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识字教本》是陈独秀晚年倾主要精力、历经数载、最见功力的绝笔之作，也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学术着作。其从字面上看来容易误解为一本粗浅的儿童识字课本，其实是一本语言学方面的学术专着。我国历来所谓“小学”，就是研究文字的学问。该着作解释了三千多个常用汉字的形音义及其孳乳衍生的规律，突破了《说文解字》和段玉裁注的束缚，除了征引古代文献，还大量引用近代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古玺、货币、陶瓦等古文字材料，并联系现代方言口语，以探求文字之本义，及词汇中的同源关系，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由于种种原因，陈独秀写成《小学识字教本》后一直没能正式出版。1971年，该着作以《文字新诠》为名在台湾出版，梁实秋为之作序，对全书作了如下评价：
此稿对中国文字有独到之研究，有很多新的诠释，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本书，实在写得好！
篆、隶、楷、行、草无一不精的书法大家
陈独秀青年时代就热衷诗学，曾于杭州萧寺时不遗一字地背诵杜诗全集，令人叹服。他一生诗作甚丰，诗学甚高。诗书不分家，他还是一代书法大家。作为书法家的陈独秀，青少年时就对篆、隶、楷、行、草无一不习，有浓厚的功底。今所见的陈独秀翰墨中，以书札、诗稿为多，其中大多为率性而作的狂放大草书，如铜板铁琶，大江东去。我们党早期的《向导》周报的报名，就是陈独秀所题，其书清秀中透出英气，外秀内刚。先生挥毫，常碑与帖结合，又极善小篆，精于古隶。对此书家评论甚多。有说先生的小篆笔姿圆润，自然之间而不失规矩。古隶浑厚相质，如汉之瓦当屈铁成字。有说他的作品，草草逸逸，奇趣横生，风帜独标，骨雅神秀，时隐章章笔意，时现大篆骨格，但又绝非任意妄为，处处体现着难得的艺术个性和浓郁的文人气息。
陈独秀曾两次批评沈尹默书法，被传为书法史上的佳话，从中也可见陈独秀对书法理解之深。关于书艺，陈独秀曾经论述到：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俗。他评论沈尹默的书法其俗在骨，被沈尹默认为是药石之言。沈尹默谨记陈独秀之警醒，潜下心来，从执笔改起，终悟笔法，成为一代书法大师。
陈独秀对书法尤其有独到的见解，因而他的字线条洒脱、流畅，行笔不拘，行、草、篆、隶皆能达信笔挥洒，纵结缠绵，并臻妙境。诚如清代书法家赵谦所说：“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
故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因此陈独秀书法被评论为：左右跌宕盘转，一任倾泻，缭绕的笔画走向见出不羁的艺术风采，而与明代大草书家并于一流之行。这可见其书法之精。
《厚黑学》为何被誉为“民国第一奇书”？
民国初年，李宗吾以“独尊”之笔名，撰写了轰动-时的《厚黑学》。他在这部奇书中写道：“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他自称是发明了“厚黑史观”的“厚黑教主”，以为“用厚黑史观去读二十四史，则成败兴衰，了如指掌；用厚黑史观去观察社会，则如牛渚燃犀，百怪毕现”。
“厚黑教主”李宗吾是旷代文化奇人，他生于1879年，卒于1943年，四川自贡人，原名世全，入学后改名世楷，字宗儒，意在宗法儒教，尊奉孔子。25岁思想大变，认为与其宗法孔孟之道，不如宗法自己，故改名为宗吾。早年加入同盟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系四川大学教授，历任中学校长、省议员、省教育厅副厅长及督学等职。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其职位油水丰厚，而离任时清贫潦倒。李宗吾治学严谨，言为心声，尤擅创新，能发前人所未能发之论，能言腐儒所不能言与不敢言，几十年间目睹人间冷暖，看透宦海浮沉，愤而写出《厚黑学》一书，并冠以独尊之笔名，旨在取“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意。他被誉为“影响中国文化的十大奇才怪杰”之一，其扛之作《厚黑学》，亦被誉为民国第一奇书。
《厚黑学》之所以被誉为民国第一奇书，主要是由于其喊出了振聋发聩的一系列独到见解。
第一，入木三分地揭穿了古代政治家成功的秘密。
《厚黑学》一书认为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英雄豪杰成功的秘密，无非“面厚、心黑”。面厚、心黑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最后要达到“厚而无形，黑而无色”的境界。“才华再高，脸不厚心不黑也难成气候；相反地，才华加厚黑等于天下无敌！”
作者李宗吾嬉笑怒骂，妙语连珠，以人们所熟知的三国时代的曹操、刘备、孙权、司马懿、诸葛亮，以及楚汉相争时的刘邦、韩信、范增为例，使读者得以管中窥豹，于史海中探得真知。
曹操、刘备、孙权皆为三国时期的一代枭雄。在《厚黑学》看来，曹操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皇后皇子，并鼓吹“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奸雄的嘴脸暴露无遗。刘备的特长全在脸皮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逃西跑，丧尽廉耻。他最善哭，以骗取将士的好感。孙权呢，他和刘备同盟，并且是郎舅之亲，忽然夺取荆州，把关羽杀了，心之黑，仿佛曹操，无奈黑不到底，跟着向蜀请和，其黑的程度，就要比曹操稍逊一点。他与曹操比肩称雄，抗不相下，忽然在曹丞驾下称臣，脸皮之厚，仿佛刘备，无奈厚不到底，跟着与魏绝交，其厚的程度也比刘备稍逊一点。他虽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备，却是二者兼备，也不能不算是一个英雄。他们三个人，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开来，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服你，那时候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为三。
后来曹操、刘备、孙权，相继死了，司马氏父子乘时崛起，他算是受了曹刘诸人的熏陶，集厚黑学之大成，他能欺人寡妇孤儿，心之黑与曹操一样；能够受巾帼之辱，脸皮之厚，还更甚于刘备。李宗吾在《厚黑学》中说：我读史见司马懿受辱巾帼这段事，不禁拍案大叫：“天下归司马氏矣！”（李宗吾此语，实在是俏皮得很）
他接着又说：诸葛武侯，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着司马懿还是没有办法，他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终不能取得中原尺寸之地，竟至呕血而死，可见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敌手。
李宗吾还言简意赅地对《厚黑学》进行了总结：“厚黑学这种学问，法子很简单，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刘邦司马懿把它学完了，就统一天下；曹操刘备各得一偏，也能称孤道寡，割据争雄；韩信、范增，也是各得一偏，不幸生不逢时，偏偏与厚黑兼全的刘邦，并世而生，以致同归失败。但是他们在生的时候，凭其一得之长，博取王侯将相，烜赫一时，身死之后，史传中也占了一席之地，后人谈到他们的事迹，大家都津津乐道，可见厚黑学终不负人。”
第二，对于中国几千年专制制度下虚伪的封建伦理和圣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在《厚黑学》中，李宗吾对于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伦理和圣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把封建专制统治者给历史糊上的仁义道德一把撕了个干干净净，不但如此，还把批判的利剑直指向“尧舜禹汤”等“圣贤”，声称圣人乃是厚黑徒的最高境界，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嗅，无形无色”之境界。他指出：“君主箝制人民的行动，圣人箝制人民的思想。”实行文化专制的“圣人”的实质是什么呢？“圣人也，厚黑也，二而一，一而二也。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与大盗的真相，庄子是看清楚了的。”他主张打破箝制人民思想的这种权威，绝不能有丝毫的客气。
第三，《厚黑学》明确主张思想独立。
李宗吾说，儒家高谈仁义，而“仁”其实与“厚”相近，“义”其实与“黑”相近，他与孔子“两字的学说，极端相反，永世是冲突的”，中国所以纷乱不已，就是因为孔子家奴以及家奴之家奴的作用。李宗吾写道：“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与周秦诸子并列。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与他们并坐一排，把达尔文诸人欢迎进来，分庭抗礼，发表意见，大家磋商，不许孔子、达尔文高踞于我们之上，我们也不高踞于孔子、达尔文之上。人的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出来。”
对于传统文化遗产，他提出要以古为敌，勇于怀疑；以古为友，相互切磋；以古为徒，大胆批评。
笔者认为，李宗吾发表《厚黑学》是在民国初年，1912年前后，比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要早。我们都知道，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全国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迅速成为了一阵势不可挡的狂飙，“打倒孔家店”的声音不绝于耳。在这方面，李宗吾无疑是先知先觉的先行者。
第四，深刻揭示出了专制制度下的人性之本质。
许多人以为《厚黑学》是专门研究帝王将相发家以及统治天下之奥秘的，其实不然，此书有着更广阔的视野。李宗吾在书中指出，“厚黑”之术未必为帝王所专习，它是“国粹中的国粹，根本上的根本”。“厚黑”作为文化的“根本”，所见形态千差万别，实质则皆归为一。“老子见之，名之曰道德；孔子见之，名之曰仁义；孙子见之，名之为庙算；韩非见之，名之曰法术。”虽然名义纷杂，其基本的原则，其实共通。“厚黑”之术对历史影响之长久，于文化植根之深入，使得民族心理形成了深深的印痕。《厚黑学》中说，人能循着“厚黑学”研究下去，“就可以窥见人性之真相。自古迄今，社会上有一种公共的黑幕，这种黑幕，只许彼此心相喻，不许揭穿了，揭穿了，就要受社会的制裁，这也是一种公例。”
第五，直面当时的政治前景，指出其症结所在。
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作者当时所处的民国的政治前景，《厚黑学》中也表示出鲜明的态度：“民主国人民是皇帝，无奈我国四万万人，不想当英明的皇帝，大家都以阿斗自居。”“有阿斗就有黄皓，诸葛亮千载不一出，且必三顾而后出。黄皓遍地皆是，不请自来。我国之所以濒于危亡者，正由全国人以阿斗自居所致。”
有人批评李宗吾的观点过于偏激。李宗吾回答道：“诚然，唯其偏，才医得好病。芒硝大黄，姜桂附片，其性至偏，名医起死回生，所用皆此其药也。药中最不偏者，莫如泡参甘草。请问世间的大病，被泡参甘草医好者有几？”自孟子而后，“性善说”充塞天下，“把全社会养成一种不痒不痛的大肿病，非得痛痛地打几针，烧几艾不可！”
《厚黑学》中的观点可谓别树一帜，在文化史尤其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和独到性。林语堂、梁实秋、柏杨、李敖、南怀瑾、张默生、李石锋等学问大家对李宗吾和他的《厚黑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柏杨对李宗吾推崇备至，写书《厚黑教主传》，对其高度评价。柏杨在《李宗吾之学》一文中还提到这样两个有趣的段子：其一，他（指李宗吾）曰：“大凡行使厚黑之时，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不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凡是我的学生，一定要懂得这个法子，假如有人问你：‘认识李宗吾否？’你就要板出最庄严的面孔，说道：‘这个人坏极了，他是讲厚黑学的，我不认识他。’……”其二，有一个道貌岸然之官，闻李宗吾先生提倡厚黑学而义愤填膺，写了本《薄白学》，在成都报上发表，痛斥李宗吾先生狼心狗肺，贻害苍生。结果，该官因贪污渎职，奸淫扰民，被处死刑，其尊头悬挂少城公园，以观其薄白学之风行于世。现在一些着名高校在研究生课程里开辟有“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李宗吾的《厚黑学》”的专论，充分体现了《厚黑学》学术、思想的生命力。
陶行知为何多次嘲讽胡适？
陶行知与胡适至少有“六同”：同是安徽省徽州老乡（陶是歙县人，胡是绩溪人），两人同岁，自幼同学，又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同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高足，回国后同在教育领域工作，各自在新文化领域和新教育战线开出一片新天地。两人私交虽好，但投身社会后在思想情感和政治立场上渐行渐远，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在积贫积弱与战乱纷呈的旧中国，陶行知毅然脱下教授的洋装，抛却国立东南大学教务主任的职务，换上布衣草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以“为三万万四千万农人烧一炷心香”的虔诚，以培养具备“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创造的精神”的新青年为理想，毫无保留地奉献于中国的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为人民大众的教育事业奔波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因为爱人类，所以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爱中华民族，所以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怀着这种深沉的情感，陶行知成了中国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的先驱者。教育改变人生，他的艰辛努力改变了无数处在社会底层者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