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租大面积土地者，既以农林牧业为主（中低收入群而税负高），“则一国负担既全落于农民之头上，国家之经费愈膨胀，则所责于其负担者愈多。农民欲转嫁其负担，则不得不昂其农产物之价值以求偿，而彼一般消费者固可仰给于国外之农产物，而国家莫之能禁也。……则外国品滔滔注入，……相率向政府解除租地契约，政府所有之土地一旦供过于求，而地代价格因以骤落，而财政之扰乱愈不可思议”（18：18-19）。
（6）今全世界除英国之外，无一国不行保护贸易政策，“而此政策与单税论不能两立者也。而中国将来不能绝对的采自由贸易政策，又至易见也，故土地单税论与中国将来之国际贸易政策不能兼容也”（18：19）。这项论点不合逻辑：上一点说若行单一税，就要靠保护主义才能抵挡外国的农产品侵入，而此处又说保护主义与单一税不能两立。梁对此点的逻辑说明不够清晰。其实他心中的意思，是既反对国有化，又反对自由贸易化，可能是一时心急笔快造成解说不足，而引起读者有语病难解之惑。
梁对这六点的总结是：“以上就财政政治一方面观察之，土地国有论既种种谬于学理、反于事实，而毒害国家矣。”（18：20）
6.3.3.2经济角度
梁先介绍土地国有论中最有力的学说：“盖土地价格所以逐渐腾贵，非个人之劳力能使然，皆社会进步之赐也。故缘价腾所得之利益，自当属于社会，土地私有制度，实流毒社会之源泉也。”“此论即彼报（指《民报》）所宗仰唯一之论据也。”（18：21）他根据田中穗积的《高等租税原论》第6章（18：22），用3页的篇幅反驳此说，要点之一是：“今一旦剥夺个人之土地所有权，即是将其财产所有权最重要之部分而剥夺之。而个人勤勉殖富之动机将减去泰半，……社会主义……偏采此阻遏此动机之制度，则所谓两败俱伤也。”（18：24）
此点是梁文第2节内较值得一述的论点，其余17点（第17至33点）的内容，有些在《杂答某报》内已出现，在此只是更加细密化[例如第31至33点再论社会主义之弊（18：51-54）]；有些论点是根据西洋和日本经济学和财政学者的著作，驳斥土地国有和单一税论，梁自己的见解较少；有些论点是根据日译西书，介绍各国的相关状况给中国读者知晓，信息远多于论点，这类的文字占了相当篇幅（例如18：36-39、41-43）；有些论点前后重叠，反复解说。由此亦可稍见梁作此文时事多烦乱，极力铺陈，分3期刊载，缺乏前后一贯的精简删修，例如第28至30点长文论述公债与内外债问题（18：43-51），这应是属于第6.3.3.1小节的财政问题。简言之，此节精彩之处不多，远不及从财政角度的分析简洁深入有力。
6.3.3.3社会角度
此小节内的6点（第34至39点），更是强弩之末。这些论点的要旨早已尽出，而梁竟能写出22页的长篇幅，手法上只是把从前已说过与社会面相关的各种说法，再次整理条例，再敷以笔锋说辞，并无多少新意可言。
初读此3小节者，必惊服梁之条理；有系统阅读梁在当时之著作者，当能谅解这类改革路线性的笔仗，有时需靠篇幅撑场面。其实只要掌握住梁的基本路线与主要论点，就可以知道他对土地国有化的论点，已经重复到连自己也厌烦的程度，也因而可以理解他对《民报》第15-17号的反击为何不再回应了。
6.3.4《民报》的再答复
《民报》在第15-16号有县解（朱执信）连续两期的长驳， 第17号有太邱的驳斥文。此两文在深度、气势和格局上，都比不上第12号的那篇长文，大抵应说的要点已尽出，这两篇文章都是较细琐性的辩解。
县解的主旨，是驳第6.3.3小节内的“就财政上正土地国有论之谬误”。他认为梁的15点“失实而多欺”（15：69），他的基本论点是“近世学者对于土地国有之非难，率从管理、立法等方面立论，而不能探土地国有之本源，以立反对之论据”（15：67）。这是在批评梁以及他所根据的欧、美、日学者，在立场上的偏颇。这项反驳不够有力：梁的批评虽非点点见血，但也足够让旁观者注目，让国有论者全力护卫。
县解的长文分5大节，主轴是在辩明：从财政上来看，单一税的收入足够中国政府的各项开支。第1节驳英国田租不足供英国岁用之说：梁引用麦洛克之说，推算英国若行土地单一税，则岁入必不敷岁出。县解另行推算（15：79-80），驳麦洛克之说，认为应足用有余。县解并未说明数字来源，而他也非财政预算专家，此事非专家难断，不知英国经济史学者对此问题有何判断。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当时极富之英国若果真能行此制，而百废待举的中国是否有能力、有条件仿行，那是个另待验证的问题。
第2节驳斥梁的见解：“中国田赋岁征不及四千万之说”。他引用刘岳云所编的《光绪会计表》，说明光绪十三、十五、十六、十九年全国的地丁、粮收、耗羡三项已得约3780万两（15：84）。如果这三大项的总额都不到4000万两，不知县解如何得出“满政府岁收地税必不下于四千万”（15：85）。地税怎可能多于全国的粮收与地丁诸额？4000万两的地税岁收，如何足够用来治理4亿人口的国家？
第3节的要点，是在“驳中国地税不加额不可得四万万之说”。就算确实可得此数，这四万万的地税，如何够四万万人口的国家岁支？如何应付庞大的赔款、外债、新建设之需？ 第4节的主旨相同：“驳地租总额不过六万万之说”。问题同上：就算有六万万的税收，足够吗？ 第5节（刊在第16号）甚冗长：“驳土地收入不足供国用之说”（15：33-71）。依县解的估算，行土地国有化与社会主义国营事业后，在最佳状态下，国家岁入“总额可得百万万元以外， 第此豫计皆就其发达至于全盛者计之，故其达之程期，必须三四十年，不能视为自始可得之收入”（16：71）。假设中国在推翻清朝之后，聘亨利·乔治为财政总长，他读此项乐观的估算之后，不知是否会赞同中国采土地国有制、行单一税，而且有信心能够单靠土地税入，来支付各项外债、赔款、行政开销，还能让农民感受到生活比清末有明显的改善？
太邱在《民报》第17号的驳斥文分两个面向：在理论方面的辩解，主要是阐述“吾人之土地国有政策与土地单税论之差异”（第1节）。
他的论点是：土地单一税制是根源于法国的重农学派（17：64），“重农学派之说，与吾人所持之土地国有政策殊非同物。何则？彼以租税全额责诸地租，吾人则以租税金额取诸地代”（17：73）。单读此句实在难以辨别差异何在，他到了页82才以三点说明这项差别：
“（1）彼（重农学派）以租税金额取盈于地租，（中国）则以租税金额相抵于地代。（此句难解）（2）彼行土地单税，以抵诸般租税，是为无偿，此行土地国有，以定价收买，是为有偿。（单一税是课税，当然无偿；定价买地，必须付地款，当然有偿；一为课税，一为买地，如何并论）（3）彼行土地单税，独责地主以负担；此行土地国有，不特可免地主以外之人之负担，并免地主之负担。（此事难解：行土地国有后，工商医诸业须向国家租地，如何可免地主以外之人的负担？如何免地主之负担？）”在史实方面，他举日本的状况为例：明治三十一年时，日本的地租总额占全国租税总额的比例约三分之一强（17：81）。若日本也行国有化和单一税，则政府必须要求租地者付三倍之地租，才够维持过去的税收水平。这种国有化对土地使用者（以农民为大宗）有何帮助？太邱此文非但无帮助之功，反而让读者更质疑国有化的效果，以及单一税对财政结构的帮助。
6.4评比与结论
双方的辩驳至此结束，以下从概观的角度来评比双方论点的强弱处。孙文和《民报》的成员，一方面要推翻清朝，另一方面计划要把社会主义和土地改革引入中国，创立一个新中国，这是革命者的路线。相对地，从保皇、维新路线出发的康梁并不打算推翻清廷，也不认为治欧美病症的处方能用来医治中国的沉痾。这是双方在认知与路线上的基本差异，自然会认为对方的政策难以接受，而引发一场激烈的争辩。双方的立场不同，所主张的经济路线和政策，在当时各自有不同的拥护团体，最后已变成信念的问题，而不是义理之争。
简言之，孙派主张社会主义路线：（1）要行单一税制和土地国有化，（2）要发展国家资本，（3）节制私人资本，（4）注重劳工福利，（5）强调分配平均的重要性。梁派的见解是：（1）西方国家尚无实行社会主义成功之实例，中国亦无条件实行社会主义，他称之为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2）采取保护主义，对抗列强产品与资本的入侵；（3）奖助本国大资本家，以求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生存；（4）先求经济发展，可以暂时容忍分配不均之弊；（5）从财政、经济、社会三个角度，论证单一税与土地国有制在中国万不可行。
双方的争论在推理上并不复杂，而竟然耗费如此多的篇幅与精力，主要是因为双方的文体论叙夹杂，互抓语病攻击而大耗段落所致。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孙、梁两派之间的争辩，不论在路线上或观念上，在其他国家也发生过（详见Lavoie，1985），所以这不是一场具有独特性的争辩，只是20世纪“资本主义vs畅社会主义”大论战的一环而已。较特殊的是，中国在20世纪初就有过这场论战，但因时间较短，影响范围较小，而且在思辨方面的深度较低，所以较少被放在世界性的架构下来理解。
双方所持的论点亦非创见，大体而言，《民报》所根据的是日本论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面的著作，这些论题在当时是风行的显学。《民报》在文章内直接引用的日本学者，有河上肇、安部矶雄、幸德秋水等多位（12：100），他们当然也根据了马克思、恩格斯、亨利·乔治，以及英国费边社（The Fabian Society）等人士的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