在今天新的形势下，我们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愿意听一听张先生的意见。”
对周恩来的豁达，张学良从内心深处表示感激，他说：“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实际的统治者，中国现有的主要地方都是他在统治着，全国的主要军事力量都被他掌握着，其他如财政、金融和外交大权，都掌握在他手中。我觉得联合抗日不应当反蒋，统一战线也应当把蒋包括在内，这样我们的工作要好搞得多，抗日力量也容易集结，容易壮大。我们东北军是他的部下，如果提反蒋抗日，于工作不利。另外，我这两年同他的接触很多，关系很密切，据我多方观察，他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有抗日的诚心的。”
周恩来问道：“如果南京政府决心抗日，为什么还一定要消灭最积极抗日而为日本所仇视的中共与红军呢？”
张学良回答说：“这就是蒋介石的错处，他坚持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抗日，就是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他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再次强调说：“要抗日，就不应该反蒋，因为现在的抗日力量不是很强大，而是不够，问题在于我们要采取种种方法，逼迫蒋走上抗日的轨道。”
张学良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蒋周围的人能否抗日，周恩来是心存疑虑，为此，他坦率地向张学良提了出来。
对此，张学良解释说：“虽然蒋介石的左右有不少亲日派，如何应钦、张群等，要蒋下抗日的决心是不容易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去做艰苦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