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是一个立体多维的复合体。就纵向而言，今日的江南文化是历史的江南文化的有机延伸和发展，是深长悠久的千年江南文化的当代形态；而从横向来看，它是中国当代整体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其中极富个性和最具活力的动力源之一。在它身上，奇妙地凝聚着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等复杂内涵，并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纠缠在一起，对文学产生了潜在的深刻影响。研究江南文化与跨世纪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契入，不仅可加深对江南文化特质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探寻当代文学整体发展的某些普遍性的规律。
一、江南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格局中的地位
在进入正文之前，首先有必要对“江南文化”作一番界定。何为“江南文化”？这似乎是一个很难说但又不得不说的话题。“江南”是一个由自然地理位置而形成的概念，指的是长江以南地区。它相应还有一个称谓，是“江北”，但似乎流传不广。这里追溯起来，重要原因之一，是唐贞观元年（627），“江南”曾被直接作为行政区域划分的名称。当时设立十个监察区，称为“道”，其中有“江南道”。它管辖的地方很大，区域范围包括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相当于现在的福建、江西、江苏、浙江、安徽，以及湖北的长江以南部分和四川的一部分等。
自唐以降，江南的名称虽历经变化，但从总体上看，区域范围逐渐缩小至江、浙一带，并且褪去了它的行政色彩而作为自然、经济、文化的含义而存在。这里所谓的江南，也就是清朝以来人们习惯所称的“八府一州”：苏、松、常、镇、宁、杭、嘉、湖以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辞海》“江南”条释：“地区名。泛指长江以南，但各时代的含义有所不同：春秋、战国、秦汉时指今湖北的江南部分和湖南江西一带；近代专指今苏南和浙江一带。”后者就是狭义“江南”的概念。这么划分的标准是：这“八府一州”之地不但在内部生活条件上具有统一性，同属于太湖水系，在经济方面的关系也十分紧密，而且其外围有天然屏障，与临近地区形成了明显的分隔。到了近代，情况又有了些变化。本来在明代中期，长江下游经济中心城市是苏州。而19世纪末，随着海洋文化的兴起以及对外大门的打开，港口城市上海取代了运河城市的地位，并由此及彼地对周边和地理位置相对靠近的宁、绍产生了重要的辐射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和道理，我认为在讲“江南”概念时，是可以而且有必要将受上海经济辐射的宁、绍甚至上海纳入视野。事实上，现在不少研究就是将其列为“江南”经常性的表述对象。当然，上海不同于宁、绍，它的情况相对比较特殊。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归划，它自然是在江南地域范围之内；但由于移民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改造和融合，又呈现出复杂状态。这一点，我们在近代乃至当代上海人所表现出来的“精明求实的商人观念，宽容趋新的文化观念，独立自主的国民人格和热情自觉的参与意识”中，依然可触摸到江南人文化生态中求新而又适度、聪明而又平和等的种种文化人格特点。本书所说的“江南”是狭义的江南，它的区域主要是“吴越”范围；鉴于历史沿革和现实状况，同时也将上海纳入视野。这也是一般文学史、文化史使用的江南的一个概念。特别要说明的是，本书阐述江南文化的时候，为行文方便起见，有时会将吴越文化与江南文化并称，而将其差异忽略不计。
当代学者冯天瑜在《中华文化史》中指出：“几千年来，中华文化的中心，大体沿着自东向西，继之又由西北而东南的方向转移。”众所周知，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历来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周、秦、汉、唐、宋等都建都在北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文学文化史就是北方文学文化史。这一切都毋庸置疑，并成为学界的共识。但这样说决不意味着江南是一片蛮荒。
据有关研究证明：江南地区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江南人民就创造了灿烂的原始文化。江南人民轻礼重乐，热爱自然，富于想象，给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饶的土壤。魏晋以后，书法和绘画成就卓着。南宋时期，杭州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江南更是成为文人荟萃之地，话本小说和南戏异军突起。延至近现代，随着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崛起，江南文化更是得风气之先，在文坛和学界扮演了引领的角色，其中不少学者成为某方面的领袖人物或代表人物：龚定庵首倡“诗界革命”，王国维开近代美学之先河，“鲁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乡土小说和散文诗的开山祖；周作人是‘人的文学’的倡导者，现代美文的开路人；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角，又是社会剖析派小说的领袖和开拓者；郁达夫则是另一个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健将，小说方面的主要代表，自叙传小说的创立者；徐志摩是新月社的主要诗人，新格律诗的倡导者；丰子恺则是散文方面一派的代表”。在整个中国近代特别是现代文学史上，江南作家群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说现代文学史上“江南作家占有半壁江山”，是一点不为过的。江南文化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
江南文化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所作的贡献，还表现在藏书、科举考试以及各项文化事业上。江南鱼米之乡的富庶、公私刻书的精良和文人之间常有的诗文唱酬，使得藏书成为江南文人乐于从事、易于收聚的雅事。江南普通居民家中藏有一二十箱线装书的，并不为奇，拥有数千百卷图书者，亦不在少数。明清以来，还出现了叶盛、王世桢、赵用贤、毛晋、钱牧斋等一大批藏书家，藏书之丰富，收藏版本之珍贵，几乎可以和皇家内府的藏书相比。据今人吴晗统计，从晋到清，浙江私人藏书家达359人，有案可查的藏书楼180余处，其中尤其以宁波天一阁、杭州文渊阁、瑞安玉海楼、湖州嘉业堂最为着名。
藏书不仅能够保存大量的文化书籍，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更重要的是文化精神通过书籍得以脉脉相传，绵延至今。
古代的教育水平直接通过科举考试来体现，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人才的南迁，江南一带文化迅速崛起，“北宋景佑二年（1035），吴人范仲淹创建苏州府学，各地争相仿建。有‘天下有学自吴郡始’一说。浙江、江苏和福建官私学校最为普及。三省州学普及率100%，县学普及率80%，私学占全国72%”。据《江苏省志·教育志》统计，苏南地区历代重要书院共有155所，句荣的茅山书院、无锡的东林书院、南京的明道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等都在全国颇有影响。发达的书院制度促进了江南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培育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据《江苏省通志稿·选举志》、《明清进士提名碑录索引》等书的统计资料，“明代进士全国22980名，苏南就有2622名，占全国进士总数的11.4%。清顺治三年（1646）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国共出状元114名，仅苏州府就出状元26名，占全国状元总数的22.8%”。这里统计的仅仅是苏州一地的情况，如果将江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统计的话，那占的比例就更为可观，而且这些成绩还是在对江南文人有名额限制的情况下取得的。
遗憾的是，到了当代，也许是一体化机制的缘故，区域文化逐渐被带有浓烈北方色彩的，崇尚重大、伟岸、阳刚的政治文化所遮蔽，加之政治（南京）、文化（上海）中心北迁（北京），江南文化地位下降，程度不同地被边缘化了。受其影响，当代文学从题材选择、审美风尚到作家队伍、价值取向等，都出现了不同于现代文学的重大转换，它也逐渐失去了与地域文化相关的个性特征。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建设、社会文化发展步伐的加快，某种意义上说长江三角洲已成为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即所谓的地域文化的共同体，江南文化才风云际会，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释放自己应有的能量。尽管这是初步的，远未臻理想，离社会和人们的期待有较大的差距，但毕竟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二、江南文化视域中的当代文学思潮及其主要特点
“江南文化”的主流和精髓是吴越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江南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一种带有南方水文化所特有的柔婉、灵动、开放而又兼具坚忍、硬朗、富有力度的独特气质。古希腊时代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在《论空气、水和环境的影响》一书中就认为：“人的身体和性格大部分随着自然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不同民族的人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然环境造成的。”历史形成的文化环境，必然也影响该区域文学思潮的方方面面，使其总体呈现带有区域文化特点的共趋性的艺术特征，这就是：从本土文化中吸取轻礼重乐的文化传统，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融会贯通，对现实生活进行极富超越性的情感体验，追求精神的自由开放和无拘无束，追求主体的逍遥浪漫和冲淡柔美的可能性世界的构建。这也就可以解释江南文化视域下的“江浙”当代文学，为什么少有强烈的急功近利性而更强调艺术审美的超越性。当然，以上所说比较笼统。如果再具体化一下，不妨可作如下几点概括：首先，是致力于吴越风情的营造。吴越之地，山川秀美，雨水充足，草木葱郁；吴越之民，生性恬淡通脱，重乐轻礼，习喜温馨雅致。
