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楚生是诗、书、画、印四绝的著名艺术家。其画清新朴茂、笔墨简练、格调隽逸，在现代花鸟画坛上独树一帜。书法拙中寓巧，草书和隶篆最为人称道。篆刻远师秦汉，近踵吴熙载、赵之谦、吴俊卿、齐璜等大家，而能不落前人窠臼，自出新生意，开创了一代印风。其肖形印更是融汉画像、古肖形印为一炉，在印坛上冠绝古今，无出其右。西泠印社副社长，当代书画篆刻大家钱君陶先生曾云：“来氏刻印七十岁前后所作突变，朴质老辣，雄劲苍古，得未曾有。虽二吴（按：指吴熙载、吴俊卿），亦当避舍，齐白石自谓变法，然斧凿之痕，造作之态犹难免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能独立称雄于印坛者，唯楚生一人而已”可谓最恰当的评论。
来楚生之玺（来楚生）
余任天（公元1908年一1984年），字天庐，浙江诸暨人，是新浙派绘画的重要奠基者和代表人物之一，是现代美术史上诗书画印兼擅的艺术大家。其山水笔墨酣畅、意态鸿蒙，花鸟人物生机盎然、格高意雅，书法四体咸备、气清神旺，篆刻气概纵横、雄健苍润，诗词通达晓畅、清新自然。故有“四绝压群伦”之誉。
他的篆刻取法广泛，兼容并蓄。在字法上吸取了汉印、砖铭、简书的特征，古朴自然。他还善于用隶意行楷入印，不作无谓的盘曲镣绕、使字法结构显得简括明了。隶书和行楷入印，在当代印更上曾经风行一时，今天看来成功者并不多，很少有能像余任天的探索那样、形成古意森森，异趣盎然，浑然天成的制作。这是他对人印文字驾驭能力的一种体现。他篆刻的刀法猛利劲爽、干净利落，融合吴昌硕、齐白石、邓散木等篆刻大师用刀特征，不滞泥、不作态，一本自然，营造了神清气旺、雄健苍润的篆刻基础。在篆刻章法上善于运用大疏大密，块面对比。同时还擅长用大角度的斜线笔画、来打破印面的平板，平中寓奇、空灵流动，极有现代感。
沙孟海（公元1900年——1993年），名文若，以字行，号石荒、沙村、兰沙、决明，出生于浙江鄞县，定居杭州。
他是当代杰出的书法家、印学家。由于书名震烁，晚年又长期不搞篆刻创作，因此篆刻就不为人们尽知。他早年从冯君木学古典诗文，从吴昌硕习书法、篆刻。沙孟海与吴昌硕的交往有点戏剧性。1924年岁末，昌硕先生在海上词人况蕙风家闲坐时，发现了沙孟海雕刻的印章，当即挥笔书道：“虚和整秀，饶有书卷清气”。得到吴昌硕如此评价，沙孟海激动不已，不久就拿着自己新刻的作品登门求教。当时他教书的处所与吴昌硕的宅邸相距甚近，晚上得便，他总会到吴昌硕府中闲聊，而就在这漫不经意的闲聊中，吴昌硕的艺术理念犹如绵绵春雨，寂然无声地滋润了年轻人的心田。沙孟海曾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1963年起在浙江美术学院兼课，1979年起为书法、篆刻专业研究生导师。
沙氏篆刻古朴厚重，又强调刀痕的自然显露。著有《兰沙馆印式》、《印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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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雄宝殿”补题款
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匾额，是1953年宝刹修葺时，浙江书法界泰斗张宗祥推举沙孟海题写的，因沙孟海善书擘窠大字。然而，1957年，当他的三弟、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后，他作为兄长，题写的匾额也不能继续存在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决定很快做出：把沙文若（沙孟海字文若）三字从匾额上抹去！于是，在“整修内部，暂停参观”之后，万千游人面对的已是一块没有题款的“大雄宝殿”匾。好在游人中杭州人的比重不算太大，而杭州游客中清楚匾额来历的也不太多，如果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这种格局也许将长远地存在。
那是1970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恩来陪同下访问杭州，游了湖看了戏之后，西哈努克提出要到灵隐寺进香。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提出这个要求无可厚非，但对中国当局却无疑是一个大难题。
1966年6月红卫兵运动发起后，灵隐寺的菩萨也成为攻击的目标，当时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给浙江省委发了电报，指示“暂将灵隐寺封闭，留待运动后期处理”。到这时，灵隐寺仍在继续封闭之中。但西哈努克的要求又不便拒绝，周恩来几经权衡，决定开放灵隐寺，让西哈努克入庙进香！
西哈努克如愿以偿，可谁也不会想到，亲王在进入大殿前会盯着“大雄宝殿”四个字，问陪同参观的中方官员：“这几个字是谁写的？为什么没有题款？”中国官员吃了一惊，他没有估计到西哈努克会有这样的汉学功底。他看了看周恩来，惴惴地告诉亲王：这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已经不知何人书写了。西哈努克不再声响，似乎已经接受了“无名氏作”的观点。
但周恩来却接受不了，他知道这块匾额的书写者并非古人而是沙孟海，那个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的沙文威的大哥沙孟海。他找来了当时的省革委会负责人，说了这么一段话：沙文汉是沙文汉，沙文若是沙文若嘛！怎么能够因为沙文汉是右派，连沙文若的名字也抹去呢？不能搞株连。这不是党的政策！
周恩来的指示得到了贯彻，浙江当局很快派人找到沙孟海，要他去补一个名字。按一般人的看法，这当然是“很抬举你了”，可沙孟海不，他的倔劲又上来了。他说：“要么重写一块匾。名字就不补了。”来人好不尴尬，但是写字的事又相强不得，事出紧迫，他们只好请来另外一个人，拼凑了“沙文若”三个字补上。字写得不协调，很难看，但“大雄宝殿”的匾额上，“沙文若”三个字到底还是出现了。
张大千（公元1899年——1983年），原名正权，后改名爰，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下里巴人，斋名大风堂。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省番禺，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5月10日（农历四月初一），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城郊安良里（象鼻嘴堰塘湾）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传说其母在其降生之前，夜里梦一位老翁送一只小猿入宅，所以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改名猨，又名爰、季爰。后出家为僧，法号大千，所以世人也称其为“大千居士”。
张大千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无论是绘画、书法、篆刻、诗词都无所不通。早期专心研习古人书画，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后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他的治学方法，值得那些试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画家们借鉴。
张大千的篆刻为画名所掩，而且将篆刻视为书画余事，故作品不多。但从他流传的一些篆刻作品来看，造诣是很深的。他早年喜学宋元体，后来博取秦汉及明清各家的印，把画理用于篆刻艺术的创作，很有特色，看去很“新”，但又是“古”的。
陶寿伯，名之芬，号万石，1902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5岁开始学篆刻，师承极广，博取众长，受赵之谦、徐三庚的影响较大。晚年作品多用《天发神谶碑》风格，深受日本篆刻界的好评。
在44岁以前，他活动于江苏、上海之间，与王福厂、易大厂、邓散木等人交往甚多。1950年去香港，后又转入台湾，组织印学会，他任会长。
邓万岁（公元1884年——1954年），原名溥，字季雨，号尔雅，广东东莞人。青年时曾留学日本，攻美术。归国后在北京任职，不久回广东。他深究文字训诂学，精考证。篆刻以黄牧甫一路变其体，图形、瓦当、元押印很有特色。晚年居香港，对篆刻艺术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
冯康侯（公元1901年——1983年），名强，广东禺山人。工篆书，篆刻脉承黄牧甫，擅长刻圆朱文印。曾在南京铸印局任职，后去香港与陈湛铨合办经纬书院，讲授文学艺术，又在新亚书院及香港大学课外讲授篆刻，首次为香港造就印学人才。
从清代到现代，历时约三百年，名家如云，是篆刻艺术“万紫千红”的时代。在这一漫长的时期里，篆刻艺术在明代的基础上大有发展和创造，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篆刻艺术形式更为多样化。在明代，基本上以汉印形式为多；清代除继承汉印传统以外，很多篆刻用继承了古玺式样。
（2）在章法上，明代篆刻一般都较匀整、对称、疏朗；清代的篆刻，章法一般较错综、参差、紧凑。
（3）在印文的用字上，由大、小篆的合一，又扩大了用字面，如鼎彝、权量、镜铭、泉币、砖瓦等文字，不论方体、圆体，均可入印，有创造性。现代由于甲骨文的大量出土，甲骨文入印更是一个特色。
（4）在刀法上，由“冲”发展到“涩刀”、“纯刀”，进而归纳为“刀、石、笔、墨”四者的结合。由“光洁”的一路，发展到“残破”的一路，形成为“工”和“放”两种创作方法。
（5）由篆刻与书法的结合，“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发展到“诗、书、画、印”的熔成一炉，大大发展了篆刻创作理论与实践。
（6）边款艺术由行书发展到各种书体，由书发展到画，由阴刻发展到阳刻，由简约的内容发展到丰富的内容。
（7）印社组织如西冷印社、乐石社、龙渊印社、《印人传》等的出现，都标志着篆刻艺术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
（8）在这一漫长时期里，我国的篆刻艺术不断地由内地向香港、台湾地区发展，并与日本加强了联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