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改革主张，陶行知于1927年在南京市郊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开学典礼那天，他亲自撰写了一副别开生面的对联，张贴在会场两边柱子上，联曰：“和牛马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此联文字不长，却容纳了这么多的牲畜和农作物名称，读来感到贴切工整而无拼凑之感，实属难得的佳联巧对。开学典礼上不写鼓励学生勤苦学习的对联，而倡导这种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思想，至今传为教育佳话。
晓庄学校开学后，陶行知打赤脚睡稻草住牛棚，同学生一起修厕所盖校舍，把每一天的劳动和生活都当做学习的课程。
陶行知带着自己编写的《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奔走各地，踏踏实实教人识字。贩夫走卒、渔夫士兵、厨子僧人，都是他教识字课的对象。他去监狱教囚犯识字，在街头为流浪儿上识字课，他甚至在教育总长蒋梦鳞家里，给帮佣老妈子们和车夫办了平民读书处。这些盼着识字的人，却大部分连买这本小书的钱都没有，陶行知就送给他们，条件是要答应教会身边的两个人，都认识书里的字。《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在当时发行300多万册，据说连草原上的蒙古包里，都有这两本启蒙读物。
陶行知曾对人说过，我最看不起的同学有两个：一是胡适，靠洋人吃饭；二是孙科，靠老子吃饭。陶行知写过一首《自立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
胡适对西方“文明”顶礼膜拜，留学回国后竭力宣扬西方所谓的文明，大肆贩卖“洋八股”，陶行知在《拉车的教员》一诗中讽刺道：“分明是教员，爱做拉车夫。拉来一车洋八股，谁愿受骗谁呜呼。”他指出：“洋八股”好像是请乡下佬吃大菜：“乡下佬，吃大菜，刀儿当作筷。我的妈呀！舌头去了一大块。”他还诗云：“学生坐洋车，风凉而舒服。坐他一辈子，还是不知路。”
在当时，陶行知对中国的苦难比胡适认识深刻，他看清了帝国主义的压迫是当时中国国难的根子。当他读到胡适《我们走哪条路》一文后气愤地说道：“里面陈说中国五个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而对帝国主义之侵略，竟武断的将它一笔勾销。”并讽刺胡适“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着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1935年元月，胡适乘西南航空公司的“长庚”号飞机南游，空中俯瞰桂林山水，颇有感慨，写成新诗《飞行小赞》，载于4月7日《独立评论》上。诗云：“看尽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
这首诗一发表，立即受到评论界的称赞。陈子展先生说道：“像《飞行小赞》那样的诗，似乎可说是一条新路。”又说：“新路是只接受了旧诗词的影响，或者说从诗词蜕化出来，好像蚕已经变成了蛾。即如《飞行小赞》一诗，它的音节好像辛稼轩的一阙小令，却又不像有意模仿出来的”。
事隔不久，陶行知却以《另一看法》为题，针对胡适的《飞行小赞》反弹琵琶：“流尽工农汗，还流泪不息。天上不须半日，地上千万滴！辛辛苦苦造飞机，无法上天嬉。让你看山看水，这事倒稀奇。”
有位人称“小先生”的张健对陶行知说：“这种事并不稀奇，我想把末尾一句改为‘让你看山看水，还要吹牛皮’”。陶行知颇以为然，高兴地说：“这一改，把胡诗人描写得格外活跃。”紧接着，上海某报登载此消息，其标题为：《两个安徽佬》。
后来陶行知先生也有机会坐上了飞机，萌发了诗兴。但此时他还没忘记讥讽一下“胡诗人”，写出了《飞行有感》，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我也‘凌云无碍’，看了一个大概。一块块的田地是谁种？一座座的屋子是谁盖？除了山和水，问是谁造的世界？”
事隔27年之后，也就是1962年2月，陶先生已谢世16年，胡先生也已风烛残年。可是台湾的文坛上旧话重提，《民族晚报》有篇《老乡诗战》的文章。胡适在去世前的12天看了此文，十分平静，笑着对相伴左右的胡颂平说道：“你看陶知行的诗，可见他这个人一点幽默都没有”（陶行知留美期间曾名陶知行）。
陶行知致力于平民教育与乡村教育，胡适热衷于精英教育，所以陶行知对普通大众要比胡适感情深得多。与陶行知对社会底层的满腔热情相比，胡适的态度可以说是很冷漠。这就是陶行知为何要多次嘲讽胡适的原因之所在。尽管这些嘲讽有失偏激与刻薄，但丝毫未减我们对陶行知先生的尊崇之情。因为中国要富国强民，需要的正是陶行知这样的教育者。这位平民教育与乡村教育的热情倡导者与忠实践行者，将永远闪耀在中国教育史册上！
张静江为何被称为“现代吕不韦”？
在民国史上，有这么一位功高盖世、人送外号“现代吕不韦”的奇人：不仅是20世纪初江浙财团的四大亨之一（其一生在商场创造了现代中国的许多“第一”：第一个创办证券交易所，第一个创办西湖博览会……）而且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称他为“革命圣人”、“中华第一奇人”，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陈果夫称他为“党国理财第一人”，毛泽东称他是“有经济眼光”的人。
他就是民国富商、政坛元老张静江，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
张静江（1876-1950），名增澄，字静江，又名人杰，号印光，浙江湖州南浔镇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其祖父张颂贤与外祖父庞云矰，“均为丝商巨贾，个性又都开朗豪爽、冒险进取、热心公益，人杰（张静江的字）自幼受熏陶”，两人对张静江一生的影响很大。张静江自小爱打抱不平，当时被大人们称为“小侠”。这个少年侠客在一次冲进火海救人时被严重烧伤，虽然大难不死，但落下终生残疾，髋骨摔折，股骨断裂，走路一跛一跛，但这丝毫未改他的豪侠性格。
1902年，钦差大臣孙宝琦奉命出使法国，身边缺一个机敏能干的商务随员。有人引荐张静江，孙宝琦大为赏识。张静江在巴黎独资经商，开办通运公司，专营古玩瓷器，兼营丝茶绸缎，并在美国纽约开设分公司。巴黎许多服装客商都赶来同他谈生意，希望通过这个年仅28岁的“商界奇人”打开中法商路。这个身体残疾的中国早期商务随员，就这样在清末民初担当了出国开拓商务的领路人。他在法国还参与创办世界社，创刊《新世纪》周报，张静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之所以被称为“现代吕不韦”，是因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者蒋介石，都是他不惜代价一手支持起来的。没有他的仗义疏财，就没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早日成功，没有他的力相助，就没有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迅速崛起与大权在握。
不惜重金捐助革命，多次解孙中山革命经费缺乏的燃眉之急。
1905年8月，张静江与孙中山在赴法的轮船上相遇，之后便成为终身挚友，一直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筹资助款。
孙中山与张静江初遇时，张静江就对孙中山说：“您就是实行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吗？久闻先生大名了，我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这几年，我在法国经商赚了些钱，很希望能对君的事业提供竭尽全力之帮助。”
短短的航程中，孙中山与张静江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上岸后两人揖别，张静江给孙中山留下了地址，并约定了日后互通电报进行联络的暗号。他对孙中山说：你今后若有困难，在给我的电报中以ABCDE为数码，A为法郎1万元，B为2万元，C为3万元，D为4万元，E为5万元。我一接到你的电报，立即将款子给你汇去。
在革命与亡命的生涯中，孙中山见到太多太多口惠而实不至的“支持者”。
况且，要真正拿金钱赞助革命，须要有一种毁家纾难的精神，张静江能够实行吗？孙中山将信将疑，至美国后把信交与黄兴，让其办理，以探真假。结果钱分文不少，如数领取。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遇到了革命“奇人”。
自此以后，每遇革命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的汇款之约，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举行，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孙中山曾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张静江不但率先参加同盟会，还动员兄长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亲朋好友参加了这个秘密组织，并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将在巴黎等驻外分公司发展为同盟会的“隐蔽据点”。同盟会会友钦敬而感慨地说：“中国有此奇侠，何其大事不成哉！”
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使南京临时政府举步维艰，难以维持，此时张静江等人带头以商人名义捐赠巨款，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财政紧张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感动。孙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曾经将张静江的故乡——浙江南浔镇宣布为“南浔市”，可见以张静江为首的南浔富商对孙中山的影响之大。
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并任命张静江为财政部长，为此孙中山曾言：“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袁世凯死后，回国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交往密切，曾是蒋介石加入中华革命党的监誓人。
1920年2月4日，张静江又遵照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继续为革命筹措经费，这样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一步步地渡过难关。孙中山先生对张静江的仗义疏财之举一直深铭于心。1924年，孙先生组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亲自提名张静江为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全场爆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会谈南北统一的邀请，发表《北上宣言》，离穗北上。不期，孙中山病入北京协和医院。张静江得知后，不顾自己卧床的病体，抱病前往北京。1925年2月2日下午2时，在孙科陪同下到协和医院探视孙中山。当张静江拄着拐杖吃力地来到孙中山病榻前时，孙中山不禁潸然泪下：“你病成这个样子，为何还专程来看我”张静江双手握着孙中山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3月11日，孙中山预感到自己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便在事先准备好的两份遗嘱上签字，并按孙中山的意愿，张静江首先签字，依次是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等12人签名作证。由此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
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与世长辞，张静江悲恸欲裂。4月2日，孙中山灵柩由中央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安放，石龛内悬挂着至今鲜为人知的由张静江书写的长联：
功高华盛顿，德盖中华间，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骨痊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在孙中山逝世后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静江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在大革命时期，张静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成为显赫一时的国民党着名人物。
他力荐蒋介石，多方面助蒋。直至今天，南京市档案馆尚存蒋当年向张静江的借条，厚约一寸多。
1912年，张静江与在沪军中任都督的湖州老乡陈英士（陈其美）邂逅，两人一见如故。此时蒋介石为陈的部下，张静江有意考验蒋，常将世事哲理、商场政坛之事与蒋面谈，发现蒋氏确有抱负，于是交谊渐深。
陈英士遭袁世凯暗杀后，张静江邀蒋介石到他在上海开设的恒泰交易所任职。蒋由此开始了由军旅生涯转向证券市场的过渡时期。但蒋在市场上屡战屡败，最后倾家荡产，只好厚颜启齿，向张静江借钱糊口。张静江并未因此鄙视蒋氏，相反，他对蒋有求必应。直至今天，南京市档案馆尚存蒋当年向张静江的借条，厚约一寸多。在由商转政的伊始，蒋介石几乎是靠向张静江的借贷而笼络上下左右，得以站稳脚跟的。
1918年春，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张静江为使蒋介石将来有所发展，便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担任上校作战科主任；1922年夏天，当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处于危难之中时，张静江让蒋介石到广州中山舰上侍奉孙中山四十余日，从而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之后蒋介石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该书由孙中山题名、张静江作序并资助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非常有助于蒋介石政治上的崛起。张静江扶持蒋介石步步紧随孙中山，为以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提供了可能。1924年5月国民党黄埔军校成立，张静江再次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随着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开始在国民党内发展自己的力量，为其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